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人、印度人和前苏联人在华尔街形成了三大群体,占华尔街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有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和前苏联人擅长团体作战,中国人则倾向单打独斗。
近两三年,华尔街可谓血雨腥风,哀鸿遍野。几乎每家银行都成了“总裁”--总在裁员。我直接、间接的朋友中,大约有三十来人丢了工作。前几天,其中的一位朋友来电话,谈起找工作的近况。他绝望地说,每一次第一轮面谈感觉都不错,但第二轮面谈总被刷下来,究其缘由,竟然是因为自己不是印度人,也不是前苏联人!
他一说我立刻明白。华尔街第一轮面谈,通常都是人事部门或未来的顶头上司先约见,这些行政主管或者项目经理大部分是白人,只看应聘者是否符合要求、是否顺眼。第二轮面谈就轮到技术主管或者部门的技术骨干来“拷问”了。中国人去应聘,白人这一关轻轻松松就过了,但第二轮如果是印度人或者前苏联人,他们便会“朝死里整”,届时向经理说声这个人不合适,中国人自然出局。
印度人不甘心只做普通技术或业务员工,他们的眼睛还会紧紧地盯住管理阶层。在华尔街,一旦一个印度的技术业务高手进入一个部门,就会再招聘两三个助手,也是印度人;新手一两年后出头,然后再带新人。于是,他们的职位就像搭人梯那样渐渐地向上升,到后来,最早进去的那位当上部门经理,甚至更高位置,便掌握了整个部门的用人权。再过不了多久,他的下级中印度人越来越多,并逐渐把其他族裔的员工排挤出这个行业。所以,中国人在华尔街找工作面谈时,只要见到印度人,心里就会嘀咕:“肯定没机会了,印度人不往死里整你是绝不会罢手的。”因为,他们一定要留住这个位置来安顿自己的同胞。
华尔街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上半句是:一个印度人做了头儿,第二年他手下全是印度人。下半句和我们中国人有关:一个中国人当了头儿,第二年他周围就剩他自己了。这话虽然不动听,却一点儿都不夸张。讲一个我自己的跳槽故事吧。
多年前,花旗的投行所罗门美邦(SalomonSmithBarney)招人,那时的花旗如日中天,我觉得机会非常不错,立刻申请,不久就得到了面谈的机会。安排我前去面谈的猎头名叫韩伍,他说一看我履历上的名字便知我是中国人,并告知他是越南人,然后绘声绘色地向我详细介绍道:“我的头儿一看你的履历,就觉得你是非常有希望的候选人。你以前的经验符合他们的标准,而且你要去的那个组,头儿也是中国人,苏博士,技术水平相当高,去年升上去的。你们背景相似,都是从中国来的……”
那天,我怀着与韩伍相同的愿望去了花旗。第一轮面谈采用“PanelInterview”(多人同时面谈)的形式,我们这一批共三个组员,一个老美,一个印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山姆。由于有一个老美在场,那个印度人比较“客气”,这一轮谈下来双方感觉都挺好。韩伍兴致更高了,立刻安排了第二次面谈,见组长,也就是那位苏博士。
见苏博士的前一晚,韩伍又在我临睡前来电话。我好奇地问他是不是还在公司忙,他回答是,不忙不行啊。他说:“听苏博士讲,别的猎头给他送去一个老美,但我们觉得你的希望还是最大,你的实力强过那个老美。”我自己也信心满满,花旗那个位置的业务领域是我熟悉的,而使用的技术更是我的强项。
第二次去花旗,我特意早到了十五分钟,我在会客室等得不耐烦,便伸出头去四下张望,见到了前一次那个叫山姆的组员,他正巧来到门口冲咖啡。看到熟悉的面孔,又是同根同种,我自然地流露出一副热乎劲儿。刚跨出一步想同他套近乎,没想到他看到我跟见了鬼似的,立刻慌里慌张地躲开了,简直莫名其妙!不过,那位苏博士组长倒还好,他浑身散发着书生气,跟我想象的差不多,我们谈得不错。
那晚我等着韩伍的电话,我估计他会安排第三次面谈--去见花旗的部门经理。可电话没有如期而至。第二天中午我正吃着午餐,听到电话铃声,我将一口还来不及下咽的饭吐在盘子里,急忙去接听,是韩伍!
他开口便质问:“我真搞不懂你们中国人,太奇怪了。明明你最适合那个位置,苏博士却说你不合适,我逼问了他半天,他说顾忌再聘用一位中国人有抱团儿的嫌疑。我的头儿听了之后气坏了,这算什么理由?好端端的一单生意弄丢了。”
我很失望,更无力回答他的问题。抱团儿工作是件好事,中国人为什么要自我心虚?我们中国人如果在外面都不帮自己人,特别在当下的艰难时刻不“抱团儿取暖”,那指望谁来帮你呢?
这次华尔街的大裁员,更使得中国人大量流失,那电脑软件系统和衍生证券模型原先的三分天下,不久将成为印度人和前苏联人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