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的今天，李宗仁与蒋介石尴尬会面，一场干戈得以消弭于无形

1936年9月17日李宗仁偕程潜、黄绍竑等人飞赴广州谒见蒋介石。这是蒋、李二人自1929年蒋桂战争后7年间的第一次会晤。

据当年的《春秋杂志》的记录说：“李宗仁这位老实人，一见到蒋先生走了进来，竟当堂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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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一把手的政坛老对头，为何二人之间既不是久别重逢时虚情假意的客套，也不是兵戎相见后声色俱厉地互怼，而是“一个满脸尴尬、一个故作轻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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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们之间刚刚经历一场险些擦枪走火的风波，幸而经过一场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最终以和平方式化解，这次轩然大波史称“两广事变”或“六一事变”。

两广事变自当年6月1日发生至9月上旬平息，历时三月余，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于1936年6月1日打出抗日旗帜、逼请蒋介石政府领导抗战的一次反蒋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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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变在抗战爆发前夕的中国社会中曾是一件颇具影响的大事件。

事件导火线是蒋介石欲利用胡汉民之死来消除两广割据的局面。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特别是对李、白为首的桂系，蒋介石历来视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事变中双方矛盾激化时，又有陈诚、卫立煌等重要将领一致要求对桂用兵，蒋介石也就摆开一副军事解决的架势。8月初，汤恩伯、薛岳、陈诚、余汉谋等部从多个方向进逼广西，一时间大军压境不下四、五十万。另有蒋介石的空军百余架飞机在梧州、桂林上空盘旋，舰队在厦门集结准备西进。

两广在当时的几年间互相倚重自保，但事变不久，陈济棠控制的广东便已被蒋介石所掌握，广西以一贫瘠之省与蒋军对抗，力量悬殊不言而喻，彼时广西岌岌可危。但在此险恶形势下，广西当局不为所动，仍准备依靠天时（抗日）地利（多山）人和（士气高昂）之条件，拟以桂军十万狼兵同南京政府的军队一决雌雄。

双方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

庆幸的是，由于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全国人民要求团队抗日的呼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对峙双方在面临日本入侵的情势下，均有“不做亲痛仇快之事”的共识，最终这场国家危急关头的内战得以避免。

六个月后“西安事变”发生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指出——“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为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

两广事变的性质不同于以往的军阀争权，因为直至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时，蒋介石对日态度仍旧是妥协退让。而当时中国，抗日反蒋是全体爱国军民的一致呼声，以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桂粤地方当局的反蒋行动，无疑具有进步性质，同时，两广事变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过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