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无数个小问号。一个透明的蝉蜕附着在古藤老树的年轮上，被记忆风吹日晒而嗡嗡成韵。我们小心翼翼的靠近它、盯着它，脑子里琢磨着蝉把衣服脱在这儿，那它跑到哪里去了？
童年，是喝一角五分钱一瓶的汽水。撒欢儿地玩儿了“跳皮筋”“丢手绢”“砸沙包”之后，就着满头的大汗，一人打开一瓶，咕嘟咕嘟一饮而尽，胃里打着冒汽泡的饱嗝，脸上却露出满足的笑容。
童年，是戴上红领巾的骄傲与自豪。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戴上红领巾，你们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在“六一”节被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不由得挺直了腰板儿。
这些场景，如同放电影一样，一帧帧一幕幕游走在我的脑海，勾起我这个成年人对童年、对六一的美好记忆。
那时，没有丰富的物质条件，更没有手机、Paid等这些电子产品。一个纸飞机、一堆儿小石子儿，一次与小伙伴儿偷摘杏子的体验，就能为我们带来无比的乐趣。那时的孩子们啊，就是穷开心。一到暑假，我和弟弟便被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村头那一汪碧绿清凉的流水，晒麦场上的那一个个圆蠢蠢的磨盘，奶奶家门前的那颗枝繁叶茂的大枣树，构成了童年时期我对乡村的深刻印象。
八十年代后期，乡村出现了“打工潮”。大量的农民群体源源不断的流向全国各大城市打工、经商。这样一来，乡村的多数家庭出现了留守儿童。老家表叔和婶婶外出打工后，他们家里的两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留给了爷爷奶奶代管。那时，我对留守儿童这个概念应该还是模糊的。暑假回来，见到表叔家的这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感觉他们穿戴没有我和自家弟弟的穿戴干净。
记得那年暑假，奶奶见我和弟弟回来了，杀了一只大公鸡，让我去叫表叔家的弟弟妹妹来打牙祭。我在烧锅的时候跟奶奶说，我送给弟弟妹妹们的新文具盒，他们咋不要呢？其实，他们看那新文具盒的眼神儿，我感觉他们还是想要的。奶奶把摊着地锅饼子的手在空中停了一会儿，若有所思的说，他们可能是想，文具盒应该是你表叔和婶儿给他们买吧！你表叔他们俩有半年没回来了。
现在想来，老一辈人，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监管方法都无法替代父母的呵护。他们对待孙辈，很难做到心理、精神及道德上所需要的管束、引导和深层关怀。但是既然这个群体产生了，那么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及时补位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各级妇联及时把关爱留守儿童纳入了“巾帼关爱行动”的工作内容。
市妇联始终致力于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去年的“六一”节，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徐丽前来李腰小学慰问，送来了新书包以及文具、书籍。在了解到李腰小学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留守儿童时，徐丽主席亲切的与孩子们谈学习、聊生活、话理想，孩子们也敞开心扉地与徐主席互动，一起欢度了“六一”节。今年的“六一”，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文玲来到李腰小学，为孩子们送来篮球、足球、羽毛球等各种体育活动器材及文具，鼓励引导孩子们学会感恩、学会自律与自强，养成积极健康的行为习惯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快乐成长。
看到我们李腰村的孩子们接过徐阿姨、杨阿姨她们送来的新文具盒、新书包等学习用品时的灿烂笑脸，我飞快的按下了手机的拍照键。孩子们真诚的笑脸与灵动的双眸与城里的孩子们并无二致。我想对他们说，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放眼当下的李腰村，一望无垠的金色麦田演绎着丰收的景象。轻轻弹奏着夏日的琴弦，我慢慢地哼起那首经典老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轻快而抒情的歌曲，悠扬而动听的旋律，经历了时光的沉淀、岁月的磨砺，这首歌逐渐化为我们那一个时代、一段生活的记忆。
孩子是父母的“心尖儿”，就算再贪玩儿，妈妈也只是数落几句就会翻篇儿。童年的我，玩儿到灰头土脸，背着书包回到家，免不了受妈妈一顿数落：一个女孩子，就应该梳着辫子、穿着裙子，安安静静的来去。你看看你，可是糟蹋了我刚给你做的这条背带裙！听着妈妈的数落，我呵呵干笑两声，下次改啊！便飞一般的溜走了。
我的记忆里，父母共同为我过的“六一”节屈指可数。父亲一直在部队，母亲在我读小学时，从乡里调入县城工作。每个月的几十元工资要供应一家人的开销，还要省出过年过节给四位老人的赡养费。但是，勤俭持家的母亲数年坚持着为家人在节日添新衣的“仪式感”。所以，每年春节、六一节等节日里，便是我和弟弟最开心的时候。母亲买来布料，为我们俩量体裁剪，家里的那台“蝴蝶牌”缝纫机陪伴了我看母亲缝纫新衣的童年时光。
多年以后，父亲转业回家。为我补过了唯一的一个“六一”节（我那时已经读初中了），礼物是一对印着洋娃娃图案的荞麦枕头。都说父爱深沉，背井离乡、远离亲人的父亲何尝不想与家人团聚，享受膝下承欢的温馨？奈何，军人的天职与责任让他把思乡爱女之情深深埋在心里，义无反顾的完成服役的使命。在转业后的第一时间，及时为“小棉袄”补上一个“六一”节。
冰心曾说过：“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是啊，童年是美好的，珍贵的，是易逝的。愿天下的儿童，都拥有一个五彩斑斓的金色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