该书描述了荣氏一族自清末至今的百年兴衰，从中可一窥商业大家族的成败之道。
一、荣氏三代的经商简介
书中把荣熙泰归为第一代，实际上他的影响力很短，故将自他以下的荣氏划分为三代比较合理，各代的代表人物各具特色。
（一）荣氏第一代：荣宗敬、荣德生
经历年代：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华民国成立、淞沪会战
清末，由于创办实业的兴起，以及不法商人走私鸦片等带来的巨大资金需求，催生了汇兑业务的繁荣。荣熙泰、荣宗敬与荣德生父子三人也在上海创办了广生钱庄。
因为过度操劳，荣熙泰很早就离世。他留下了一条经商遗训：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开始也遵循父亲的遗训，谨慎参与高息吸储的“贴票”业务，躲过了挤兑破产的风潮。鉴于钱庄竞争过于激烈，他们倾向于发展实业。
“吃”、“穿”是国人大事。两兄弟决定，“发展实业，应从吃、穿两门入手”，先后开办了保兴面粉厂、茂新面粉厂、福新面粉厂、振新纱厂、申新纺织厂。
义和团运动造成北方局势不稳，作为北人主食的面粉急缺，不得不大量进口。日俄战争破坏了东北的生产，日俄双方都加大在中国采购面粉和棉纱。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大陆成为一片火海。因此，中国进口的洋货剧减，反而成了面粉出口大国。这些都为荣氏企业提供了发展的良机。
荣氏购进先进的机械，扩大了产量，增强了品质，并对小麦原料的产地、收储、价格等环节均实现了有效控制。到了19世纪20年代初，荣氏兄弟的“三新财团”雄踞面粉、棉纱两界，约占中国面粉、棉纱产能的四分之一。
然而，荣宗敬的投机心理逐渐显现，先是投机橡胶股票失败，后又逆势扩张，负债累累。在淞沪会战中，荣氏企业的二分之三被毁。祸不单行，荣宗敬又误加入了日军控制的“上海市民协会”，成为地下抗日分子的暗杀目标。情急之下，他匆忙乘船逃往香港，不久病逝。
（二）荣氏第二代：荣毅仁
经历年代：抗战结束、新中国建立、“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改革开放、成立中信
抗战胜利后，为了解决粮食供应紧缺的严重状况，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亲自召见荣毅仁，要求他替政府出面收购小麦，并为军队供应面粉。由此，荣毅仁恢复了家族的面粉事业，名誉鹊起，成为荣家第二代中的领军人物。
然而，他的成功来自国民政府在背后撑腰，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商博弈，企业终将被权力所驱役。
那时，国民党内部贪污成风，层层克扣。荣毅仁交出去的军粮都是白面粉，而前方军队吃的却是黑硬的馒头。到了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荣毅仁成为背锅侠而被拘押。为了救人，荣家被迫送上黄金10条、美元5000，合计1万美元。
在1946年到1949年的短短三年中，荣德生绑架案、“荣鸿元事件”及如今“军粉霉烂案”，使荣家先后损失数百万美元，声誉也大受影响。一心复兴祖业的荣毅仁对国民党政府失望之极，又在荣德生坚决留下的态度影响下，选择在解放后留在了大陆。
新中国对荣氏企业非常支持。荣氏也投桃报李，积极购买政府债券，配合公私合营。改革开放以后，荣毅仁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融资租赁、吸引外资、成立合资公司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正是由于“红色资本家”的标杆身份，荣毅仁也在政界颇有发展，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
（三）荣氏第三代：荣智健
经历年代：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回归、世纪金融危机
与前两代不同的是，荣氏第三代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机系，眼光已不局限于前辈们只关注的吃穿这些基础性产业。
解放前迁至香港的荣氏一族，在政商两界关系深厚，家族内互相帮衬，成功者甚众。荣智健发现电子工业在香港正热门，就与兄弟荣智谦、荣智鑫共同出资，于1978年12月创办了电子厂“爱卡”。初期产品是电子表、收音机，后又升级为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储器。
尽管不断有新的电子工厂在香港出现，荣智健却察觉到了巨大的潜在危机。香港缺乏专业人才，土地有限，工资和地价连年攀高，均不利于制造业的持续发展。1982年，他毅然出售所持的爱卡股份，变现为720万美元，折合5600多万港元，是当初100万港元投资的56倍还多。
荣智健转而看上CAD这项技术的商业价值，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CADI）。荣智健利用家族的人脉基础，四处开拓市场。公司业绩一路飘红，并于1984年登上美国股市。趁股价飙涨，荣智健将所持原始股全部抛出，套现4800万美元，约3.74亿港元。
从以上两次实业创业的经历，不难看出荣智健对市场的敏锐嗅觉，也说明他更喜欢的是不断投机新兴的商机，而非像父辈那样永续地经营。
在香港回归之际，他正式加盟中信香港，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的思路下，自1986年以来的短短四年中，中信香港逢低吸纳，接连收购国泰航空、港龙航空、香港电讯，又投资东区海底隧道、裕林工业中心、大角咀中心，形成了航空、交通、电讯、网络游戏、有线电视和地产的产业布局。
为了解决收购中的资金紧张问题，荣智健通过泰富发展借壳上市。随后，泰富发展被更名为中信泰富，为中信香港上市子公司，中信香港借此也打通了股市融资的渠道。接着全面收购恒昌，又让中信泰富成为纵跨贸易、投资、信托、地产的多元化跨国公司。
荣智健向来“眼光准、出手狠、脱手快”，做投资尚未有失手先例。
受资源紧缺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扬，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成为国际贸易的受益者。澳元持续走强，形势一片大好。荣智健自然不肯放过如此良机，在投资澳洲铁矿中，与多家投资机构签订了16份“对赌”性质的“累计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如果澳元升值，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将大赚；而如果澳元贬值，汇率低于0.87，中信泰富则大亏。
世事难料，金融危机不期而至，澳元汇率下跌，中信泰富被死死套牢。最终，荣智健只得主动离职，黯然离场。
二、影响经商的因素
从荣家的起起落落中，也可以看到影响经商的几大因素。
（一）时代环境
顺天者逸，逆天者劳。一家企业如果顺应时代，有外部环境的助力，自然会顺利发展。
荣氏第一代的面粉厂和面纱厂几番濒临倒闭，就是被日俄战争等局势巨变产生的市场需求所拯救。荣氏第三代也是乘电子产业大发展之风，才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再精明的荣氏第三代也无法在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中长袖善舞，独善其身。
（二）政商关系
商界与政界关系紧密，影响极大，这在荣氏的前两代中表现得非常显著。
国民党时期，陈公博试图将荣氏企业收归国有，宋子文更是想据为己有。如此种种都令荣家不得不穷尽心力与之周旋，有时只能破财免灾。
荣宗敬的几次办厂均遭到当地势力的阻挠，所幸有官方背景的股东疏通官府，加以弹压，才得以立足。荣毅仁更是与新中国紧密合作，才可能有后来显赫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三）精心经营
与前两大因素相比而言，对于荣氏家族企业的百年荣光，经营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
当然，在实业经营中，荣氏一族也表现出了高超的手段。他们不仅控制原料价格、善于市场推广、拥有稳固的资金支持，而且在争夺企业控制权上，也是稳扎稳打，毫不放松，方能逐渐从一个小股东做大做强，建立起庞大的家族商业集团。
三、经商的最终追求
从百年荣氏可知，在经商到达一定的规模之后，总是趋向于两个方向：
（一）从政
商人在积累的大量财富之后，必然要思考如何能平安地保住它们，与拥有国家力量的政界进行合作或者直接从政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了。
这一点在荣氏第二代的荣毅仁身上，体现的最为突出。他先是配合新政府的经济政策，后来开始兼任一些官方的相关职位，最后干脆弃商从政，官至国家副主席。
（二）投机
虽然，荣熙泰有“不投机”的遗训，然而能持久遵循的后辈并不多。荣氏第一代就曾炒作股票，终于借债投资而失败。荣氏第三代更是将金融投机玩弄到了极致，纵使无比精明，仍然未能猜准变幻莫测的外汇市场。
荣氏家族的几代人本来将自己的实业经营得不错，为什么最后却殊途同归，都要走向投机这一条路？深入思考下来，这恐怕是资本发展的必然，是逐利的本性所决定的。资本渴求财富，总是要赚快钱，赚更多的钱，那么踏踏实实地经营实业，显然无法满足无穷的欲望要求。
然而，不管是从政还是投机，无疑都伴随着不可预知的巨大风险。直到今天，如何永续经营，限制欲望，平稳发展，仍然是考验初获成功的商人们的永恒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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