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意义上的“公正”注重的是个人的德行，特别是指上者的德行，而很少强调公共制度的公正与合理性。
在西方，自古希腊时期起，正义就被当作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的价值准则进行探讨。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提出，正义首先是城邦的正义。柏拉图把城邦的统一强盛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把为国家做贡献作为公民的最高道德。柏拉图把社会整体(城邦)视为唯一的目标，个人是为整体服务的工具，个人的价值只能是作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完全被消融于整体之中。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并阐述了法治的两大要素——良法之治与法律至上。他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其实也是现代法治的两个基本属性：法治之法应是良法，法应具有至上的权威性。亚里士多德坚持柏拉图“恶法非法”的主张，认为专制政体的法律是“恶法”，服从“恶法”不能称作坚持法治。法治应体现在立法、执法、守法的各个环节之中，要加强对公民守法观念的教育和培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正义，而立法的根本目的也恰恰是要促进正义的实现。尤为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指出了统治者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这构成了近现代法治思想的核心。
公正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公正的标准随着历史发展演变。在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主流观点是国家主权应优先于个人权利，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观点是国家必须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行使主权。这是在全球正义问题上产生纷争的主要焦点。
一般人心目中的公正，大多同经济领域的收人分配有关。而这一领域的公正，是相对容易用道理和数据来衡量的。
美国学者迈克尔·桑德尔写道，公正涉及的是社会如何分配收人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桑德尔指出，考量公正的角度有三种，第一种是功利主义的角度，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主要指物质财富)为标准；第二种是自由的角度，主张给予每个人以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机会；第三种是德行的角度，涉及堕胎、同性恋等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困境问题。阿马蒂亚·森将社会公正理论归纳为三派，即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桑德尔和森都提到的功利主义，是19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公正理论之一。在很长时间内，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经济学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认为一个人的福利是他所感到的满足的总和，社会福利则是个人福利的总和，个人总是力图使自己的满足成为最大量。作为社会评判标准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法律所定义的公正，只要不违反法治原则，即使最后出现财富不均，也是无可非议的。
诺齐克等人希望为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建立稳固的道德基础。他们认为，只有一个政府极少干预的、功能上最弱、最小规模的国家(mini al state) ， 才是一个最公正及值得追求的政治组织。这样的国家，其功能及权力只限于防止暴力、盗窃、欺诈以及确保契约的执行。除此之外，政府应绝对尊重人们的选择自由及私有产权，不应因平等或福利等其他价值，进行任何的财富再分配。
当今世界的财富大幅增加，贫困问题得到缓解。但是，脱贫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并无直接关联。比如，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甲原先平均月收入只有100美元，现在每月收人增加一倍，达到200美元，超越了贫困线。乙原先平均月收入1000美元，现在也增加一倍，达到2000美元。从增长倍数看，甲乙之间是平等的，但两人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从原来的900美元增加到1800美元。由此看来，如果不通过税收级差等方式调节收人分配，全社会的财富增长将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是相对不平等的扩大。
达到平等才能公正，政府应成为社会的平衡器，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阿马蒂亚·森对贫困与公正问题的研究独树一帜。他用“权利方法”弥补了前人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伦理缺失。传统经济学认为，饥荒是由于食品短缺引发的。森通过大量案例考察和实证分析，表明在人类历史上，发生饥荒的地区并不都是贫瘠之地，发生饥荒的时间也不都是荒年。他认为，贫困不仅指一个人身处贫困状态，而且包括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所造成的机会缺失，从而使其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贫困不完全是价格问题，也不完全是政策问题，而是人的权利问题。要理解贫困与饥荒，就必须理解所有权结构，即不同权利集合的关系。他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人的权利包括生产权利、交换权利、劳动权利和继承权利。任何一个权利缺失，都有可能影响人的生活质量或生存状态。其中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换(贸易)的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公正的前提和主要衡量标准究竟是自由还是平等?这是社会科学和政治实践中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收入分配上做到“均富”，当然是理想的结果，但在世界历史上均富的事例不常见，“均贫”却很普遍。
经济学上通常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s) 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基尼系数也是一系列衡量社会不平等的指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与各国官方及民间机构，经常按照基尼系数对各国财富分配等情况进行评估。丹麦、日本基尼系数最低(贫富悬殊较小)，挪威、瑞典、澳大利亚、德国等国次之，但近年来也在升高；南非、巴西、美国，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等地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全世界的基尼系数，从1820年的0.43一路攀升到2005年的0.68。30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开幕词中说，“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31教育平等、机会均等、收入流动性等，也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
随着经济收人差距的扩大，全球范围内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也是惊人的。20世纪90年代末，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为48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寿命是63岁，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为75岁。从2000年和2016年两次总统选举看，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造成多数选民属意的候选人落选，特别是特朗普这位看来“很不靠谱”的人当上总统，既不民主，也不公正。那么，为何不能修改美国宪法，改成一人一票选总统的制度呢?究其原因，还在于程序不允许。《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会应在两院各2/3议员认为必要时，提出本宪法的修正案，或根据全国2/3州议会的请求召开公议提出修正案。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提出的修正案，经全国的州议会或3/4州的制宪会议批准，即成为本宪法的一部分而发生实际效力”。现行的宪法，在参议院和选举人团的设置上有利于人口较少的州。9个人口较多的州拥有略多于一半的总人口，25个人口较少的州拥有的人口占比不到1/6。但每个州无论人数多寡，都须产生两名参议员。这个制度体现了共和制和联邦制的特点。所以，要想让2/3以上的参议员或州议会同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选举人制度）。
自由在古希腊更多地是指一种集体政治权利。自由民仅限于除奴隶以外各个阶层的成年男子，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奴隶和妇女不包含在自由民之内。作为自由民，希腊人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若干政治权力，如通过协商和投票表决方式决定是否进行战争，是否同外国结盟，批评执政官并决定其去留，等等。希腊人把在公共机构中分享社会权力看作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允许个人参与公共政治而已，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个人自由。古希腊个人隶属于社会整体的程度远远超过今天欧洲任何国家。’“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法律是他们的主人，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必须那样做；法律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要么战胜敌人，要么以身殉国。”
在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下，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声明“所有人都被创造为是平等的”，是不言而喻的真理。1789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的十条修正案通称“权利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国会不得制定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和请愿等自由的法律；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非法的搜查或扣押；非依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生命或财产，以及司法程序上的一些民主权利。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纲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通过，其核心概念是自由、平等、博爱，“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法国《人权宣言》是重要的人类文明遗产，其基本思想也载人了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1948年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世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该文件第一次在国际上规定了以自由为核心的基本人权应得到普遍保护。《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1945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广为人知，即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worship， Freedom from want， and Freedom from fear) 。尤其在所在国经济低迷、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大规模移民和难民的涌人越发加深了原有的社会矛盾，引发骚乱和暴力活动。
全球财富分配不公和一系列社会公正缺失现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加重政治极化。2008年爆发的西方金融危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财富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矛盾更加突出。
全球经济失衡现象难以扭转。新兴国家制造业和能源资源产业日趋发达，但仍依赖发达国家的投资、服务业和技术创新。新兴大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但新兴国家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拉大，造成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一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经济衰退、社会溃败、政治失控将会持续。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使许多国家和群体都出现了诿过于外(包括外国和外来移民)的情绪。
社交媒体迅猛发展，个人和群体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力量上升。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加强教派、族群、国家内部的向心力，又能促成多元社会里更深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裂。网络是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和存在的意义，究竟是维护安全和稳定、促进国计民生、维持共同的信仰、捍卫公平正义，还是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政治家和学者很可能各执一词，而且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找到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为其代表。许多事实说明，为了一个终极目标而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其他目标，在政治斗争中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种斗争往往导致社会失衡以致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