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建议两税收取布帛等实物，不计钱数。其大略说：“凡国之赋税，必须量人之力，并根据当地土产适宜，所以，征收的都是布、麻、缯（绸缎）、纩（丝绵）与粮食而已。先王担心各地物价有失于平衡，而民间交易又没有标准货币，又制定钱币法，每一枚钱币的轻重都有标准，财政收支的松紧，都由钱币调节。铸币权是国家的利权，在官府，不在百姓。粮食布帛，是民间生产；货币，是官府控制。所以国朝法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岂有禁止民间铸钱，又要求以钱币交租赋的呢！如今之两税，唯独与旧制不同，只是给资产估值，然后就以钱谷定税，临时征收的杂物，又每年都不一样，只求自己想要什么，不管百姓能不能办到。所征收的，不是他所生产的；他所生产的，上面又不收。于是，百姓只好加价去买他所没有的，减价以卖他所生产的，这一增一减，耗损更多！建议调查各州刚开始缴纳两税时每年绢布数量，以及当年所估的价格，与现在的价格作一比较，贱的增加，贵的减少，酌量取一个中间数，总计合税之钱，再折算成布帛数量。”
又说：“地力产出有极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时常充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时常不足。丰收与否是靠天，用物多少则由人决定。所以圣王立下章程，量入为出，就算遇上灾荒，百姓也不至于困穷。但是，国家衰败之后，就反其道而行之，量出为入，不考虑到底有没有。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所以国用之盈虚，在于节制与不节制而已。”
华杉曰：
这是金句：“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全天下的财富都给夏桀一个人用，他还是不够；商汤的国土只有七十里，他的用度却绰绰有余。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仁政王天下的人，不需要巨大的国土，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近悦远来，天下归心。商汤起家时，只有七十里的国土，周文王是一百里，都是非常小的国家，但他们却始终保持游刃有余，一直到王天下。
《大学》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也。” 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是生产的人多，吃皇粮的人少。
国家有事，要征派徭役，但要放在农闲的时候，如果不能使民以时，正在农忙的时候你要他去干工程，就把农事耽误了，所以要轻省差徭，禁止不必要的工作，纵然有非用民力不可的时候，也放在农闲时节，使百姓能急忙去及时田作，这叫为之者疾。
财用出入，当有定规，必须算计一年的产出，来计划一年的预算开支。而且要善于储蓄，在三年之中，要积蓄出一年的用度，九年之中，要积蓄出三年的用度，愈积愈多，使常有宽裕，这是用之者舒。
如此，生之者众，则有开财之源，其收入就无穷无尽的增长；用之者寡，则有节财之流，其用度就有限。民间并不为税收的聚敛所困，而政府始终有充足的国库，常用常足。
张居正说：这是经国久远的规模，非一切权宜小术可比，所以谓之大道也。
百姓持家也是一样，谚语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划算就会穷。”千条万条，无非四个字：量入为出。没有什么财务自由，再多的钱也没有人的欲望多，再富强的国家也支持不了一个君王的雄心壮志，更不用说德宗这样的败家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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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批评地方官以增加户口、加税、开辟田地为业绩考核，其大略说：“地方官很少有能持守忠恕之道，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大公无私，忠心报国的，都是施行小恩小惠，竞相引诱奸邪，把对邻境州郡的巧取豪夺，当作自己的才智能力，以招集逃亡罪犯和地痞流氓，作为自己的教化之功。从外地新迁入的移民，依法可以免除赋税，于是一些人就搬过来搬过去，每迁移一次，都因为刚刚复业而得到优惠。而那些怀土安居，从来没有迁徙过的，加在他们身上的徭役和赋税就越来越重。于是，永远定居一地的人，就替那些懒惰的游民缴税服役，这何异于驱赶他们，教唆他们造假呢？这都是州牧县宰不能弘通事理，各自在自己官本位私心的过错。”
又曰：“立法治理人民，时间长了不能没有弊病，理政的官吏如果不懂得临事制宜，适当处理，则奸巧诈伪就会萌生，越是劝告阻止，越会滋长蔓延。请申命有司，详细制定考绩标准。如果在他的管区之内，人口越来越多，财富越来越多，所定税额有余，则按户口均摊减少税率，以减税多少为考核指标。管区内所有税收加总，每户减税十分之三的为上等，减十分之二的为此等，减十分之一的为三等。反过来，如果他的管区内百姓很多流亡，把捐税增加到先有住户上，则比照上列办法，分别等级，加以处罚。”
其四，建议确定缴税限期，其大略说：“建官立国，是为了保护人民；赋人取财，是为了供应国家。明君不为国家富强伤害人民，所以必定先满足人民劳动生产，只在农闲的时候，才征用他们的余力；先保障人民的家庭生活，再征收他们的余财。”
又说：“百姓刚刚开始养蚕，官府就征收缣税，农事未毕，就先收取谷租。上司对下吏的问责既然严苛，下吏对百姓的威暴就更加急促，有绸缎和粮食的人家，急于售卖换取现金缴税，不得不减半价出售，没有绸缎、粮食的人家，只能借贷而付给加倍的利息。希望重新制定征税期限。”
其五，建议以茶税收入设置义仓，作为水旱灾年赈济的预备金，其大略说：“古代说国家要有九年、六年的存粮，是把全国官民都包括在内，不是只管充实国库，不管天下苍生。近年有司奏请征收茶税，每年约得五十万贯，原来的敕令是贮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凶年饥荒。臣建议把这个钱用来收购粮食储存，正符合陛下之前的旨意。”
其六，论兼并土地的豪强，私人赋敛重于公税，其大略说：“如今京畿之内，每一亩田，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竟然有一亩征收一石（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的，这是二十倍于官税也。即令是中等情况，地租也要五斗。土地是王者所有，耕稼是农夫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从中牟利。”
又说：“我建议，民间所占有的田地，应该加以限额，裁减租价，务必有利于贫民。法律贵在有法必行，所以要谨慎，立法不要太苛刻，制度宽厚，容易接受；执法严格，惩处违背的人，略微降低富人利益，稍稍提高穷人收入，富人的钱减少一点，还是富人；穷人的收入增加了，则得到赈济，这是自古以来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