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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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天国之门》

第1章 第二节 希腊宗教的文化精神

尽管在希腊本土以及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各个殖民地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民间信仰，但是对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仍然构成了希腊宗教的主要内容。

奥林匹斯宗教的基本特点是直观的自然崇拜和明朗的感觉主义。希腊宗教与后来出现的高级宗教如基督教相比，显得深刻不足而生动有余，它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并非通过一套晦涩玄奥的神学理论、而是通过一大批喧闹不已而又惹人喜爱的神灵形象而实现的。

因为“宗教”一词通常容易使人们联想到基督教、佛教等高级宗教所追求的那种唯灵主义的彼岸生活和绝灭人性的禁欲主义，而希腊神话恰恰是一种此岸性的、充满了肉感和人情味的观念形态。

形象思维并不能产生形而上学的神学理论，但是它却可以创造出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希腊宗教正是以这些具有无穷魅力的艺术形象而成为西方文化的永不衰竭的灵感源泉。

理想的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捷，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

与干瘪枯槁的基督形象——这种干瘪枯槁的肉体恰恰是为了反衬出无限丰盈的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希腊诸神在形体上都具有一种令人陶醉的肉感和风韵。

正是自然人性的这种无拘无束的流露，正是自由心情的这种不带有任何矫揉造作之痕的率真表现，才使得希腊神话成为西方文化园圃中的一支美不胜收的艺术奇葩。

在财富、智慧和美这三者之中，帕里斯选择了美。这是典型的希腊式的选择，这也是一种童心的选择，因为对于儿童来说，对美的热爱是高高地凌越于对功利和智慧的追求之上的。

奥尔弗斯宗教的阴郁基调与整个希腊文化的明朗欢愉特点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反差，它是希腊文化的“特洛伊木马”，在它的腹中孕育着基督教的最初的精神萌芽。

希腊人的宗教决不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它也不同于直接的现实生活。诸神虽然尚未脱离自然的形态，但是命运和神谕却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质。从希腊神灵和传说英雄那里，既可以衍生出亚历山大、凯撒等现实英雄，也可以演变出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上帝。

后来从它里面就发展出两种截然对立的趋势：一方面，随着人们实践能力的提高，神逐渐消隐到直接的社会现实之后，导致了物质力量和国家体制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气势磅礴的世俗英雄主义；另一方面，随着人们思维能力的提高，命运概念得以进一步抽象化和神秘化，导致了人类形而上学和宗教神学的发展，从而酿成了深邃玄奥的宗教殉道意识。

希腊神话的一个特征是诸神的感性化和理想化。新一代的神遵循一种民主原则和睦相处，他们在神界中的地位类似于罗马元老院的元老或英国上议院的议员。

由于伦理意识的作用，中国原始神话中的神明在漫长的历史化改造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相貌丑陋的远古神明被赋予了崇高的德行，从而成为不可超越的古代帝王（三皇五帝等）。

以内在的自我否定作为神系延续和发展的契机是希腊神话的又一个基本特征。在中国，诸神在肉体上是会死的，神系（或王位）的更迭无须经过暴力形式的相互否定，而是通过禅位和让贤的和平方式进行。

对美的不懈追求，贵族式的民主精神以及受某种形而上学之动力（命运、定数等）所驱动的自我否定和超越现实的不息冲动，这就是希腊神话所展示的三个基本的文化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雏形。

斯巴达城邦是由作为征服者而进入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多利亚人所建立，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在美西尼亚平原定居下来之后，始终面对着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平息土居的美西尼亚人的反抗。希波战争之前的几个世纪，斯巴达人就是在对频频爆发的起义造反的残酷镇压和恐惧提防中度过的。

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情况不同，阿提卡没有遭受到最晚近同时也是最野蛮的多利亚游牧者的入侵，因此雅典最初的阶级分化不是通过武力征服、而是通过贫富差别而产生的。

民主一旦成为庸俗市民们从事种种无聊活动的护身符，它也就变成了最阴险、最残暴的杀人屠刀

民主说到底无非是一种社会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或多或少掺有一些虚假的成分；而自由和宽容则是属于个人精神素质方面的东西。

随着分离主义、自由主义等原则被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所取代，希腊多神教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于是，神话中的神和传说中的英雄就让位于现实中的帝王。

苏格拉底之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回光返照的雅典民主制的一个“杰作”，这个“杰作”说明雅典人已经堕落到拒绝接受任何新思想的地步。

作为一个“来得太早太早的人”，苏格拉底的时代不在希腊，正如同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说“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一样。

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将希腊化世界的那种不死不活的精神置于彻底的绝望之中，将希腊的因素毁为焦土，打得粉碎，使整个世界都陶醉于肉体的暴戾恣睢的狂妄之中，从而为另一种高级宗教——基督教——从精神的普遍绝望状况中脱颖而出和凌越一切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