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单身危机袭击中国 选择单身并非无奈之举
中国青年报网络版记者李松涛张伟林蔚
南方网讯最近，季涛的父母三天两头打电话，催促27岁的儿子赶紧交女友结婚，可他自己觉得单身生活还没过够。季涛并没有意识到，他正置身于新一波都市青年单身潮中，这股潮流正引起中国社会的某种不安。
2004年，北京十几名母亲自发在公园里替自己“年纪不小”的单身子女“相亲”。就这样，适龄青年婚恋问题作为一个影响了越来越多人们的新“危机”，从隐性到显性，进入社会公众视野。
从被动单身到主动单身
“结婚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比单身的生活更幸福才结婚呀。”28岁的曹小姐坚持婚姻不能凑合，她以为，如果遇不到自己满意的人，不如不结婚。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王振宇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很多年轻人不认为结婚是必需的，单身已成为一部分青年人的选择。”
全国妇联妇研所理论研究室的陈慧平博士认为，如果说以往的单身危机大多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是在价值观趋同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么这一次的单身危机则反映出社会变迁中人们观念的变化。
无论是生活方式上，还是对待婚姻的价值观念上，这次单身潮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很多人是从被动单身到主动单身，成为这次“单身潮”区别于前两次危机的最大特点。
王振宇认为，如今，很多青年人不是找不着婚恋的对象，而是不想婚恋，所以才出现了父母着急、子女却不以为然的状况。这并不是青年人的单身危机，而是青年人的选择多样化了。“他们的心理年龄还很小，认为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
个人的危机程度很轻、周边乃至社会的危机感更重，成为此次单身危机的另一个特点。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陈新欣女士也表示，如今的人们对生活选择多元化，“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已经不再受到认可。单身已经不再代表着不幸。“现代人对婚姻的诉求也在发生变化。”一家交友网站经理金先生认为，过去不少大龄青年是“为结婚而结婚”，到年纪了，赶紧找个差不多的人凑合过日子算了。但是现代青年的婚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改变。“他们更看重思想的交流，要求有共同语言。另外，不婚族、晚婚族的增多，也令青年人对适婚年龄的焦虑感逐渐减少。”现在的青年解决单身问题形式也更加多样、时尚。如单身俱乐部、酒吧交友、单身旅游团等都是时下流行的方法。
单身女白领成为弱势群体
单身女白领越来越多，是这次单身潮的另一个特点。陈新欣认识的一个20多岁的女孩儿，丝毫不把结婚放在心上，她一个人工作，炒股，赚钱不少，过得也很快乐。在各种交友派队、相亲会上，往往可以找到这种条件优越、长相不错的单身女性。26岁的A毕业后一直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她表示，很多白领女性过于忙碌，在交友方面其实是弱势群体。她自己时常工作到晚上10时，根本没有时间交友。
郝麦收认为，这几年显现的青年单身问题主要集中在女性身上，而且是越优秀的女性，择偶越难。这是因为，她们当中很多人在学业上、工作上都很优秀，但错过了最佳的择偶机会，再加上眼光高，无奈地成了单身贵族。
婚姻专家分析择偶过程中阴盛阳衰原因，认为女性往往要求男性比自己更强，所以限制了其择偶范围；女性要在事业中获得成功，可能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从而耽误谈婚论嫁；家庭的传统观念施加给女性更多婚姻紧张感。
“白骨精”搏事业错过婚配最佳时机
一家婚介所工作人员王女士表示，如今的“婚配难”与过去的“老大难”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过去的老大难，一般都是指外表条件比较差、经济能力比较低、文化程度不高的一些大龄青年。但现在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大龄未婚青年，不仅文化程度高，经济能力强，而且相貌也绝对不差。甚至有部分人因为太优秀反而使婚姻问题变得困难。”
郝麦收分析说，社会处于转型期，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加。很多年轻人忙着求学挣文凭、寻找好工作拼命挣钱、发展自己的事业，等到有时间关注个人的恋爱婚姻问题时，通常已经进入了事业的稳定期，也错过了最好的、最有激情、有“感觉”的年龄段。
33岁的罗诤诤就是这种情况。硕士毕业后，罗诤诤进入了一家国际大公司。罗诤诤一头扎在工作中，从秘书到公关经理，再到如今的人力资源主管，成绩斐然。等到昔日同学个个结婚生子了，被大家戏称为“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的罗诤诤才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暇顾及的感情生活，这些年来始终一片空白。“我把这几年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工作。”罗诤诤自嘲。
进城女工：“城市里谁要我们，农村里我们找谁”
在北京打了8年工的江西武宁县人小罗，今年已经27岁。在家乡，这个岁数的小学同学，都有了满地跑的孩子。小罗也被家里叫回去相过对象，但她还是跑回了京城。小罗曾经在几户人家当过住家保姆，女主人待她不错，她有三身睡衣，已经习惯了每天睡前冲澡的生活。她回自己家已经“过不惯”，更别说嫁在家乡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郝麦收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婚姻调查，每次调查大约要同200多人进行座谈。通过这些调查，他发现，进城女工的择偶危机日渐显现。“她们生活已经城市化，但地位并没有城市化。”郝麦收说，她们的择偶出现了两头难的情况。她们的眼光是仰视的，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已经对同样进城的民工看不上眼，但也很少能得到城市男青年的青睐。“城市里谁要我们，农村里我们找谁。”郝麦收多次听到进城女工这样说。
这一轮次的单身现象不像此前几轮会消隐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婚姻生活的主流生活地位仍然是稳固的，婚姻在社会发展与人类繁衍中仍将发挥其重要作用，单身生活可以得到尊重，但不值得提倡。”陈慧平认为。
在实际接触中陈慧平发现，到了30多岁的时候，许多单身的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结婚，走上了一条比较传统的婚姻之路。
新中国前两次单身危机解读
第一次危机
时间：1950年至1953年
特点：男性“困难户”居多
背景：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
解决方式：组织手段，领导介绍
新中国第一次单身危机出现在50多年前。天津社科院社会学家郝麦收介绍说，革命年代，很多人无暇顾及个人问题，还有一部分人遵从父母之命成婚，但并没有和伴侣共同生活，只有形式婚姻。也有一些是原有婚姻受地位和环境的改变冲击发生婚变。这些问题在建国后逐渐显露出来。
1950年5月，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随之而来的是波及全国的离婚风潮。很多人因为这部法律解除了父母之命的形式婚姻。据郝麦收介绍，那时期的离婚率至今都是最高的，1953年全国离结率(即这一年中离婚数与结婚数之比)在53%左右，简言之，这一年每出现100对结婚者，就会同时出现53对离婚者。而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4.75%，1997年则是13%。2002年北京市的离结率曾经达到全国最高点，也不过是50.9%。
“第一次单身危机中，单身男性居多”。郝麦收介绍，这次的单身最终是通过领导帮助得以解决，比如领导通过组织劝导、说服工作，介绍年轻的女性给那些单身的军官。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通过这种组织手段，在1953年，这次单身危机基本得到了解决。
第二次危机
时间：上世纪70年代末至1985年
特点：女性成为受害者
背景：知识青年返城
解决方式：政府关心，新择偶方式兴起
上世纪70年代末，新的单身危机来袭。“文革”结束，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市里迅速聚集起一批大龄单身青年。很多描述知青生活的电视剧生动刻画了那时候青年男女的婚恋生活。
女性成为这次危机的受害者。“上山下乡导致一批青年人单身，其中主要的还是女性。”郝麦收说，很多男知青在下乡时接受了当地的女青年，恋爱成家。可从大城市来的女青年却很难接受当地的男青年，宁肯单身也不愿“下嫁”。
20多年前的这次青年单身危机，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家庭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王振宇说，当年的婚姻受家庭出身、政治背景影响较大，这成为很多青年单身的重要原因。“那时候是真的找不着对象”。
组织谈话、组织介绍，以及每隔一段时间就搞的联谊活动，成为这一时代青年深刻的记忆。那个时候，政府关心并号召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共青团、妇联、工会都大张旗鼓地组织青年男女的联谊活动。很多人的婚姻大事通过这样的途径得以解决。
与此同时，新的择偶方式在这次单身危机中崭露头角，并走向多样化。报纸上开始出现征婚广告，社会上也开始出现婚姻介绍所。人们的交友圈子逐渐扩大。
据郝麦收介绍，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一些全国性大报都在宣传“把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作为大事来抓”。
天津市河西区的一位刘大娘则因为成功地促成了几百对单身青年的婚恋，得到了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赠送的匾额。
大约持续至1985年，这次危机基本解决。而其中很少一部分人则至今还是单身。这拨人如今已过50岁。（编辑：姜志）
南方网讯最近，季涛的父母三天两头打电话，催促27岁的儿子赶紧交女友结婚，可他自己觉得单身生活还没过够。季涛并没有意识到，他正置身于新一波都市青年单身潮中，这股潮流正引起中国社会的某种不安。
2004年，北京十几名母亲自发在公园里替自己“年纪不小”的单身子女“相亲”。就这样，适龄青年婚恋问题作为一个影响了越来越多人们的新“危机”，从隐性到显性，进入社会公众视野。
从被动单身到主动单身
“结婚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比单身的生活更幸福才结婚呀。”28岁的曹小姐坚持婚姻不能凑合，她以为，如果遇不到自己满意的人，不如不结婚。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王振宇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很多年轻人不认为结婚是必需的，单身已成为一部分青年人的选择。”
全国妇联妇研所理论研究室的陈慧平博士认为，如果说以往的单身危机大多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是在价值观趋同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么这一次的单身危机则反映出社会变迁中人们观念的变化。
无论是生活方式上，还是对待婚姻的价值观念上，这次单身潮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很多人是从被动单身到主动单身，成为这次“单身潮”区别于前两次危机的最大特点。
王振宇认为，如今，很多青年人不是找不着婚恋的对象，而是不想婚恋，所以才出现了父母着急、子女却不以为然的状况。这并不是青年人的单身危机，而是青年人的选择多样化了。“他们的心理年龄还很小，认为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
个人的危机程度很轻、周边乃至社会的危机感更重，成为此次单身危机的另一个特点。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陈新欣女士也表示，如今的人们对生活选择多元化，“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已经不再受到认可。单身已经不再代表着不幸。“现代人对婚姻的诉求也在发生变化。”一家交友网站经理金先生认为，过去不少大龄青年是“为结婚而结婚”，到年纪了，赶紧找个差不多的人凑合过日子算了。但是现代青年的婚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改变。“他们更看重思想的交流，要求有共同语言。另外，不婚族、晚婚族的增多，也令青年人对适婚年龄的焦虑感逐渐减少。”现在的青年解决单身问题形式也更加多样、时尚。如单身俱乐部、酒吧交友、单身旅游团等都是时下流行的方法。
单身女白领成为弱势群体
单身女白领越来越多，是这次单身潮的另一个特点。陈新欣认识的一个20多岁的女孩儿，丝毫不把结婚放在心上，她一个人工作，炒股，赚钱不少，过得也很快乐。在各种交友派队、相亲会上，往往可以找到这种条件优越、长相不错的单身女性。26岁的A毕业后一直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她表示，很多白领女性过于忙碌，在交友方面其实是弱势群体。她自己时常工作到晚上10时，根本没有时间交友。
郝麦收认为，这几年显现的青年单身问题主要集中在女性身上，而且是越优秀的女性，择偶越难。这是因为，她们当中很多人在学业上、工作上都很优秀，但错过了最佳的择偶机会，再加上眼光高，无奈地成了单身贵族。
婚姻专家分析择偶过程中阴盛阳衰原因，认为女性往往要求男性比自己更强，所以限制了其择偶范围；女性要在事业中获得成功，可能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从而耽误谈婚论嫁；家庭的传统观念施加给女性更多婚姻紧张感。
“白骨精”搏事业错过婚配最佳时机
一家婚介所工作人员王女士表示，如今的“婚配难”与过去的“老大难”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过去的老大难，一般都是指外表条件比较差、经济能力比较低、文化程度不高的一些大龄青年。但现在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大龄未婚青年，不仅文化程度高，经济能力强，而且相貌也绝对不差。甚至有部分人因为太优秀反而使婚姻问题变得困难。”
郝麦收分析说，社会处于转型期，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加。很多年轻人忙着求学挣文凭、寻找好工作拼命挣钱、发展自己的事业，等到有时间关注个人的恋爱婚姻问题时，通常已经进入了事业的稳定期，也错过了最好的、最有激情、有“感觉”的年龄段。
33岁的罗诤诤就是这种情况。硕士毕业后，罗诤诤进入了一家国际大公司。罗诤诤一头扎在工作中，从秘书到公关经理，再到如今的人力资源主管，成绩斐然。等到昔日同学个个结婚生子了，被大家戏称为“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的罗诤诤才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暇顾及的感情生活，这些年来始终一片空白。“我把这几年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工作。”罗诤诤自嘲。
进城女工：“城市里谁要我们，农村里我们找谁”
在北京打了8年工的江西武宁县人小罗，今年已经27岁。在家乡，这个岁数的小学同学，都有了满地跑的孩子。小罗也被家里叫回去相过对象，但她还是跑回了京城。小罗曾经在几户人家当过住家保姆，女主人待她不错，她有三身睡衣，已经习惯了每天睡前冲澡的生活。她回自己家已经“过不惯”，更别说嫁在家乡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郝麦收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婚姻调查，每次调查大约要同200多人进行座谈。通过这些调查，他发现，进城女工的择偶危机日渐显现。“她们生活已经城市化，但地位并没有城市化。”郝麦收说，她们的择偶出现了两头难的情况。她们的眼光是仰视的，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已经对同样进城的民工看不上眼，但也很少能得到城市男青年的青睐。“城市里谁要我们，农村里我们找谁。”郝麦收多次听到进城女工这样说。
这一轮次的单身现象不像此前几轮会消隐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婚姻生活的主流生活地位仍然是稳固的，婚姻在社会发展与人类繁衍中仍将发挥其重要作用，单身生活可以得到尊重，但不值得提倡。”陈慧平认为。
在实际接触中陈慧平发现，到了30多岁的时候，许多单身的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结婚，走上了一条比较传统的婚姻之路。
新中国前两次单身危机解读
第一次危机
时间：1950年至1953年
特点：男性“困难户”居多
背景：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
解决方式：组织手段，领导介绍
新中国第一次单身危机出现在50多年前。天津社科院社会学家郝麦收介绍说，革命年代，很多人无暇顾及个人问题，还有一部分人遵从父母之命成婚，但并没有和伴侣共同生活，只有形式婚姻。也有一些是原有婚姻受地位和环境的改变冲击发生婚变。这些问题在建国后逐渐显露出来。
1950年5月，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随之而来的是波及全国的离婚风潮。很多人因为这部法律解除了父母之命的形式婚姻。据郝麦收介绍，那时期的离婚率至今都是最高的，1953年全国离结率(即这一年中离婚数与结婚数之比)在53%左右，简言之，这一年每出现100对结婚者，就会同时出现53对离婚者。而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4.75%，1997年则是13%。2002年北京市的离结率曾经达到全国最高点，也不过是50.9%。
“第一次单身危机中，单身男性居多”。郝麦收介绍，这次的单身最终是通过领导帮助得以解决，比如领导通过组织劝导、说服工作，介绍年轻的女性给那些单身的军官。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通过这种组织手段，在1953年，这次单身危机基本得到了解决。
第二次危机
时间：上世纪70年代末至1985年
特点：女性成为受害者
背景：知识青年返城
解决方式：政府关心，新择偶方式兴起
上世纪70年代末，新的单身危机来袭。“文革”结束，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市里迅速聚集起一批大龄单身青年。很多描述知青生活的电视剧生动刻画了那时候青年男女的婚恋生活。
女性成为这次危机的受害者。“上山下乡导致一批青年人单身，其中主要的还是女性。”郝麦收说，很多男知青在下乡时接受了当地的女青年，恋爱成家。可从大城市来的女青年却很难接受当地的男青年，宁肯单身也不愿“下嫁”。
20多年前的这次青年单身危机，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家庭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王振宇说，当年的婚姻受家庭出身、政治背景影响较大，这成为很多青年单身的重要原因。“那时候是真的找不着对象”。
组织谈话、组织介绍，以及每隔一段时间就搞的联谊活动，成为这一时代青年深刻的记忆。那个时候，政府关心并号召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共青团、妇联、工会都大张旗鼓地组织青年男女的联谊活动。很多人的婚姻大事通过这样的途径得以解决。
与此同时，新的择偶方式在这次单身危机中崭露头角，并走向多样化。报纸上开始出现征婚广告，社会上也开始出现婚姻介绍所。人们的交友圈子逐渐扩大。
据郝麦收介绍，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一些全国性大报都在宣传“把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作为大事来抓”。
天津市河西区的一位刘大娘则因为成功地促成了几百对单身青年的婚恋，得到了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赠送的匾额。
大约持续至1985年，这次危机基本解决。而其中很少一部分人则至今还是单身。这拨人如今已过50岁。（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