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闲话军统(续一)8-14

原创:随千万人俱往矣
      闲话军统(8)
  上面说的大体属于专业课,还有大量的基础课或者叫理论课:
  行动术。偏理论性比较多,属于纸上谈兵。
  侦察学。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侦察为案例,特务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现成的教材可用。
  情报学。就是陆桥山那一行,这是每个特工都要通晓的一门功课,包括从搜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主讲,郑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专著,名字就是《军事情报学》。
  高等警察学。教官自然是李士珍,前面说了嘛,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武装斗争。耳熟吧?顾名思义,这是专门针对我党的一门课程,据说教得非常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帮会。如哥老会、青洪帮,等等。当时帮会盛行,搞情报不了解这一行是不行的。
  按: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在帮。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虽没有加入帮会,但他和杜月笙是非常好的朋友,戴在上海呼风唤雨,与杜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契卡”。即1917-1922年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捷尔任斯基(看过〈列宁在1918〉的一定对他有深刻印象)。讲苏联的特工活动,那会儿的“契卡”,大概就象后来的中情局一样,代表世界特务工作的最先进水平。
  对了,前面的专业课中,还有一项是通讯,就是余则成那一行了,包括电讯、密码、密写等等。
  上面这些课程,均根据陈恭澍的回忆。从这些课程中,大家不难看出,除了射击等个别几门课程,其实特训班也没什么新鲜的,并不神秘;第二,这么多的课程,短短半年的时间,自然只能是学个大概,哪样也学不精,连开个车都没学会(比咱们差远了)。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那是门也没有。后面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特工,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再正确没有了。
  像前面我们没有考证出姓名的那些人,要么是工作性质极端保密,不能见诸史料记载。也不能排除因个人悟性太差、或没有崭露头角的良好机遇而终身籍籍无名。
  像陈恭澍是往行动方面发展,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专门搞暗杀的专家,恐怕他也是始料所不及。
  像刘乙光,分配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听着挺好听,其实是负责管理特务处的内部监狱,最终以一名高级看守终身,估计也是做梦都不会想得到的。
  按:前面说了,军统(包括前期的特务处)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督察制度,大凡特务们在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就要去“反省”,即关禁闭,其实就是军统的内部监狱。待遇分三种:“甲”地条件最好,跟家里差不多,只是限制自由;“乙”地就差一点了,但“甲”、“乙”两地都在军统单位内部。除此以外,还有“丙”地,“丙”地设在南京陆军监狱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监号,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蹲监狱”了,只是比一般的犯人少挨几顿揍罢了。
  刘乙光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因违纪或工作失误而需要反省的“同志”们。后来,大概是看他具有当看守的“天赋”,又很忠实可靠,被戴笠指派去看守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看守生涯――其实,也等于蹲了一辈子监狱。
  转眼半年过去,“洪公祠特训班”结束,该分配工作了,陈恭澍被分配到北平,去建立特务处北平站,同去的是杨英和戚南谱。
  从此陈恭澍走上了他的杀手生涯,不久之后,就要迎来他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刺杀张敬尧。
 
闲话军统(9)
  2、浙江警官学校(以下简称“浙警”)
  大体在1932年底,为便于戴笠开展工作,蒋介石任命他为“浙警”政治指导员(是不是听着熟?很正常,我们前面说过嘛,GMD 、GCD原本就是一家的哥俩)。
  大家不要小看“浙警”,当时中国不象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当年,“浙警”是中国仅有的两所专业警校。
  得此天赐良机,戴笠岂能客气?
  他首先在校内设立政治指导员办公室,派“十人团”之一的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日常工作。
  按:“书记”、“书记长”这类词,以后会经常出现,大家不要搞混了,以为“书记”是GMD的支部书记,不是的。GMD的党务系统的主官,不叫书记,而叫做“**党部主任”,一般设在地方。不象我党,“支部建在连上”――目的是强化党的领导,这也是我党最终战胜GMD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年,GMD的各级机构没有那么多职数,一个正职、顶多一两个副职,象军统,始终是一正一副。不象现在,任何一个什么机构,副职恨不得能有十几个,还要分出哪一个是常务,哪一个排第几。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主官不在位时,总得有人来替他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因此民国时期,各机构一般设秘书长或主任秘书、书记长或书记,大体都是一个意思,即主持内部日常工作的这么一个幕僚长。
  这个幕僚长因时、因地、因人而易,可能地位很高,当年毛泽东曾有一个短时间担任GMD中宣部长,主任秘书就是沈雁冰,即后来的著名作家茅盾,这个主任秘书可不得了,基本相当于常务副部长。
  但不管职位高低,这个幕僚长由于常年帮主官看家,参与密勿,其实际地位都不低,权力也很大,如果是主官的亲信,那就真的是能当半个主官的家了。
  接着又挤走了校长,派胡宗南的亲信赵龙文为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紧接着,教务处、政训处,全换上了特务处的人。
  经过一番拳打脚踢,“浙警”成了特务处的特务训练学校,在特务处早期,除了“洪公祠特训班”毕业的几期学员以外,“浙警”的师生员工,也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之一,许多人都是从这里走上他们的特务之路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统“三毛”就是在“浙警”聚齐的。

  “浙警”出来的第一个人才,就是毛善高。
  按:毛善高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那我告诉你,毛善高进入特务处以后,改名为毛万里――什么,还不熟悉?那我再告诉你,他还有个哥哥――毛人凤。
  这下熟悉了吧!
  不过此时的毛人凤还在老家当小职员,他的弟弟毛善高听说当年的戴大哥(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加同学加亲戚,而且是一个村的)正在主持“浙警”,于是就来投考,想当警察,考完之后心里没底,就托人给戴笠带话,问能不能看着毛人凤的面子,关照一下。
  没想到这一下关照大发了,戴笠见着当年的小兄弟一聊,觉得是个有用之才,又是家乡的子弟,大喜过望:“考什么警校!到我这里直接参加工作,跟着我干革命。”
  就这一封信,毛善高直接进入特务处当上了国民革命军军官,授少尉军衔,任“洪公祠特训班”书记,并改名为毛万里,后来成为军统著名的将级特务。
  按:毛万里与陈恭澍是莫逆之交,后曾任北平站书记,与陈搭档。
 
原创:虽千万人俱往矣
      闲话军统(10)
  说完毛万里,再说他的哥哥毛人凤。
  毛人凤,原名毛善馀,浙江江山县人,生于1898年,比戴笠小一岁。毛善馀与戴笠是江山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而且一起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毛善馀就是此时改名为毛人凤的。
  另外,戴笠的妻子,闺名叫毛秀丛,与毛人凤是同族的远亲,因此连带着,戴与毛也沾点亲。
  毕业以后,毛人凤回到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教员(跟胡宗南一样,看来要想出人头地,先去教小孩子念书),我们前面谈到的周养浩就曾是他的学生。
  黄埔军兴,毛人凤也在此时赴广东准备参加革命,不过他考入的是黄埔军校潮洲分校。但在校期间生了一场大病,只能退学回家。
  事情就有这么巧,回家的路上,居然意外地碰到了戴笠。
  按:关于这件事,我一直很怀疑其中是否有“演义”的成分,因为他们的这一次相遇,对戴笠的影响太大了,从此中国多了个“希姆莱”。
  人海茫茫,哪儿那么巧就碰上了,但这件事两个人又都提到过,似乎也没有不相信的道理。
  据戴笠后来自己回忆:他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宣传革命的道理”被学校当局开除(我们的文献记载是因调皮捣蛋被开除),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是被学校开除了。
  戴笠失学以后,要说这人赶上倒霉就没办法,干什么都不顺。就跟姜子牙似的,卖面吧,赶上刮大风,面被吹跑;开饭馆吧,赶上天热,肉都臭了。反正基本就没干过什么正事。正在这个时候,遇上了刚从广东回来的毛人凤。毛人凤听了戴笠的遭遇,就劝他说,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你应该去投考黄埔,干一番大事业。
  走投无路的戴笠听了,当即决定到广东投身革命。
  按:不要以为“革命”这个词是我们这边专用的。在当年,去广东、参加革命军、反帝、反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挽救民族危亡,就是革命,这是每一个有志青年、特别是读过书的知识青年的唯一和最高理想。而“参加革命”的最直接途径,就是投身黄埔,这也是为什么黄埔军校能够影响中国军界几十年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吸引了太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人。
  有一部老片子《大浪淘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建议没看过的找来看看。听一听那主题曲《工农兵联合起来》(据说还是根据一首匈牙利民歌改编的),一定能体会到当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后来,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中,就有后来被他拉入特务处、成为“十人团”成员的唐纵、徐亮,还有王孔安。
  再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毛万里加入军统之后,自然要推荐他的哥哥毛人凤,戴笠是很重视乡谊的,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老同学,正好此时毛人凤在政府里的小职员也干不下去了,于是“毅然”出山,投身军统。
  当年戴笠投考黄埔之前,曾与毛人凤相约“后会有期”。
  再相遇,竟是两代特务头子之间的风云际会。
  1934年,36岁的毛人凤加入特务处,叙为上尉军衔,并被派往“浙警”政治指导员办公室任书记。从此,毛人凤为戴笠当了12年的书记、书记长、主任秘书,并于戴死后接过了他的衣钵。
  按:毛人凤的“成长”道路,在军统是个“异数”,因为他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在抗战之后,制裁马汉三的行动由于事关重大,毛人凤亲自带队,还曾开玩笑,说“加入团体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佩枪”。
  因此,终戴笠的一生,毛人凤都是以一个幕僚长的身份出现,你可以说他不懂业务。而卒能剪灭群雄,把保密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其心机、其手段,实令人有深不可测之感。
 
原创:虽千万人俱往矣
      闲话军统(11)
  再说说军统“三毛”中的第三根“毛”――毛森。
  毛森,原名毛鸿猷,加入军统前是个小学教员(哈哈,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又一个小学教师吧),由于在考师范的时候,用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所以加入军统时,他叫做“毛善森”。
  这个同乡“毛善森”,大概和毛人凤、毛万里是一辈的,都叫“毛善什么”嘛,所以,不仅现在,即便在当时,军统中的很多人也以为毛森和他们是兄弟,其实不是。
  由于不甘心当“孩子王”,“毛善森”考入戴笠把持的“浙警”,毕业后又被戴笠送到特训班学习。在加入特务处的时候,觉得老冒充别人的名字也不是个事,于是去掉一个“善”字,改名毛森。
  这名字,改得够学问,毛骨森森,人如其名。
  这个毛森有点绝的,值得介绍几句:
  一是他曾两次被捕,居然两次都能逃脱危险。
  抗战期间,军统被捕的特务,几可以百千计,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英勇捐躯、要么落水当汉奸。能逃出来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当然我说的是有头有脸的),其中之一就是毛森。
  按:还有一位是刘戈青。这位更不得了,在日伪监狱里都敢揍“76号”的看守,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以后在讲军统的“四小杀手”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刘戈青的事迹。
  二是毛森被捕以后,自己都在监狱里了,居然还能假人之手制裁叛徒,实在是智勇双全。而他制裁的这个叛徒――军统东南区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d),就是不少人认为是《潜伏》中的李海峰的原形。
  第三.你军统不是不让结婚么,毛森就敢,而且是堂而皇之地结,不但接,戴笠还送了礼金。厉害不?
  毛森早就看上了特训班的同学,女特务胡德珍,因此,当军统派他到杭州当站长的时候,他向戴笠提出,赴敌后需要工作伴侣,有利于潜伏。戴一听不但特批,还给了他500元安家费。
  后来,毛森在狱中“制裁”叛徒李开峰,就是胡德珍负责往来传递信息,最终成功的。看来找个同行还真是有好处。
  和那些偷偷摸摸结婚而被关禁闭的军统“同仁”们比比,真不禁让人感叹,“同是一个单位的特务,怎么思考问题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四是毛森曾经破过荣毅仁的父亲――“面粉大王”荣德生被绑架的案子,荣德生还送过他礼物,表示感谢。
  这些,各报章上都有,本着我的写作原则,广为人知的,我就不再过细地说了。
  按:1992年,毛森曾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偕夫人胡德珍回老家浙江江山观光,受到当地统战部门的热情接待。
  同年10月,毛森在旧金山去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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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军统(12)
  除了军统“三毛”以外,“浙警”还出了几个学生,值得说一说。
  首先是萧勃,军统美国站站长。萧勃是军统里的外交家,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
  有人说萧勃摊上这个活不错,大家都当特务,同样是站长,别人在敌后,每天餐风露宿、“偷鸡摸狗”不说,不定哪天就给抓起来、没准哪天就掉了脑袋。
  你萧勃每天养尊处优,按时上下班,端着杯红酒、出席出席派对,就把活给干了,又体面还安全。真不公平。
  那没办法,“革命”分工不同,萧勃的岗位是出席派对,你的岗位是“偷鸡摸狗”,不具有可比性。再说了,人家萧勃会外语,你会么?
  抗战期间,军统有几件大事,跟萧勃有关。
  首先是“日本海军可能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被军统首先截获并破译的,这是真事,并非传说,此情报就是由萧勃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郭德权交给美军方的。但可惜美方不但不相信中国的谍报人员有这种能力,反而怀疑是中国有意挑拨日美关系,结果这么重要的情报,居然没有发挥作用,令人扼腕。
  按:一说,因美政府有意参战,但找不到合适的说辞说服国会,所以使了这样一出“苦肉计”,即以牺牲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代价,换取民众的首肯。
  这种猜测过于大胆,我不知道有没有显著的证据。
  第二,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海军方面得知是军统提供了这样的重要情报,当即产生了合作的兴趣,并派海军中校梅乐斯与中方接洽此事。因梅乐斯与萧勃是好朋友,所以梅找到萧勃,请他出面安排与中方的联络。
  萧勃自然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军统,使戴笠有机会撇开海军方面,直接把梅乐斯作为军统的客人弄到中国,予以热情接待,并通过梅乐斯向美国海军方面提出进行情报合作的计划。
  1943年7月1日,美国海军情报署和军统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正式成立,这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英文缩写SACO),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
  中美合作所使戴笠搭上了美国海军的关系,戴笠也因此与梅乐斯成为极好的朋友,并且通过梅乐斯的关系,获得了日后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负责人的默契。
  如果不是戴笠以外飞机失事,没准就会出任中国海军的总司令呢,那可就不是少将的问题了。
  因此,中美合作所最终落户军统,是萧勃为戴笠立的一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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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军统(13)
  按:中美合作所这个机构,大家很熟悉,甚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但我可以说,很多人对中美合作所的全部印象,可能都来自于《红岩》。这个印象,不能说不对,但起码是不太全面。
  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如果你仔细去探究,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提起某个人或某件事,大家都知道,似乎很熟悉,“啊,你的说就是那谁吧,知道知道,那不是坏蛋么,特坏。”但你一细问,坏在哪啊?怎么个坏法?准傻,谁也说不上来。
  所以前一段史学界颇有一批人在忧虑,说现在大家都太浮躁,热衷于做“翻案”文章。言下之意,无外乎讽刺这些人静不下心做学问,学风不严谨,于是用这种方法吸引眼球,还在短时间内暴得大名,话里话外,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子“酸葡萄”的味道。
  其实,并非大家多爱做“翻案”文章,而是很多人、很多事,原来根本就没有“案”,仅仅是作为一个符号,停留在大家的概念中,现在要做的,不过是把他的本原介绍给大家,何“翻”之有?“翻”什么?
  因此,这里叉开一笔,说说中美合作所。
  首先,中美合作所不像字面上所反映的,好象是个研究所,中美两国派几个人,合作研究点事情。
  中美合作所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最多时全所人员达六千多人,有包括能住上千美军特务的别墅式宿舍、办公室、餐厅、舞厅、礼堂、军火库、监狱等等。
  建所时,应军统要求,美方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特工器材、气象设施、医药设备和车辆,只要跟特务沾边的东西,就没有军统不要的。
  就说汽车吧,光吉普车就要了200辆;卡车,还是十轮载重的那种,军统居然开口就要2000辆,也不知道他想运什么,是不是要到山西去拉煤,想招两千个司机也不容易啊,还得是“大货”本。美国人还真实诚,要就给,真的运来2000辆。
  其他的,还包括帮军统建起一所1000张病床的医院,包括全套设备和医药(似乎就是军统的“四一医院”);还有足够建立150座气象台的器材设施、近万吨的特工器材和武器弹药。
  这军统,可傍上大款了,不要白不要。
  要说美国佬还真是财大气粗,到中美合作所结束时,所有美方提供的物资,均无偿赠与军统。
  解放初期,罗广斌、杨益言为体验生活,曾到杨家山中美合作所原址参观,据他们回忆,大家都不禁对中美合作所规模之大、设备、设施之先进感到惊叹。杨益言特别提到:“它那曾停过2000辆美制军用十轮大卡车的车场用地,竟占据了超过一所高校的用地。”后来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就用的这片地。
  也是啊,2000辆大卡车停一块儿,一般见不到这景啊。
  其实,美国人一点不傻。这东西能值多少钱,终归那是有数的。他们看中的,是通过与军统的合作,获得相应的情报,打击日本,而这些情报,单靠美方自己,是难于获取的。
  干事不惜花钱,花多少钱都干,而且还要干成,这是美国人的特点(当然了,你也得有这个钱才行)。
  总想花小钱,办大事,甚至不花钱、白捡,没有那便宜。
  想去吧!一辈子也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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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军统(14)
  其次,说说中美合作所都干些什么。
  首先是情报搜集。
  1943年4月18日,美国空军击落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
  这个情报,就是中美合作所破译的。这回美国人信了。
  按:电影《山本五十六》,可能许多人看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可是作为“反动影片”、内部放映的。还记得当时我身边的长辈们,去看这部电影时,脸上那种既神秘又带有几分兴奋的那种表情。那可真正是“少儿不宜”,不让孩子进的。据说看完之后有的单位还组织了讨论,让大家批判。
  第一次听说“山本五十六”这个名字,就因为这个电影,当时还觉得这名字好奇怪,后来才知道,似乎是他父亲在56岁时有了这个孩子,因此得名。
  这个片子拍得不错,结尾很悲壮,是军人的死法。
  搞气象情报。前面不说了么,中美合作所建立起了150多个气象观测站,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战后美国海军部评价为: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再是为军统训练了特工人员。据统计,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开办了12个特工训练班,内容林林总总,如军事情报训练班、爆破训练班、特种警察训练班、气象情报训练班、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助教人员(协助美军教官开展训练工作)训练班,等等。
  另外还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一批武装特务,其生源主要来自于“忠义救国军”(这个“忠义救国军”也是属于我们前面说的,大家都知道,但又不了解的,后面会说到)。
  关于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的情况,曹鸿藻先生曾以《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为题,写过一篇回忆录,很是生动,为节省笔墨,我会在这一节末尾,直接以附录的形式提供给大家。
  按:雄村,在安徽黄山市歙县,这是个挺出名的村子,出过几个有名的人物。
  一个是清朝的曹振镛,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道光的宠臣。道光七年,清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生擒张格尔,曹振镛因赞画有功,以文臣身份“图形紫光阁”。后以武英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休致。特谥为“文正”。
  “文正”不是随便给的,有清一代,谥文正的只有八个人:汤斌、刘统勋、朱��、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这其中大多是帝师,有的还有“拥立”之功;曾国藩则是“立德、立言、立功”占全了,几乎成为新一代圣人。只有曹振镛是例外。
  晚清的“中兴”三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只有曾国藩弄了个“文正”,左和胡分别是“文襄”和“文忠”,林则徐、李鸿章也都是“文忠”。
  可见道光多么看重曹振镛,但曹振镛的名声,在历史上其实并不好。其做官,诀窍是“少说话,多磕头”。道光有一次跟他提起,说现在大家上的奏折太多,看不过来。曹振镛给出了个主意:“您下次逮住一个,从他文章里找出点错来,然后照死里整,以后就没人敢随便上奏折了。”
  所以后人评论,晚请的官风,就是从曹振镛起给带坏的。
  还值得说的是曹振镛的父亲、尚书曹文埴。他家有个戏班叫“庆升班”曾入京演出,为“四大徽班”晋京起到了示范作用。所以,京剧的形成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风靡全国,与曹文埴是有一定关系的。
  除了曹振镛以外,另一个就是明朝的王直了。这个大家可以去看《明朝那些事》,比我写得好。
  第三是心战,干扰日本广播,加强抗战宣传。
  第四是经济战。如大量印制汪伪政权储蓄券的假钞,扰乱敌占区金融,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美合作所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
  梅乐斯回国以后,升任海军少将。
  再以后,保密局利用中美合作所的原有场地,建起集中营,关押政治犯,这就是著名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了。
 
附录:
   曹鸿藻先生,曾任雄村训练班文书股少尉、教务组少尉。他写的回忆录《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文笔流畅,很是生动传神,是极珍贵的史料记载。因此我就躲懒了。直接以附录方式引用。
  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
  曹鸿藻
  初入训练班
  我1922年2月22日出生于安徽歙县雄村。1940年我19岁即由族人曹幼青介绍在县录事室当录事,后因薪金尚不敷吃伙食,1941年又回雄村曹载生家织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密商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一个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1943年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正式成立。中美合作所在全国各地先后开办了十多个训练班,培训特工。早在1943年春,中美合作所就在安徽省歙县雄村成立了第一训练班(又称为雄村训练班、军委会第一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直至1945年8月结束。
  1943年4月,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文书股(上尉刘宗汉)因缺少缮写人员,就在村招聘缮写司书。经过考试,我就此入班,任少尉司书。
  戴笠主持第一期开训典礼
  1943年6月,训练班正式开训。第一期是由驻广德王岭忠义救国军(中将马志超任总指挥)调来自准尉排长至上校团长300多人到雄村中美班受训。
  该班另设有一个禁闭室,在芋头田的李王庙内。该禁闭室不大,顶多只关到十人。另一个是图书室,所有来往信件都由图书室收发。由上尉组员王诚骝负责。
  训练班举行开训典礼时,戴笠来到雄村,在老祠堂(即曹氏的宗仁公祠堂)召开开训典礼大会。这天本班的3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第一期即为干训队),由中区队长带至该大礼堂与班本部的官佐一起集中在大礼堂。班本部官佐站前排,学生站后面,听班主任戴笠讲话。我记得戴笠说了许多规章制度,并要学生努力学习,争取把美国人的新式武器带回部队。戴笠大约在三天后即回重庆。从此,每期开训都要在大礼堂举行开训典礼,也要宣誓。
  训练班的课程安排
  学生开训后每日上八小时课,每期人数不一,总之按来的人数以一个中队为一连人数而编队,以第一中队为干部队,以下都为士兵队。每期的课程是一样的,其课程表是由教务组印发,每星期一张。星期一至星期六为正式上课之日,星期天是整理内务和休息,课程表由教务组教育副官拟好交我用腊纸刻好油印。此表上有课程,下刻教官姓名,一次要印300多份,分发各中队中分队长、指导员及各教官各科室等。每星期按此表进行上课。第一期为6个月,从1943年6月至12月为止。
  训练班课程中国课为:三民主义、步兵操典、政治、筑城、通讯、防毒、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游泳、国术等。美国人上课一是武器射击(如0.5机关炮、肩射火箭炮、洛易士机枪、汤姆生机枪、左轮手枪);二是爆破。中国课教官有李立三、吴涌泉、黄升之等。美国教官有荷兰、汤姆生、贺登等。美国课程每课都有一个翻译配合。重机枪、卡宾枪等都在河边对岸枪靶射击,上下船须停下,在射击后才可通行。各期参训人员除忠救军为主要外,另有屯溪缉私处及淳安的鲍步超第七纵队也有部分人员参加。部队来时都是徒手,受训后,按照学生的各种武器特长发武器给他们带回部队使用。每期如此。受训期间每天早晨要升旗,由副主任郭履洲在河边大操场作升旗讲话,所有官兵学生都集中在此听训话,每次要讲一个多小时。冬天大家就可怜了,天寒地冻,站立操场,冷得发抖。副主任讲好话后,大家才可回各单位吃早饭。学生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副主任训话。”
  参加培训的学生,除每日上操及课程外,根本没有时间可以乱跑,出外都由中队长带领,课外都集中在队部休息,晚上自修或听指导员讲政治。星期天上午整理内务,下午休息,自己洗衣、补衣袜等。
  各单位官佐也很少有时间可以在单位走走,要好的可以一起谈谈话,但也很少出来,原因是村里路上都有岗哨,很麻烦,要问口令。少数官佐抽空要走走老百姓家,谈谈闲话。因此,在村内有极少的年轻女子与他们结了婚,曹素贞与郭履洲侄子郭正肃结了婚,朱村黄翼农药店老板的女儿与政训组上校组长吴志慎结了婚,曹杏花与政训组中尉组员王诚骝结了婚,曹兰仙与副官室的上尉龚一苇结了婚。还有其他少数结婚的就不太清楚了,这是他们自愿的。训练班结束后1946年全部家属由上尉副官来雄村带去上海。
  戴笠两次参加毕业典礼
  约1944年12月,戴笠来到雄村,参加第五期学生毕业典礼。那天发生了戴笠怒训副主任郭履洲的事。他在大会上表扬前十名毕业生,将自带的美国派克金头钢笔奖给第一名学生,其余第二至十名则以衣服及衬衣、皮鞋等物资作为奖品给他们作为留念。事后训话时,戴笠问起少将副主任郭履洲为何不处理林学哲时,戴笠大发雷霆,将桌一拍,茶杯滚到地上。不但郭履洲立正站着,不敢动,全场官兵心胆都惊吓得鸦雀无声,由他痛骂。
  此事原委是这样的:1944年在一次早晨集合升旗时,副主任郭履洲发现助教林学哲未到,派人去叫他,林来时气势汹汹到台前将卡尔德手枪交副主任,要求副主任打他,副主任不理他。在开过升旗会以后,郭履洲回办公室叫秘书室将此事上报军统局,后军统局戴笠指示以极刑处理林学哲。副主任一方面爱惜人才,另一方面又碍于林是戴原来的卫士,所以没有照办。没想到他因违背戴笠旨意而招祸。第五期后,戴笠即下令将郭履洲调去福建玉壶第八班为副主任了。后调第八班的少将教育长娄剑如来雄村班为副主任。
  1945年8月15号,戴笠由屯溪来雄村,所带人数约有50人左右。他是坐软椅由8个抬夫抬来的,随从卫士约有30多人,每人两支枪,一支卡宾步枪,一支左轮或考尔德手枪。美国特务头头梅乐斯准将及翻译官等一起到班。梅乐斯和翻译等主要人物都住在洪家社屋的主任办公室内,其余则临时住在竹山书院的其他房内。17号戴笠在早晨升旗后讲话。
  第二天我们获悉所有官佐在大操场上聚餐。在11时后,副官们已将菜等拿上桌,不巧突然下雨,副官们又将菜肴拿回房间。至12时半雨停再行拿出上桌。这时少将副主任娄剑如要去请主任戴笠聚餐的,因他不到谁也不敢动一动。可娄剑如去请了三次,戴笠都不理,娄剑如骇的不知所措。后来他托了许多高级干部去请(如与戴同来的秘书、翻译等),戴总算来了,娄向戴报告所到的官兵人数,戴也不理他,向指定的桌边走去。当戴宣布大家可以吃时,娄仍立正站在他身后一动也不敢动。这样等到大家吃好结束后,娄仍坚持站立,后由秘书等劝他回去。这件事的原因之一是娄由八班调来时延迟了时间,五期郭履洲调去时,他到第七期才来接任,中间都由少将教育长汪浩然代理。其二是他到任后威风派头太大,各官佐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称心意不是骂,就是令下跪。这次这些人告了他一状。因此,戴笠对他非常不满。第三天第一支队出发时,戴笠下令叫他随第一支队走。当船到浙江淳安时,戴笠又令他下船,在淳安待命。后来不知如何。
  短暂的雄村训练班
  雄村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员及机构设置情况:主任戴笠,少将副主任郭履洲至五期,七期由娄剑如接任。少将总队长张国,少将教育长佘万选、汪浩然、黄天存。
  副主任办公室设在崇报祠(崇报祠现已改为几间平房),后面平房为秘书室,上校秘书罗孝先。总务组在前面,上校组长张东生,七期是晏子风。政训组在崇报祠左前面,上校政训组长吴志慎。教务组在后池塘新建的办公室内,上校教务组长马鹏飞。会计课在后面的祖宗寝室前,中校会计课长李型昌。医务所设在汪渭徵家中,中校医务所长钱景初。电台设在河对面慈光庵内,少校台长章德善。特务连设在曹怀曾家中,少校特务连长陈汉卿。通讯班设在曹守仁老屋阶梯边,少尉通讯班长陈天理。翻译室设在八角亭的听风楼,中校翻译主任周关。助教室在竹山书院边房,上尉助教林学哲。气象台设在航步村下高坞山上。美教官住在八角亭楼上:负责人第一至第三期是马斯德中校,第三期至六期是巴尔金少校,第六至第八期是贺登上尉。大队部:上校大队长张葆琛,五期后是罗云柏接任。粮衣等库设在曹养民家,上尉官库军需徐良。军械室设在竹山书院边房,上尉军械员陈允恭。少校副官主任住在曹冶辛家。本班部官佐厨房由上尉副官周景堂负责。
  雄村训练班在1945年8月第八期时结束,共计两年又2个月。第八期只开训了半个月。各期训练班情况具体如下:
  第一期 1943年6月至12月,共受训6个月,学生为3个中队(300多人)。
  第二期 1944年1月至3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5个中队(600多人)。
  第三期 1944年4月至6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7个中队(900多人)。
  第四期 1944年7月至9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4个中队(600多人)。
  第五期 1944年10月至12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6个中队(800多人)。
  第六期 1945年2月至4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8个中队(1000多人)。
  第七期 1945年5月至7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9个中队(1200多人)。
  第八期 1945年8月开训半个月即停办(1200多人)。
  该班发生的特殊情况是在1944年第三期中,学生由广德来时吃不了这种苦(吃的是糙米,每餐只有几个辣椒,穿粗布衣,早上起床只有五分钟,一天三操九堂课),发生了逃跑事件。一次抓回两个,开大会决定枪毙,一个由美教官保下,一个由特务连带去花山顶执行枪毙。另一次是学生游泳在河的深处跳水被淹而亡。还有一次上实弹射击时,有个学生隐避不当被打死。所以该班共计死了三个学生。
  该班学生主要来源是由安徽广德王岭的别动军忠义救国军,该部的驻地与苏、浙、皖接近,他们专以游击战为主化装打入沦陷区,破坏日军的仓库和道路等。该班第四期学生在七八月间,由上尉助教郭志丰和巫铭田率领了第一中队的少数学生,大约一共只有十四五人去浙江沦陷区做破坏试验。他们去了十多天,回来后在操场边的竹山书院门口大放爆竹以示庆功。据说这次去浙江,他们化装渔民成功炸毁了诸暨大桥和杭州日军仓库。那个时期我们只知道该班与部队都是抗日打日本人的。
  训练班编制表
    副主任室
    秘书室-书记室
    总务组-副官股
    政训组-指导员
    教务组-教官室
    会计课-军需室
    医务所
    电台
    特务连
    通讯班
    助教室
    气象台
    美教官室
    大队部-各个中队
    粮库
    军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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