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莞模式的概念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东岸，东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东与惠州接壤；北与广州市隔东江相望；西与番禺隔海相望；南与深圳相连。毗邻港澳，处于广州至香港经济走廊中西间。北距广州59公里，南距深圳99公里，距香港140公里。
东莞是广东历史文化名城。距今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建城，是岭南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东莞1985年撤县建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现辖28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386个村委会、205个居委会。全市总面积2465平方公里，截至2008年底，常住人口694.98万人，其中本地户籍人口174.87万人，外来常住人口520.11万人。截至2009年，全市有海外华侨近30万人，港澳同胞超过85万人，是著名的侨乡。
所谓“东莞模式”，其基本内容是：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也可能是提供已建成的标准厂房，由中国内地的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由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甚至包括购销渠道。上述要素有机组合便构成了东莞模式。东莞模式的核心是“三外”。一是外资主导型，即大部分企业都是外商投资的，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不论是中外合资或合作，例如台资的聚集便是一大特点。二是外向型。即两头在外，主要零部件是从境外进口的，产品也主要是在境外销售。三是外科手术植入型。即整个制造体系都是从外部直接移植过来的，东莞只提供土地或厂房，并组织廉价劳动力即可。
（二）东莞模式的形成与演变
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其经济发展的路径，与同处珠三角地区的深圳、顺德、南海等地略有不同。东莞经济腾飞的起步阶段，外资企业是主角，尤以港资和台资居多，本土民营企业只是配角；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东莞本土民企已初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政府的强力推行下，得到快速发展，与外资企业平分秋色，共同创造了东莞奇迹。
1、筑巢引凤，借鸡下蛋
（1）港资北上
20世纪50至70年代，香港利用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和产业转移趋势，迅速建立了一个以纺织、服务、玩具、钟表、制鞋、五金、塑料、电子等为主的轻工制造业体系，到1986年前后，这个制造业体系在香港本土达到峰值，创造的总产值达到622亿德元，就业人数近90万人，占香港GDP的40%。
进入20世纪80年代，香港本土出口加工业已是强弩之未，在本土陷入成本上升、利润下降难以为继的困难，恰逢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与香港毗邻的广东珠三角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一河之隔的深圳更是主要的经济特区，于是整个80年代香港加工厂纷纷北上深圳，迅速布满了深圳的关内外地区，更有一部分走得更远一些，进入东莞。
1992年至1993年前后，深圳决定开始第二次产业转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三来一补”加工业不再持欢迎态度，大量的出口加工厂被驱赶到了与深圳紧邻的东莞。据统计，1999年香港公司在内地就有5万家工厂，雇用员工达500万人，其中70%以上的规模集中在深圳和东莞地区。
（2）台资西迁
台湾的制造业从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起步，最初为与香港类似的出口加工业，80年代开始，台湾大力发展起来一个电子资迅产业体系，包括资讯工业、家用电器发电配电机械、电子元件等。在台湾本土这个产业于2001年前后达到峰值，产业总产值达747亿美元，占台湾制造业总产值的31%。
到上世纪90年代，台湾本土的电子加工产业，也同样面临人工工资、土地成本上升，利润空间下降的困境。台湾人借鉴了香港人的经验，纷纷将工厂西迁至中国大陆，寻找更低成本的制造业洼地。1998年前后，台湾的桌面电脑组件和电子元器件工厂大举迁往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
（3）政府筑巢引凤
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珠三角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核心地区为外资进入中国内地敞开了大门，使得香港和台湾工业资本进入东莞成为了可能。而且，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充分的简政放权措施，大部分吸引外资的审查政策下放给了各个地级市，使得各地可以因地制宜的发展。
东莞也由此可以制订本地的吸引外资的小政策。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东莞市政府针对吸引香港和台湾企业进入，创造了良好的本地政策环境，使得东莞除了成为成本洼地之外，同时也成为外商投资的政策洼地。东莞市政府同样采取了分权原则，实行简政放权，把各种审批权分解并下放到30余个乡镇，使各个乡镇，各个村都获得了发展权，充分调动了各级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形成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遍地开花，大干快上的局面。这使得港企和台商前来投资的时间成本、土地成本都降到最低。短短的十余年时间，1万多间工厂布满了东莞的各个乡镇村落，所有交通相对便利的公路沿线，均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工业区。
（4）两则实例
下面我们从有关媒体上摘录了两则实例来说明所谓东莞模式的形成
太平手袋厂诞生记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7月15日，中央下发文件，规定广东、福建等省份可以试点搞“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十多天后，香港美孚手袋厂的老板张子弥就在广东省轻工业局的带领下，来到了东莞的虎门。
参与全程谈判的唐志平回忆，“正好省轻工有位领导是东莞虎门人，所以就带到这里来了。”唐志平当时是太平镇（后合并到虎门镇）制衣厂的供销科长。
7月31日，张子弥给唐志平他们一个黑色的女式时装包，问他们能不能做出来。
当时，太平制衣厂的老工人连夜加班，把包拆开，照原料用手工做了出来。复制出来的时装包让张子弥非常满意，张决定在此投产。当时，香港遭遇用工危机，张的工厂难以为继。
太平手袋厂的总务员吴国良说，正是那个通宵加班，让张子弥认为他们是一批能干事的人，“他要的就是迅速出货”。张子弥在太平镇投资建了一个50人的厂房，生产手袋，由他投资机器，出原材料，并负责销售。太平制衣厂只负责生产，也就成了手袋厂。
3个月后，张将香港的200人的工厂关闭，300台机器全部拉到虎门，专门做“三来一补”企业。
唐志平介绍，当时中央的精神是引进外资，解决劳动就业，解决温饱问题。当时是搞劳动密集型，太平手袋厂达到这个效果。工厂发展了一年后，因为太平镇当地人少，他们还去江西九江招工，一年就招200人。
张子弥是第一个来内地投资的香港商人，有胆略和眼光，唐志平说，当时的香港人对内地有抵触心理，“都怕企业日后被没收”。张成功以后，很多香港人来参观，“看能搞，很多人都来了”。
张子弥带来的不仅是投资，也有新的管理模式和厂房。为了提高产量，张在工厂里要求实行香港的分配模式——按劳计酬。
在太平手袋厂，每个工序都会计工，工资结算时，按这些工作量计算。第一个月下来，工人发放的工资，轰动了方圆百里。
当时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仅24元，而太平手袋厂第一个月每个人都发了100多元工资，有人还达到200元。
唐志平说，几个月过去，工厂里的工人达到500人。当地很多人挤在门口，“找后门，要进厂”，有人提着鸡蛋，鸡鸭鹅到家里堵着门，要求在厂里给安排工作。
太平手袋厂原来的厂房是太平竹器厂的旧楼，只有两层，一年后便盖了3栋厂房。当时内地大多用15瓦的白炽灯。张子弥来了后，要求换由清一色的日光灯，厂房内经常连夜赶工，如同白昼。
张在内地的生意逐渐壮大，同时开始在中山、南海生产皮箱。3年后，张子弥和太平手袋厂合作的合同到期，厂房、机器、转给内地方面。“张走后，我们看到了商机，开始自己进料加工手袋”，唐志平说，太平手袋厂也由“三来一补”转型为进料加工企业。
“目前东莞自然有很多企业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在唐志平看来，从来料加工到进料加工，由出口外销到内销，太平手袋厂的模式是整个东莞企业的缩影。①
台达电子西迁记
上世纪90年代初，促使台达转战大陆的原始动因是，大量订单与短缺的劳动力资源之间的矛盾。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台湾人力资源相当紧缺，有订单，但出不了货，致使企业难以扩产。
曾纪坚1992年第一次来大陆东莞考察，看到这里的低廉土地价格和人力成本很是吃惊。当时台达付给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大约在350元人民币，这在内地还算偏高的，相比之下台达台湾工厂的平均工资是这里的七倍。加之东莞政府在土地方面给予的诸多优惠，这使得东莞在当时变得很诱人。于是曾纪坚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台达东莞工厂先期规模一下扩张到3000人，相当于曾当时所管理的台湾工厂规模的一倍还多。
尽管由于为了实现产业配套，需要从台湾转移大量设备到东莞，加上运输成本增加大量开支，但利润率仍达到15%，而同样产量在台湾生产利润率只有10%，内地低廉的制造业成本具有明显优势。
因此，在投资的第二年，台电子就决定在东莞自建工厂，计划产值4亿台币，这是当时台达台湾电源厂产值的四倍。
在内地低廉成本优势的刺激下，台达电子在东莞开始了急速扩张。
1994年下半年，16000平方米的台达东莞一厂建成，并在电源设备产品基础上，增加了风扇产品线。1996年底，台达东莞工厂建成投产，而1997年台达在东莞的产能扩充达到极致，一年时间先后建成三、四、五三家工厂，产品涵盖电源供应器、通讯产品组件、网络及无线传输产品等。
随着台达，以及更多IT整机企业在当地扩张，围绕着他们而生的核心产业配套产业群也逐渐形成。据东莞有关部门介绍，因台达电子的落户，在石碣镇周围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五金产业链，这里大部分的工厂生产的螺丝、散热片都直接给台达电子定向供货。①
2、本土民营企业的成长壮大
（1）从做配套，当配角起步
如前文所述，东莞是一座靠外资企业摧生起来的新兴城市，作为本土的内源型经济的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初，主要是给外资企业做配套，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东莞原本是个农业县，没有什么工业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较为薄弱，本土民营企业，大多是些个体工商户。改革开放以后，在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外资企业的带动下，东莞逐步形成了一批以加工作坊为主要形式的为外资企业加工零部件或半成品的民营企业。当时进入东莞的外资企业大都属于轻工制造业，如电子、服装、五金、制鞋、毛纺、家具、玩具等。
到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外资企业进驻越来越多，外来劳工的逐步增加，东莞这座在农业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已承载不起服务的功能，客观上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已经通过自身发展或通过出让村集体的土地而完成原始积累的农民纷纷抓住这一机遇，自发兴办商业、饮食业、旅店业、娱乐业、物流业。这可以算作是东莞民营经济发展第一波高潮和第一次转型。
（2）转变观念争当主角
与外资企业的发展相比，东莞的民营企业发展相对滞后，除了有历史基础比较薄弱这个因素外，各级政府的发展理念和民众的思想观念存在偏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东莞市民营经济发展协调办公室主任彭日东在接受《东莞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之初，东莞政府最重视的事情是招商引资，各级政府对港澳台地区以及境外投资者都非常热情，如果有好的项目，政府总是一路开绿灯，外资经济是东莞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相比之下，东莞的民营经济受到的待遇就要差多了，拿项目难，办贷款难，办证件也难，扶持民营经济的政策很少。那些年东莞民营经济都是在夹缝中生存，处境非常艰难。①
受政府发展理念的影响，东莞民众也对发展民企信心不足。很多企业主明明是东莞人，却想方设法在镜外注册公司，然后回来发展，摇身一变成了“外商”。因为当时外资企业在东莞投资可以享受很多优惠政策，所以这些人都想办法把企业装成外资企业。
进入新世纪之后，一方面东莞的外资企业发展虽依然强动，但东莞所具有的吸引外资的“政策洼地”、“成本洼地”的优势已逐步丧失，已有不少外资企业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在内地寻找新的投资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膨胀，城市服务功能腿短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迫使东莞市委政府必须调整发展战略和工作思路。
2001年5月，东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一网两区三张牌”的战略思想，其中“三张牌就是指城市牌、外资牌、民营牌，这意味着民营经济首次与外资经济享有同等程度的重视。”
同年10月，市委市政府正式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要在经营领域、人才引进、进出口等方面放宽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并决定在财税政策、融资渠道、行政服务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支持。
2006年4月，东莞再次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将“两自”企业纳入市财政重点支持的名单，支持民营企业做专做精，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上述利好因素的推动下，东莞迎来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一是民营经济有三大突破：2007年登记注册的工商个体户数突破40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的三分之一，真正实现的“三分天下有其一”。非公经济的税收在前11个月已经占到全市税收的40%。①
二是涌现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专业镇、专业村。其中，虎门镇有民营服装制造企业600多家，服装及布料市场22个，成为“中国女装名镇”。大朗镇有民营纺织企业1000多家，产品40%以上销往国际市场，在国内也占有25%的市场份额，成为“中国羊毛衫名镇”。此外，常平的物流，长安的五金，清溪、石龙的电子，新城区的会展、旅游业等都各具特色，优势明显。
三是兴办了一批实力较强的科技型民营企业。目前东莞共有市级以上的民营科技企业800家，其中省级206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98家，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近一半。东莞民营科技企业共创“中国名牌产品”6个，“国家免检产品”8个，“中国驰名商标”2个，“广东省名牌产品”40个，“广东省著名商标”3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