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德元：中国格言漫话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母三迁图

这句格言出自《孟子·告子下》，大意是说忧愁、困苦的环境能使人常存进取之心，所以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安逸、享乐却容易使人沉沦，遇到困境则容易灭亡。

《孟子》原文是这样说的：“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的意思是说：舜从田野中崛起，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提举，胶鬲曾是鱼盐贩子，管仲从监狱走向飞黄腾达，孙叔敖从海边被提举出来，百里奚曾沦落于买卖市场。所以，上天要把重责委托给某人，一定是要先使他的心意苦恼、筋骨劳顿、肠胃饥饿、身体穷困，使他的每一行为都不能如意。通过这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性格坚定，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才能。一个人如果经常有犯错误的机会，才能从失败的教训中总结经验教训并不断加以改进；经常遇到难题，才会开动脑筋，最终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样，一个国家如果内无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贤士，外无与其抗衡的敌对国家，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可见，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也许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失败乃成功之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胜利登陆诺曼底之后，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们已经登陆，德军被打败，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向大家表示感谢和祝贺。”可是当时谁也不知道，在登陆之前，除了这份演讲稿之外，艾森豪威尔还准备了一份截然相反的讲话稿，那其实是一篇面对失败的演讲稿。失败演讲稿是这样的：“我很悲伤地宣布，我们登陆失败，这完全是我个人决策和指挥的失败。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并向所有的人道歉。”这真是惊人的智慧。其实，凡事都应该“做最坏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在采取某个重大行动之前，除了预想如何庆祝成功之外，也要设想如何收拾失败的残局。假设失败，可以让狂热的心灵冷却；站在失败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必然会考虑到成功计划里关注不到的因素；做过失败计划的人，最终面对失败时，也就不会惊慌失措，无以应对。准备得悠然，心态就会坦然。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悲剧正是因为把成功当做唯一的目标而酿成的。

照理说，顺利的境遇，优越的地位，富足的资财，舒适的生活，似乎应该是个人、家庭以至民族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却一再告诉我们：“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看到名门望族走马灯般地替换，家运五代不衰便成为治家有方的美谈。满清的八旗子弟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曾是骁勇剽悍的，但成了统治阶层后，不过几代，八旗子弟就沉醉于安乐享受之中，清朝的灭亡也随之来临。相反，苦难、逆境，甚至生理缺陷反而造就了一些伟大人物。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而他本人，也是在受了宫刑之后发愤完成了不朽的史学著作《史记》。

司马迁所谓的“非常之人”，其实就是饱经磨难之人。心理学家认为，压力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苦难的刺激，常能使人振作。美国剧作家帕特里克则认为：“痛苦使人思索，思索使人明智，智慧使人生命持久。”

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有“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格言。历史上，“忧患”和“安乐” 与 “生” 和 “死” 的错位，在吴越之争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越王勾践先是败于吴王，最终却以“卧薪尝胆”而东山再起，把沉浸于淫逸享乐之中的吴王夫差打得大败。

卧薪尝胆中的越王勾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