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就此中原大国晋国分裂成三个诸侯国。
《资治通鉴》在开篇第一句写道：“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这里的魏斯就是魏文侯，是魏国的第一个称候的国君。在这之前，魏氏仅仅是晋国的卿大夫，主君的称谓都是以“子”结尾的，例如魏文侯的祖父魏桓子。在魏斯封候50年前，魏桓子与赵、韩两家合谋瓜分了势力最大的卿大夫智氏，进而瓜分了晋国。
历史上魏文侯以贤达著称，他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文武人才纳入账下。在他的治理下，魏国称雄中原，并成为了当时中华圈的文化中心。
我们先看看魏文侯都用了哪些人才。
1. 人才战略：打造华夏文化中心
魏文侯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放在用人上面的。要想汇聚天下人才，不外乎自主培养和吸引人才这两个途径。魏文侯的战略眼光放得更远，他要的不仅仅是雇佣一两个治世能臣，而是要形成一套系统，既要持续不断生产人才，也要持续不断吸引人才。换句话说，他要建构一个体系，保证给魏国的未来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春秋时代，国家的治理一般是通过分封进行的，宰相通常是由受分封的大贵族担任，有一点贵族共治的味道。晋国的六卿制度正是典型的代表，有自己封地的卿大夫们辅佐晋君共同管理国家。但随着卿大夫势力越来越大，晋室逐步衰落，最后竟被这些贵族们瓜分了。魏文侯的祖父魏桓子正是瓜分晋室的卿大夫代表之一，所以文侯可以说是直接目击者，对于这种贵族共治的管理模式应是心存警惕的。
魏文侯于是就向外界寻求人才，试图摆脱对贵族阶层的依赖。那么，摆脱贵族阶层的人才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叫做“士”的低等贵族。他们没有土地，游走天下，常以卿大夫的家臣身份在各诸侯国的博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士人们游走天下，要么就是寻找名师去求学，要么就是寻找贤君求功名。为了吸引士人投奔魏国，魏文侯采用的战略是：把魏都打造成文化中心，群贤毕集；把自己包装成明君，求贤若渴。
此时，这个战略的核心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卜子夏。他是孔子的弟子，孔子十哲之一，也是孔子七十二徒之一。据说魏文侯拜子夏为师，请来给魏都坐镇的时候，他已是垂暮之年。丧子的痛哭已让他双目失明，耄耋老人做实际工作已然不大可能，所以他的到来更具象征性意义。其实，象征性意义很多时候比实际意义重要的多。子夏比孔子小了44岁，在考虑到他的年龄，恐怕在当时可以说是像神一样的泰斗级人物。儒家本身就是教育职业，子夏及其弟子到来讲学，形成了影响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西河学派，魏国一跃成为华夏文化中心，天下士人纷纷到魏都求学。
西河学派影响巨大，既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游走于诸侯各国能臣，也成为孵化法家思想的先驱。可以归为西河学派一脉的历史人物，包括李悝、吴起、荀子、韩非子、李斯等等。而对后世汉朝的思想界乃至整个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的《公羊传》、《谷梁传》也是出自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之手。
2.宣传手段：明星代言加事件营销
魏文侯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跟古今中外的大多数政治家一样，他非常清楚自我包装的重要性，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可以说，他的营销手段是相当高明的。
《资治通鉴》写道：“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魏文侯拜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儒子夏、田子方为师，通过他们的明星效应向天下士人宣传自己对待士人的谦卑形象。一方面他将儒生的地位抬高到国君老师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自降身份，甘为弟子，表达了对士人的尊重。子夏、田子方正是天下士人中的明星，是他们的代表。
段干木是子夏的弟子，是一位名士，但淡泊功利不愿做官。魏文侯亲自去找他，他却要跳墙躲避。于是就有了魏文侯“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的表演。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魏文侯每当经过段干木的茅庐的时候，必然要把手放在车扶手上以示尊敬，就像现代脱下帽子恭恭敬敬站在车上一样。这其实是双方的互动表演，共同做的秀，与后世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一脉相承。但这样一个表演却向天下士人鲜活地表达了魏文侯尊重士人的态度，有点电视广告的味道。
《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
魏文侯与群臣喝酒，喝得正开心 ，外面突然开始下雨。这时魏文侯要人准备马车，说要去野地。群臣不解，问：喝得这么开心，您到野外做什么？魏文侯回答：我与虞人约好今天去打猎，虽然喝酒很欢乐，但也不能失信呀！这个故事很有名，但相当假，充其量也是一段广告。
这里说的虞人是什么人呢？词典上释义，“古掌山泽苑囿之官”。我猜应该是贵族猎场的管理员，一介平民，身份低下。魏文侯宁可放弃与贵族们饮酒欢乐，也要冒雨去履行与平民的约定，这表达的含义相当明确。魏文侯是一个信守承诺的贤明君主。姑且不论下雨天去打什么猎，就算有约定，派人过去和虞人改个期不就好了么？而且你既然约好了去打猎，大白天跟群臣喝酒喝得那么嗨是搞什么名堂呢？这显然是杜撰的。
3. 有容乃大：维持贤明形象不易
魏文侯给自己设定了贤君的形象，那么在何时何地都要维持这个形象，保持人设不要崩塌。但这样做起来确实有点辛苦，有的时候不小心就露些马脚来了。《资治通鉴》记录了一段很有趣的一幕。
魏文侯派乐羊灭了中山国，将中山之地封给了自己的继承人公子击。有一次文侯问群臣：“我这人怎么样，大家说说看？”群臣纷纷回答：“仁君！”唯有任座说道：“你不将中山国封给你弟弟魏成，反而封给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君呢？”文侯听罢大怒，任座就急忙跑了。这时翟璜出来打圆场，说：“您肯定是仁君呀！”文侯还在气头上，没好气问：“你怎么知道我是仁君？”翟璜回答：“臣闻君仁则臣直。任座说话这么直，您当然是仁君啦。”他没有说文侯封子不封弟的做法不对，给了他一个台阶下。文侯明白过来，他差点把自己的人设给毁了，就急忙“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有的时候看魏文侯，感觉有点做作！
魏文侯还养了一个人，尊为老师，就是上面提到的名满天下的大儒田子方。他可以算得上是魏都这个文化中心的招牌。但这个人感觉有些特立独行，喜欢语出惊人，颇有点魏晋时期喜欢玄学的那帮文人的味道。《庄子》就有一篇以他的名字命名，用他的嘴叙述了庄子的思想，可见他的行为举止与老庄是颇为契合的。《资治通鉴》记载了他两段轶事。
文侯与田子方喝酒，旁边奏着音乐，文侯听出这音高不对。看来文侯的音乐天赋还是可以的，但田子方却笑了。文候问，你笑什么？田子方回答：“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我怕你是沉溺于音乐，而对官场不闻不问呀！”文侯曰：“善。”其实文侯心里估计是骂娘千百遍了。谁愿意喝酒听音乐还要被人说教一通。但不管什么扫兴的怪论，你也得忍，还得点头称是呀，这才是仁君嘛！
还有一次，公子击，也就是未来的魏武侯出门遇到了田子方，他马上下车伏谒，田子方却没有还礼，相当傲慢。公子击怒，质问田子方：“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意思是，你哪来的资本在我面前这么骄傲？田子方回答：“当然是贫贱者骄傲啦。富贵一骄傲就丢个国、丢个地的，我啥也没有还怕什么？”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意思，完全是强词夺理。对于这一段，大部分人解读为田子方对公子击的教育，但我却不这么认为。西汉时代的《史记》写到，公子击听到田子方的说辞之后，“不怿”。就是不开心，这样的结局哪能说达到了教育的目的呢。反倒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公子击的反应改成了“子击乃谢之”，也就是向田子方道歉了。田子方就这这么个人，对待知识分子，不管行为多么怪诞，作为君主你都得受着，而且还要“谢之”，这样才能成为贤君。也许司马光通过这个轶事想表达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4. 如何选材：冠冕堂皇的选材标准背后其实是博弈
魏文侯向李克（李悝）咨询选国相的事情，候选人是他的弟弟魏成和能臣翟璜。李克是通过翟璜的引荐来为文侯效力的。所以文侯向他问这个问题其实有些不怀好意。
上面提到魏文侯占领中山国之后，把它封给了自己的儿子公子击，而不是自己的弟弟魏成。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中山并不与魏国接壤，而是在赵国腹地，战略地位应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文侯不会既要将它封给儿子，还要让名将乐羊举家迁去驻守那里，更是派李悝担任那里的国相，帮助公子击管理。那么对于没有得到中山国的魏成，必然要有所安排的，那就是国相的位置了。但他与名臣翟璜比，显然能力不济，硬给他弄上来，恐怕士人阶层不服，也有损于自己唯才是举的形象。
所以，魏文侯就找了李悝，要通过他的嘴确定国相的人选。李悝是魏国士人阶层的代表人物，又是与翟璜有特殊的关系，让他举荐贵族阶层的魏成，真可谓一石三鸟：堵住士人的嘴；说服翟璜；留下贤明纳谏的好名声。
李悝推了又推，实在推不过，就给了一个选材标准，让魏文侯自己选。但这比直接推荐魏成更加有效，更有说服力，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李悝的标准是：“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 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简单地描述，就是
（1）平时考察他的朋友都怎么样；
（2）有钱的时候考察他慷慨还是吝啬；
（3）得志的时候考察他用的什么人、举荐的什么人；
（3）不得志的时候考察他做事是否有节操；
（4）贫穷的时候考察他是否贪。
这是相当冠冕堂皇的选材标准，但考察的都是人品，绝口不提实际的能力和以前的功绩。
翟璜当然不服，向李悝发牢骚，说：“西河是我推荐的吴起守的；邺城是我推荐的西门豹开发的；中山是我推荐的乐羊打下来的，还有你也是我推荐的呀！我哪里就不如魏成了呢？”李悝于是就向翟璜详述了他跟魏文侯的对话，然后拿出这个标准说：“他把收入的十分之九都用在外面，他结交的和推举的都是像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人，文侯都拿他们当老师，你怎么跟他比呢？”翟璜逡巡再拜曰：“璜， 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翟璜其实是不服的，但他看到了大局，只能接受。他也承认李悝的格局确实比他高。
平心而论，单单比较魏成和翟璜举荐的人，就可以看出来更适合当宰相的是翟璜。但很多时候世间的运转不是靠应该，而是根据各方力量的博弈来决定的。魏成当国相是贵族集团与士人集团博弈的结果，与上面的选材标准其实不相干。现实世界的运转就是这个样子的，古今中外从未改变过。
5. 魏文侯真实的用人之道：唯才是举
让我们看看吴起是怎么被魏文侯启用的，就知道上面提到的那些冠冕堂皇的选材标准是多么虚伪。大名鼎鼎的吴起，这位法家代表人物，之前已经通过另一篇文章做了介绍，在此就不再复述。只要记住一点，他是战神级的人物，但人品上却颇有污点。当然，事实是否确实如此，有待讨论。
《资治通鉴》中文侯启用吴起的一段，如下：吴起“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书中写吴起“杀妻求将”，又写“母死不奔丧”，通过鲁人之口，说：“起，残忍薄行人也。”李悝对吴起的评价也是“贪而好色”，人品极差。但他的能力，不亚于司马穰苴。司马穰苴何许人也？在当时可称得上无敌战神的齐国传奇名将，也是中国第一部并不《司马法》的作者。
按照上面的选材标准，吴起这种为功名毫无底线的人，完全是不应在考虑范围内的，但魏文侯在启用他时却没有任何顾虑。历史证明，魏文侯启用吴起是一个相当英明的决策。书中写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这样的将才，谁舍得不用呢？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薨，享年76岁，距登基50年，距封侯7年。之后，太子击立，是为武侯。魏文侯开创了魏国中原百年霸业，可谓开国贤君。他那种唯才是用，开启了官僚治国的模式，推动了法家主导的变法潮流，让历史的巨轮驶向了打压贵族、中央集权的秦朝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