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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中，高小凤同学仅仅恶补了一本《万历十五年》就拿下了昔日的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如今的省政法委书高育良。观众不禁好奇，这本书究竟讲什么？
注
作者黄仁宇先生，美籍华人，1943年辍学参军，加入驻印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后赴美求学，密歇根大学历史博士，以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闻名于世。
《万历十五年》的基本结构：
作者从万历皇帝入手，从集权社会的中心向下辐射，分别选取两位内阁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另外选择三位此朝的几位代表人物：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以及哲学家李贽。
皇帝、首辅、高级将领、文官和思想家，帝国上层阶级的主要类别代表，折射了整个社会的阴阳两面。而这五个对后世有影响的人物，要么身败，要么名裂，要么身败名裂。一个彻底腐败的体制下，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顶多只能延长帝国走向穷途末路的时间。
《万历十五年》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平静之下，却隐藏着大明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命运转变的伏笔。
明朝政体中文官制度对皇权的压制极大，皇权和文官制度的冲突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彻底爆发，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在这一年彻底失去了励精图治的心志，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躲入后宫不再上朝。
五年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1年），随着和稀泥本领超强的首辅申时行退休，对大明朝有着深刻理解的人都死光了。此后东林党崛起，夸夸其谈之辈登世，大明王朝开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边缘。
《人民的名义》中，《万历十五年》反复出现，可以说是一条隐藏极深秘密贯穿全局的暗线，暗示着一件事情，对于万历十五年的大明帝国，要么对文官体制彻底改革，让大明帝国涅槃重生；要么等待大明帝国分崩离析，烟消云散。
国家主流媒体的方向，代表着政府希望引导的社会舆论方向和政策调整方向。本剧对现实社会的意义——要么反腐中兴，励精图治；要么坐待国家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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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万历皇帝少年登基，却在首辅大臣张居正的管制下，成了一只被关在笼里的金丝雀。张居正被誉为千古一相，以锐意改革著称，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
张居正在世时权力大于天，皇帝对他的信任也达到了极致。各种阳谋阴谋操纵朝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意图以一己之力在胶柱鼓瑟的制度之外另外形成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以弥补明朝的行政的缺陷。
然而人治达无论达到什么样的巅峰，最后结果都是人亡政息，前功尽弃。张居正死后，在改革中利益受损阶层的反攻倒算下，万历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随之，张居正生前的改革措施也被取消，几十载的荣华，轰轰烈烈的改革，一朝便化为乌有。
当年明月评价张居正说：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剧中李达康在行事为人风格亦是如此。
申时行：
申时行此人深谙为臣之道，擅长和稀泥，始终坚持调济折中原则，然而在失去了张居正的庞大帝国，中庸之道无法起到震慑朝政并影响舆论的作用。
同样是人治模式，张居正过于阳刚，至刚易折，最后人亡政息。申时行过于阴柔，以恕道待人，认为仅靠道德作为施政之本即可使整个国家机构运转正常，然而以德服人难敌人性的晦涩，结果是柔不可守的无解之境。
缺乏阳刚震慑的朝堂之上，愈演愈烈的文官之争，重文轻武的清流误国，都为日后帝国溃亡埋下了伏笔。
剧中季昌明一片树叶掉下都怕砸到脑袋也是有相似之处。
海 瑞：
万历十五年，海瑞去世，这位耿直而又极度清廉的文官一生坚守伦理纲常必须高过个人私欲，要求自己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保持简朴，不贪不染。即使退隐荒凉瘴疠之区孤独终老。
海瑞是清正廉洁的道德典范，但在我们文化特质的社会中，逃不过“只能傲霜雪，不能为栋梁”的命运，他的行为，不能也不可能成为全体文官的办事准则。
纵观海瑞的一生，他的作为无异于是大明朝糜烂社会的一股清流，是大明朝官僚体系中清廉的象征。正因为他的存在，大明的官僚体系才会有个可参照的道德标杆。随着他的离去，大明帝国的朝堂再无参照点，文官党同伐异，为了反对而反对，最后盲人瞎马的迷茫断送了整个帝国。
剧中的易学习几乎就是照这海瑞这个人物刻画描写的。
戚继光：
万历十五年，戚继光逝世，一代军事奇才，而他的功成名遂，离不开张居正的赏识。平海寇，服俺答，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研发战略战术，写下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十四卷本《练兵实纪》等著名兵书，然而张居正死后，戚继光作为前首辅遗党被调任后自请退休。
戚家军不断膨胀的军备实力已然打破文官集团所谓的平衡，亦成为张居正身前谋反的铁证。将星陨落，古老帝国丧失了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他的离去，让大明朝失去了在军事上继续保持军事优势的机会，几十年后，大明帝国败给了白山黑水间的鞑子。
正史中的戚继光有能力，也懂潜规则，该贪的时候贪，该送的时候送，有能力也有污点。剧中的祁同伟至少有一半是参照戚继光刻画的，即使知道贪也不能不用，就像高育良对祁同伟。
李 贽：
这位写作《焚书》《藏书》的思想家，看穿了“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官僚社会，继承心学主张，试图改革儒家学说，可惜终是不敌社会大势和人性晦涩，最终被捕入狱，自尽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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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帝国，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大明帝国对人民的宗旨是在“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的推行办法只能靠全体文官的合作，不可能通过直接与农民合作来实现，因为农民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也不可能通过和各地绅士合作来实现，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
全国1100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多个县个个个做事符合机宜？帝国施政的要诀，只能是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
2、要影响全体文官，必须平衡各方势力的政治利益诉求，作为文官之首的首辅申时行必须成为最大的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申时行坚持调济折衷的原则，因为他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同时帝国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这就是《人民的名义》里强调的政治平衡）
3、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任何力量面对人性的时候，人性恒胜，这是人类这个物种与生俱来的存在。
很多野史和小说的记载，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京城的一些放债人经常借钱给穷困的京官，一旦后者外放任地方官，这些债主就随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自然是权力之下的生财有道。而官员本身对待私欲因人而异，两袖清风分毫不取者有之，搜刮自肥声名狼藉者有之，中间大多数人游走于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陋规补官俸之不足，以保持体面生活。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人民的名义》里精彩的戏剧冲突，正是不同官员对待私欲的差别）
4、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各种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土，是为“年谊”；婚姻裙带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堤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人民的名义》里的师生关系设置，跳不出历史的窠臼）
5、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当中枢失去领导全局的能力，又无可行的制度时，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文官集团迅速腐坏，整个王朝无可避免的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6、贵为天子的万历皇帝，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摇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订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他，但他自己不能统率兵将，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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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万历十五年，实为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一个国家的兴衰，实在与体制有太大关系。朝代更迭的周期律，很大程度源于人治的不确定性，一个国家忽视了法治，结果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