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ZT)
李连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七弟 发表于 2005.10.18 12:49 阅读次数 3,682
李连杰：同学们好。（掌声）新闻界的朋友好，红十字各位的朋友、领导，我都不能称为领导，因为我们是心灵上的朋友，所以我就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你们好。其实演讲不敢当，一个小学都还没有毕业的人，站在最高学府的讲台上，不够资格，不够资格去演讲。我真的小学没有毕业。1971年上小学，在北京一个厂桥小学在北京念了一年级就被人抓去练武术，一练武术就没有时间学习了，因为那个时代标榜的是不学习。我只能够用我人生的经历去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感受，如果这些感受能够对同学们有帮助的话，你就听一听，如果没帮助，你就笑一笑，胡说八道了，李连杰乱说。（笑，掌声）
我在北京出生，两岁没有父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八岁的时候练过武术，为什么练？全世界的记者问过我无数遍，我真不知道为什么练武术，因为那个时候就被学校介绍到那个体育学校，教练说你是练武的材料，所以在那个时代，是幸运之星选了我还是我选了幸运之星，搞不清楚。第一个月拿冠军，我自认为还是蛮刻苦的，所以三个月后我拿了中国的冠军，是少年，在12岁的时候，不分成年、少年，18岁以下，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第二名比我站在那儿还高。其实没有什么自己个性或人生观的表现，完全是听从领导、大人、老师的安排，一直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连续拿了五年的冠军，但是有幸的是，在这五年当中，从11岁开始，我有幸代表中国开始去全世界访问，比如去美国，在1974年的时候见到尼克松，在74年到79年这五年当中，我去过非洲十几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都去过，亚洲大部分国家都去过。从我看到的人的感受当中，我从11岁开始，不完全相信大人讲的话，因为大人给我讲的是某一方面，但是我看到的某一方面是大人讲的，但是另一方面大人没有讲的我也看到了。一个小孩子，11岁，中国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北冰洋汽水，只有一种冰淇淋，你到美国看到十几种冰淇淋的时候会心动的，都会有一些想法。
一直到16岁，我开始越来越有主见，因为我觉得，大人说的既然不全对，我就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吧，因为我已经拿了五年冠军了，再拿下去，第六年，第七年，总有一年被别人轰下来，所以我就选择了拍电影，一个电影就改变了人生，从17岁开始拍《少林寺》，一部电影还蛮成功的，结果就造成了今天我回到北京或者上海，任何一个人都说，我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今天红十字会的会长，好象快60了，说我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笑，掌声）我说，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拍电影了。拍电影以后，遇见了人生中最大的冲击，因为不光是肉体上，我在接近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开始对人生产生了很多的不了解和痛苦的感受。比如我成名了，一夜之间成名，那么就自以为是了，自以为很了不起，虽然表面还戴着谦虚的面纱，但是内心里觉得“嗯嗯嗯”，（笑）很得意的。第一部电影拍完了，我是一天一块钱的人工拍《少林寺》，但是拍完以后，突然有一个人拿了600万的支票给我，600万，在1982年。要我拍两部电影，600万，在那个年代里是多么大的诱惑，真是太美了，我真的很想拿，但是不行，你属于单位，你属于国家，你要回来，拿了的话就要全部上交。不是这个年代，所以大家其实很幸福。
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不能拿，这个事情是蛮残酷的。完了以后我就回来，听领导的话再拍第二部电影吧，第二部电影，一天两块。第三部电影三块。你说这对一个年轻人的心理打击是蛮大的，同时，自我中心逐渐的膨胀，完全是以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世界，对社会，对老师，对长辈，对很多东西都觉得不公平，觉得你们对我不公平，真的，在19岁以后，一直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全部是以自我为中心，对社会不满，但是不敢表现，不敢讲，因为讲了以后会挨批评。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到了后来，90年代开始，因为自己做了老板，去拍电影，突然之间换了一个角度去看生命，因为以前我是打工的，我整天管人家要钱，要这个要那个，但是后来，自己做了老板，就发现，你怎么管我要这个，你怎么管我要那个？每个工人都开始重复我以前做过的事情，这个阶段虽然经过了肉体上、精神上的冲击，因为我拍了《少林寺》以后，腿断了，非常严重，我住在咱们北大的第三附属医院，当时七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以后医生告诉我，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告诉你可以完整的走路，至于能不能拍电影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开一个三级残废证，你可以拿这个残废证在你的一生中做一个因工受伤的保证。作为一个19岁的人，差不多全亚洲都知道我很辉煌的时候，功夫很了不起的时候，我自己会面对人生最大的坎坷，都不能确保我还能不能跑、跳，那个冲击是蛮大的，在我的人生里。八十年代整体来讲，是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一个很长的阶段，一直到我9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理解，我经过每一个年轻人都想经过的阶段，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奋斗的过程，我完全理解，我也很同情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问题。
到了90年代以后，我开始思考。开始思考我所学的武术，一直就告诉我有阴和阳两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似乎总站在阴的一方面去考虑人生，那么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发生，那时候在香港，我正在拍《东方不败》，跟导演有问题，跟电影公司有问题，等等的问题出在一起。那个时候人们说，你跟徐克导演那么好的拍档，怎会出现问题呢？但是你有一个立场，我有一个立场，肯定会有问题，不信你看，老师和学生有点问题，太太和先生有点问题，我有我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阴阳不和，有问题。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记者问我，“你应该很感谢徐克，把你培养出来。”当时我回答说，我那个时候对中国哲学已经很喜欢，虽然我没读过，包括阴阳的观点。当时我说，如果要感谢徐克，我完全同意，但是第一件事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因为没有他们，就生不了我；第二件事要感谢的是我的国家，因为他们选择了我去学武术，第三个感谢的是我的教练，他培养了我，第四个感谢的是《少林寺》的导演，他发现了我，第五个感谢的是很多的电影公司都请我拍电影，第六当然要感谢徐克导演。这是我站在“阳”的立场上去讲一个感谢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回答记者说，我想从阴的那一面再说一次，我没想来这个世界，是我妈妈我爸爸一开心就把我弄来的。真的，可能不斯文，但真的不是我选择来的；第二，是国家希望有人才，觉得我是那个人才才把我选上的；第三，我教练也希望选出一个全中国的冠军，培养一个冠军，也不是光培养我一个，我就是挺有天分的才把我培养出来，我也有立自己的功劳对不对；电影的导演选一个主角，这么多年轻人不选别人就选你，说明你有这个天分才能做这个主角。所以我有这个天分，做这个主角，到后来电影公司发现我能帮他们赚钱才选了我，徐克也知道我能够演绎这个角色才选择我。所以，原来站在阴和阳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答案是不一样的。我也从这个角度里开始了解生活、了解生命，以至于我后来在香港的发展，去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来去欧洲工作了几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人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不习惯站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喜欢在两边晃来晃去，我希望了解中国人想什么，我也想了解美国人想什么。因为只要大家作为一个人，有一个立足点的时候，你就会有自己坚信的思维方法，但这并不是真理。对面的那个人，因为他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东西，他会说出跟你相反的论调，但它也不是真理。所以生命不是一条路走到底，所以现在我们讲回主题。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所以2003年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新闻，看到以后我非常震撼，2003年，中国好象有28万人自杀了，当时我就想，20多万，每一个人有十个兄弟姐妹，父母、爷爷奶奶、同学，那就是十倍的痛苦，几百万人在痛苦。我觉得，我能做什么？因为当你探讨心灵的时候，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会了解到，真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去关心这些人，如何用我的能力所及为社会做一些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通过一部电影，《霍元甲》，去阐述我42年来所走过的心理历程，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告诉人们“自强不息”，不是我提出来的，是霍元甲提出来的，如果这个问题重新再探讨一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生命，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来定位去看社会，去看生命，我的老师怎么样，我的同学怎么样，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了。如果可以提早地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一看生命，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我想的，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因为真正想得到和真正需要的未必是一个正题，如果说我非常希望得到一个奔驰，但是当你拥有了奔驰，也会有奔驰的麻烦，因为保养也很贵，保险也很贵。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只是量的区别，本质并没有变，我之所以重复是量的区别。我有朋友是做总统，做总统也有总统的痛苦，做明星也有明星的痛苦，但是很多朋友会说，我情愿做总统，做明星，那个痛苦我喜欢。（笑），真的，我不是说这个方向不好，这个方向非常好，但是你要了解，在好的背后的付出是什么，多几个角度来看生命，他们灿烂的背后有多少痛苦，你看到多少明星自杀？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我认为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只能说我尊重他们，但是我只提倡这个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宗教，不管是佛教、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的宗教里，都是反对自杀的，因为自杀只能把肉体的痛苦暂时解决掉，并没有结束。是不是越谈越远了？（笑，掌声）
我拍《霍元甲》完全是一种责任感，我觉得人，大家的学问都比我好，我们既然是“心灵阳光工程”，我们先要了解心在哪里，心是什么，我们对物质已经很了解了，每天的广告都有，说的都是各种物质。但是物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都在探讨，但是心是什么？我有一个亲戚，我侄女，在你们北大医学系读书，我想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一下，你把我解剖了，把站在这儿的李连杰解剖了，把心拿出来，是一颗心，每一个身体的部位分解的时候，都有一个学术的名字，这个名字里，找不到一个“李连杰”，也就是找不到我们的“心”在哪儿，到底是这一块功能控制我们的思维还是这一块呢？其实这是几千年来都在探讨的，到底哪一个部分里才是我们控制思维的重要部分？当我们了解了我们的心在哪儿以后，我们才能够让心自由，你发现当心自由出来的时候，我个人的观点。人们说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写作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是我看到很多所谓自由的人里，心并没有释放出来，为什么？因为心已经变成物质、名和利的奴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需要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没有这个我就会痛苦，有了这个我希望有更好的，我还是做它的奴隶，别人说我好我开心，别人说我不好我就难受，你是不是活在别人的语言里，你是不是活在传媒里？别人写我不好我就痛苦，别人写我好我就开心。这还是变相的生活在别人的阴影底下，怎么样才能够释放心灵，把最好的东西释放出来。我觉得人类，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全世界的人，作为人共同的追求目标就是幸福、快乐，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但另外一个东西是大家共同认同的。人是生活在人群里，人群里就需要关心、爱和付出。（掌声）
连简单的动物都了解普通的保护和爱，我作为一个动作演员，在过去几年里，最近几年我经常在强调，其实我针对的很重要一部分是针对美国的观众“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不停的希望我的作品里能带动这种思想。其实《霍元甲》有一个蛮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大家“武力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能够征服别人的肉体，但永远征服不了别人的心，只有爱。”（热烈的掌声）。真的，只有爱的力量，才可以征服整个人类的心灵。
再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上午还有很多传媒一直在说，“李连杰，你拍那么多电影，以前的《黄飞鸿》那么好，你到美国以后拍了很多不好的电影。”我承认，在热爱我的中国观众里，并不满意我近期的作品，但恰恰相反的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美国和欧洲，恰恰喜欢我近期的电影。一个问题，两个答案，我就说，我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到底是只给一部分人看还是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看？我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北京这块土地长大的中国人，在五千年文化养育下的中国人，我要做的事，就是告诉全世界的年轻人，中国人不只是功夫好，中国人不只是会打架，中国人有非常大的胸怀去包容各种文化，包容不同的政见，不同的信仰，把爱的信息传递出去。这是我真心思维的方法，我也希望在你们这一代里面，把这个思维的方法带到全世界去。（热烈的掌声）
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好，因为我们团结起来，在这块土地上长大，随着我们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周边的很多国家很多都不舒服，周边突然有了一个强大的人。如果能够符合我们的国情，一度扩大延伸到红十字会的精神，世界上哪里有痛苦，哪里有中国人，不仅仅是以前的世界上哪里有人哪里就有中国餐馆，我希望改变为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中国人，这是我们的祖先希望我们做到的，再把这个精华提炼出来，哪里有痛苦，哪里有快乐，哪里就有红十字会，哪里就有中国人。这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出一点点力，就有机会显示我们中国人真正的胸怀。（掌声）所以，接下来我会希望继续和红十字会合作，从这五十万开始，我要再倒回来讲，其实出名的是我，出钱的是我太太。（笑，掌声）一个女人，站在男人的背后，我觉得很感谢她，拿出钱来，作为一个母亲去关心青少年，去关心整个社会，也希望通过我这个公众的形象能够带动更多的中国人关心青少年。其实用一个智慧的眼睛看，就像一个身体，五大洲就像你的心肝、脾、肺、肾，因为这个地方感染的时候，比如非洲，早晚会把病传染到你的全身，如果这个地方不理，迟早会把病传染到全身。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对我们民族有热爱，我很高兴，同时我更希望大家能够站在整个人类一体化的高度上去看社会，这才是我们的祖先会开怀大笑的原因。因为从来没有站在那儿讲过一般都是坐着，人家问我回答，看看有没有三十分钟了。（笑）
我希望跟红十字会长久合作在于我曾经在去年海啸的时候跟死亡擦身而过，海水在我这里，大家可能听到过很多次，不过没死，但是死亡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回来以后我就希望创立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叫“壹基金”，我想从中国开始，因为我在香港做了，在美国也做了，但是各地的法律不同，我们要按法律做事就要按手续做，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立这个基金，每个人每个月出一块钱，滴水变成大海，这是爱的大海，可以从中国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人类，这个钱要很透明度的交给红十字会的心灵阳光工程，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用于自然灾害的。
差不多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回答的，我一定会诚恳地回答你们的问题。谢谢。（掌声）
七弟 发表于 2005.10.18 12:49 阅读次数 3,682
李连杰：同学们好。（掌声）新闻界的朋友好，红十字各位的朋友、领导，我都不能称为领导，因为我们是心灵上的朋友，所以我就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你们好。其实演讲不敢当，一个小学都还没有毕业的人，站在最高学府的讲台上，不够资格，不够资格去演讲。我真的小学没有毕业。1971年上小学，在北京一个厂桥小学在北京念了一年级就被人抓去练武术，一练武术就没有时间学习了，因为那个时代标榜的是不学习。我只能够用我人生的经历去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感受，如果这些感受能够对同学们有帮助的话，你就听一听，如果没帮助，你就笑一笑，胡说八道了，李连杰乱说。（笑，掌声）
我在北京出生，两岁没有父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八岁的时候练过武术，为什么练？全世界的记者问过我无数遍，我真不知道为什么练武术，因为那个时候就被学校介绍到那个体育学校，教练说你是练武的材料，所以在那个时代，是幸运之星选了我还是我选了幸运之星，搞不清楚。第一个月拿冠军，我自认为还是蛮刻苦的，所以三个月后我拿了中国的冠军，是少年，在12岁的时候，不分成年、少年，18岁以下，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第二名比我站在那儿还高。其实没有什么自己个性或人生观的表现，完全是听从领导、大人、老师的安排，一直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连续拿了五年的冠军，但是有幸的是，在这五年当中，从11岁开始，我有幸代表中国开始去全世界访问，比如去美国，在1974年的时候见到尼克松，在74年到79年这五年当中，我去过非洲十几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都去过，亚洲大部分国家都去过。从我看到的人的感受当中，我从11岁开始，不完全相信大人讲的话，因为大人给我讲的是某一方面，但是我看到的某一方面是大人讲的，但是另一方面大人没有讲的我也看到了。一个小孩子，11岁，中国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北冰洋汽水，只有一种冰淇淋，你到美国看到十几种冰淇淋的时候会心动的，都会有一些想法。
一直到16岁，我开始越来越有主见，因为我觉得，大人说的既然不全对，我就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吧，因为我已经拿了五年冠军了，再拿下去，第六年，第七年，总有一年被别人轰下来，所以我就选择了拍电影，一个电影就改变了人生，从17岁开始拍《少林寺》，一部电影还蛮成功的，结果就造成了今天我回到北京或者上海，任何一个人都说，我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今天红十字会的会长，好象快60了，说我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笑，掌声）我说，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拍电影了。拍电影以后，遇见了人生中最大的冲击，因为不光是肉体上，我在接近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开始对人生产生了很多的不了解和痛苦的感受。比如我成名了，一夜之间成名，那么就自以为是了，自以为很了不起，虽然表面还戴着谦虚的面纱，但是内心里觉得“嗯嗯嗯”，（笑）很得意的。第一部电影拍完了，我是一天一块钱的人工拍《少林寺》，但是拍完以后，突然有一个人拿了600万的支票给我，600万，在1982年。要我拍两部电影，600万，在那个年代里是多么大的诱惑，真是太美了，我真的很想拿，但是不行，你属于单位，你属于国家，你要回来，拿了的话就要全部上交。不是这个年代，所以大家其实很幸福。
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不能拿，这个事情是蛮残酷的。完了以后我就回来，听领导的话再拍第二部电影吧，第二部电影，一天两块。第三部电影三块。你说这对一个年轻人的心理打击是蛮大的，同时，自我中心逐渐的膨胀，完全是以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世界，对社会，对老师，对长辈，对很多东西都觉得不公平，觉得你们对我不公平，真的，在19岁以后，一直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全部是以自我为中心，对社会不满，但是不敢表现，不敢讲，因为讲了以后会挨批评。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到了后来，90年代开始，因为自己做了老板，去拍电影，突然之间换了一个角度去看生命，因为以前我是打工的，我整天管人家要钱，要这个要那个，但是后来，自己做了老板，就发现，你怎么管我要这个，你怎么管我要那个？每个工人都开始重复我以前做过的事情，这个阶段虽然经过了肉体上、精神上的冲击，因为我拍了《少林寺》以后，腿断了，非常严重，我住在咱们北大的第三附属医院，当时七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以后医生告诉我，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告诉你可以完整的走路，至于能不能拍电影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开一个三级残废证，你可以拿这个残废证在你的一生中做一个因工受伤的保证。作为一个19岁的人，差不多全亚洲都知道我很辉煌的时候，功夫很了不起的时候，我自己会面对人生最大的坎坷，都不能确保我还能不能跑、跳，那个冲击是蛮大的，在我的人生里。八十年代整体来讲，是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一个很长的阶段，一直到我9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理解，我经过每一个年轻人都想经过的阶段，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奋斗的过程，我完全理解，我也很同情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问题。
到了90年代以后，我开始思考。开始思考我所学的武术，一直就告诉我有阴和阳两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似乎总站在阴的一方面去考虑人生，那么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发生，那时候在香港，我正在拍《东方不败》，跟导演有问题，跟电影公司有问题，等等的问题出在一起。那个时候人们说，你跟徐克导演那么好的拍档，怎会出现问题呢？但是你有一个立场，我有一个立场，肯定会有问题，不信你看，老师和学生有点问题，太太和先生有点问题，我有我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阴阳不和，有问题。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记者问我，“你应该很感谢徐克，把你培养出来。”当时我回答说，我那个时候对中国哲学已经很喜欢，虽然我没读过，包括阴阳的观点。当时我说，如果要感谢徐克，我完全同意，但是第一件事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因为没有他们，就生不了我；第二件事要感谢的是我的国家，因为他们选择了我去学武术，第三个感谢的是我的教练，他培养了我，第四个感谢的是《少林寺》的导演，他发现了我，第五个感谢的是很多的电影公司都请我拍电影，第六当然要感谢徐克导演。这是我站在“阳”的立场上去讲一个感谢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回答记者说，我想从阴的那一面再说一次，我没想来这个世界，是我妈妈我爸爸一开心就把我弄来的。真的，可能不斯文，但真的不是我选择来的；第二，是国家希望有人才，觉得我是那个人才才把我选上的；第三，我教练也希望选出一个全中国的冠军，培养一个冠军，也不是光培养我一个，我就是挺有天分的才把我培养出来，我也有立自己的功劳对不对；电影的导演选一个主角，这么多年轻人不选别人就选你，说明你有这个天分才能做这个主角。所以我有这个天分，做这个主角，到后来电影公司发现我能帮他们赚钱才选了我，徐克也知道我能够演绎这个角色才选择我。所以，原来站在阴和阳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答案是不一样的。我也从这个角度里开始了解生活、了解生命，以至于我后来在香港的发展，去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来去欧洲工作了几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人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不习惯站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喜欢在两边晃来晃去，我希望了解中国人想什么，我也想了解美国人想什么。因为只要大家作为一个人，有一个立足点的时候，你就会有自己坚信的思维方法，但这并不是真理。对面的那个人，因为他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东西，他会说出跟你相反的论调，但它也不是真理。所以生命不是一条路走到底，所以现在我们讲回主题。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所以2003年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新闻，看到以后我非常震撼，2003年，中国好象有28万人自杀了，当时我就想，20多万，每一个人有十个兄弟姐妹，父母、爷爷奶奶、同学，那就是十倍的痛苦，几百万人在痛苦。我觉得，我能做什么？因为当你探讨心灵的时候，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会了解到，真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去关心这些人，如何用我的能力所及为社会做一些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通过一部电影，《霍元甲》，去阐述我42年来所走过的心理历程，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告诉人们“自强不息”，不是我提出来的，是霍元甲提出来的，如果这个问题重新再探讨一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生命，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来定位去看社会，去看生命，我的老师怎么样，我的同学怎么样，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了。如果可以提早地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一看生命，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我想的，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因为真正想得到和真正需要的未必是一个正题，如果说我非常希望得到一个奔驰，但是当你拥有了奔驰，也会有奔驰的麻烦，因为保养也很贵，保险也很贵。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只是量的区别，本质并没有变，我之所以重复是量的区别。我有朋友是做总统，做总统也有总统的痛苦，做明星也有明星的痛苦，但是很多朋友会说，我情愿做总统，做明星，那个痛苦我喜欢。（笑），真的，我不是说这个方向不好，这个方向非常好，但是你要了解，在好的背后的付出是什么，多几个角度来看生命，他们灿烂的背后有多少痛苦，你看到多少明星自杀？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我认为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只能说我尊重他们，但是我只提倡这个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宗教，不管是佛教、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的宗教里，都是反对自杀的，因为自杀只能把肉体的痛苦暂时解决掉，并没有结束。是不是越谈越远了？（笑，掌声）
我拍《霍元甲》完全是一种责任感，我觉得人，大家的学问都比我好，我们既然是“心灵阳光工程”，我们先要了解心在哪里，心是什么，我们对物质已经很了解了，每天的广告都有，说的都是各种物质。但是物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都在探讨，但是心是什么？我有一个亲戚，我侄女，在你们北大医学系读书，我想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一下，你把我解剖了，把站在这儿的李连杰解剖了，把心拿出来，是一颗心，每一个身体的部位分解的时候，都有一个学术的名字，这个名字里，找不到一个“李连杰”，也就是找不到我们的“心”在哪儿，到底是这一块功能控制我们的思维还是这一块呢？其实这是几千年来都在探讨的，到底哪一个部分里才是我们控制思维的重要部分？当我们了解了我们的心在哪儿以后，我们才能够让心自由，你发现当心自由出来的时候，我个人的观点。人们说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写作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是我看到很多所谓自由的人里，心并没有释放出来，为什么？因为心已经变成物质、名和利的奴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需要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没有这个我就会痛苦，有了这个我希望有更好的，我还是做它的奴隶，别人说我好我开心，别人说我不好我就难受，你是不是活在别人的语言里，你是不是活在传媒里？别人写我不好我就痛苦，别人写我好我就开心。这还是变相的生活在别人的阴影底下，怎么样才能够释放心灵，把最好的东西释放出来。我觉得人类，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全世界的人，作为人共同的追求目标就是幸福、快乐，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但另外一个东西是大家共同认同的。人是生活在人群里，人群里就需要关心、爱和付出。（掌声）
连简单的动物都了解普通的保护和爱，我作为一个动作演员，在过去几年里，最近几年我经常在强调，其实我针对的很重要一部分是针对美国的观众“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不停的希望我的作品里能带动这种思想。其实《霍元甲》有一个蛮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大家“武力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能够征服别人的肉体，但永远征服不了别人的心，只有爱。”（热烈的掌声）。真的，只有爱的力量，才可以征服整个人类的心灵。
再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上午还有很多传媒一直在说，“李连杰，你拍那么多电影，以前的《黄飞鸿》那么好，你到美国以后拍了很多不好的电影。”我承认，在热爱我的中国观众里，并不满意我近期的作品，但恰恰相反的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美国和欧洲，恰恰喜欢我近期的电影。一个问题，两个答案，我就说，我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到底是只给一部分人看还是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看？我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北京这块土地长大的中国人，在五千年文化养育下的中国人，我要做的事，就是告诉全世界的年轻人，中国人不只是功夫好，中国人不只是会打架，中国人有非常大的胸怀去包容各种文化，包容不同的政见，不同的信仰，把爱的信息传递出去。这是我真心思维的方法，我也希望在你们这一代里面，把这个思维的方法带到全世界去。（热烈的掌声）
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好，因为我们团结起来，在这块土地上长大，随着我们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周边的很多国家很多都不舒服，周边突然有了一个强大的人。如果能够符合我们的国情，一度扩大延伸到红十字会的精神，世界上哪里有痛苦，哪里有中国人，不仅仅是以前的世界上哪里有人哪里就有中国餐馆，我希望改变为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中国人，这是我们的祖先希望我们做到的，再把这个精华提炼出来，哪里有痛苦，哪里有快乐，哪里就有红十字会，哪里就有中国人。这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出一点点力，就有机会显示我们中国人真正的胸怀。（掌声）所以，接下来我会希望继续和红十字会合作，从这五十万开始，我要再倒回来讲，其实出名的是我，出钱的是我太太。（笑，掌声）一个女人，站在男人的背后，我觉得很感谢她，拿出钱来，作为一个母亲去关心青少年，去关心整个社会，也希望通过我这个公众的形象能够带动更多的中国人关心青少年。其实用一个智慧的眼睛看，就像一个身体，五大洲就像你的心肝、脾、肺、肾，因为这个地方感染的时候，比如非洲，早晚会把病传染到你的全身，如果这个地方不理，迟早会把病传染到全身。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对我们民族有热爱，我很高兴，同时我更希望大家能够站在整个人类一体化的高度上去看社会，这才是我们的祖先会开怀大笑的原因。因为从来没有站在那儿讲过一般都是坐着，人家问我回答，看看有没有三十分钟了。（笑）
我希望跟红十字会长久合作在于我曾经在去年海啸的时候跟死亡擦身而过，海水在我这里，大家可能听到过很多次，不过没死，但是死亡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回来以后我就希望创立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叫“壹基金”，我想从中国开始，因为我在香港做了，在美国也做了，但是各地的法律不同，我们要按法律做事就要按手续做，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立这个基金，每个人每个月出一块钱，滴水变成大海，这是爱的大海，可以从中国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人类，这个钱要很透明度的交给红十字会的心灵阳光工程，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用于自然灾害的。
差不多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回答的，我一定会诚恳地回答你们的问题。谢谢。（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