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中国是部金融史》

中国是部金融史

 

陈雨露; 杨忠恕

 

 管仲的刀

第一步，向国内贵族妥协，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独秉乾坤。

第二步，铸币，垄断，调度天下财富。

第三步，管仲亮出了锋利的齐刀。

 

 三千越钱可吞吴

唯独对吴国，只做一种生意——以蚁鼻钱高价收购粮食。

 

 小结：国家的金融精神

此后，历朝历代都试图寻求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一种灵活的折中方案：既要形成严格、有效率的封建集权，又要实现封建统治者对子民的道德统治。

坦率地讲，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追求封建集权，人性统治就必然是一个谎言。

与后世丰富多彩的金融货币现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现形式确实非常简单，但最适宜诠释金融的本质：诚信。

孔子是整个周文明的集大成者。这位后世的“万世师表”为我们完整阐释了那个时代的财富精神：获取财富的途径必须是道德，义利并重才是财富的结晶，更是金融乃至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秩序的根基。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有了金融、商业、文化和为农民服务的“公务员”，吕不韦开始了对六国的征伐。

这是一场注定的失败，倡导仁义、分封、无为的杂家，怎么可能在权势上战胜封建集权的法家？

 

 大秦无货币

秦朝生产力绝无可能演进到金本位的地步，此时金、铜并行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这明显是一个逆淘汰机制，所有试图保留独立人格的人，都得不到黄金，被排除在这个体制之外。

 

 汉初大通胀

刘邦所铸秦半两很快就被诸侯回炉，再次铸成了荚钱，人们一旦拿到足值的秦半两也会藏在箱子底。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

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没有摆脱“皇权—封建官僚—小农”这个三位一体的窠臼。

战争永远是经济斗争的继续，韩信的命运把这个法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毕竟，官僚靠薪水吃饭，就算贪污的本事很大，也没有理由维护别人的一姓天下。

吕雉时代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为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

在“模糊面纱”条件下，利益集团不可能剥夺普通人的财富，一旦打破平衡，任何利益集团都可能被称为剥夺者。

吕雉给出的答案是：战争经费全部来源于货币减重。

对民生来说，“高税收”、“高通胀”是两难选择，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只能择其一。

 

 盛世铸私钱

任何一个市场，一旦缺乏竞争就必然缺乏效率；在市场中，无论买方还是卖方，一旦形成垄断，日子就会过得非常舒服。帝王与诸侯，就是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帝王要想“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就必须消灭所有竞争势力。

皇帝与诸侯之间是一种“压力双向传导机制”

封建官僚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

 

 汉武之梦

这不是币制改革，而是彻头彻尾的抢劫！不得已，一年后，皮币、白金币、三铢钱就被废除。

 

 抢劫无极限

君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

“不告缗令”把所有的货币都引到了一个方向——土地。

在“不告缗令”的引导下，有钱人很自然就发现了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渠道——土地！

可怕的是，让商人无事可做的人，不是市场竞争者，而是“官商”。这些人，是商也是官，故称“官商”，官在前，商在后。

更可怕的是，垄断地位赋予了官商大量的金钱，这些人同样冲入那个致命的市场——土地。

此后，历朝历代都没有摆脱官商的窠臼，工商业永远成了附属于封建官僚集团的牟利之道。自此，富人必须先是官僚，然后才能集官僚、商人、地主身份于一身。

所谓“豪强”，说白了就是中国第一代黑势力，他们剪断了维系小农生命的最后一根游丝。

 

 第四章　迷失的货币（汉昭帝—新莽）

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

 

 轮台罪己诏

晚年，刘彻任用了一批酷吏对付地方豪强。这些酷吏由刘彻亲自从最底层提拔，很多本身就是流民。

此时，民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他们就把屠刀转向了豪强和强势官僚，最后，他们自己变成了官僚，也变成了豪强。

封建官僚势力已成，要想废黜这些苛政，必须在舆论上作好准备

 

 盐铁之辩

桑弘羊为盐铁专卖找到了第一个非常好的辩护理由：匈奴是汉帝国的心腹大患，必须随时保持对匈奴的武备。

桑弘羊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盐铁专卖赚取的利润用来调剂物资、保证物价平稳，尤其是粮价不能暴涨暴跌。

桑弘羊给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盐铁专营可以削弱豪强势力，进而减少流民。

盐铁官营目的是为帝国聚敛财富，各级官吏却无不借口帝国之利敛财

天下之利都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财富，官家获得利润一分，民间就会损失百倍。

盐铁、酒榷、均输不是所谓商业，官商与民争利，所赚取的钱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国库。官商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钱搂入自己腰包，最终国困民穷，唯独官商是帝国最富有的人

民富就会产生豪强，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他们聚众闹事，最后社会上就会奸邪之徒众多

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强的汉帝国

为记录这场论战，桓宽写下《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思想之深邃丝毫不逊于当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足以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

 

 通货紧缩是好事吗

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从试图逐渐变好开始。

汉宣帝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只是，治疗这个病症，实在不应该使用通货紧缩的药方。

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小农的赋税负担陡然加重。

“迁徙豪强”的原意是官家豪强只能带走动产，留下来的土地可以重新分配给小农。可是，官家豪强本就亦官亦商，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政策的剥夺对象，怎么可能自己剥夺自己？

此时豪强已经与官吏完全合二为一了。尽管汉宣帝非常努力，可是，官家豪强势力不断壮大，皇权和农民却同时衰微。

 

 王莽古钱的奥秘

莽确实已经削弱了官家豪强的经济实力，也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储备，胜利似乎唾手可得。但是，王莽没有看清楚谁是自己的敌人，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朋友。

因为人命关天，这些权力都可以替代货币向黎民百姓讹诈土地……

货币制度都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币值稳定则统治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不安。“宝货制”巨大的缺陷给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田制”又不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们在一点一滴中渐渐丧失了对新朝的信心，没有人知道，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国带向何方。

 

 小结：财富的循环

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与“封君—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

 

无官的世界

官家豪强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起义军领导权，自此，他们在史籍上有了一个新名字——“豪强军阀”

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土匪抢钱，有去无回；国家抢钱，有去有回。土匪也可变成国家，只要能保护黎民百姓不让别的土匪抢劫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实际价值必须与面值相当，否则不但会引起物价暴涨，甚至有可能让经济退回到实物交换时代。铁钱，就起到了最坏的作用。

相对优秀的货币制度之下，洛阳一带成为西汉末年商品和粮食集散地

因为看到封建官僚体系对西汉帝国的危害，刘秀才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封建官僚制度——既然封建官僚危及统治，就干脆尽量不要官僚好了。

这种“高位虚权”、“实权低位”的制度让所有官僚都非常难受，高位之官员没有实权，实权官员品级又实在太低，大家捞钱的难度都大大提高。

 

 钱断桃花源

当代经济学的一条公理性假设：资源稀缺。

与小农家庭相比，坞堡无论在生产、分工还是对抗官府的能力方面，都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高很多。正因为能力强，竞争也更为残酷。

竞争一定会产生贫富差异。一旦胜负已分，接下来的竞争中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后产生极度贫富分化。

封建官僚自己都吃不饱，如何会有能力管理强大的坞堡？帝国不能管理自己版图上的坞堡，又如何能对抗异族入侵？

弱势的政府、弱势的军力、强大的经济，最容易引来外贼窥视。

 

 铜臭的由来

东汉本就是最穷的封建王朝，除去西羌入侵，汉灵帝当政二十二年，全国居然发生了三十一次大地震。刘宏，真是穷到了极点。

灵帝一朝，先后三次铸币，都是这种四出五铢，始终没有发行虚值货币。汉灵帝没有想到的是，虚值货币，皇帝不发，有人替他发！

经历了羌人之乱，所谓官员面对的根本不是黎民百姓，而是跟他一样强势的军事坞堡。

 

 无字的小钱

如此货币制度下，长安城立即爆发了超级通胀

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的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

 

 小结：盛衰小农—钱间

为了获取生存资源，为了能够抵抗未来的风险，小农会对土地无限度投入劳动，直到土地的边际产量为零！

东汉坞堡竞争的残酷程度远胜于单一小农家庭，毫无节制的私有经济竞争同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封建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帝国也无法建立一支强势军队。“先安定，后发展”是经济增长中优先级的条件

 

 曹操“隆中对”

曹操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只须“守位以财”。这句话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永恒的真谛：要想成为世界霸主，必须有最强势的经济！

曹操之所以能招募流民，是因为流民相信他能保护自己安心生产；曹操之所以能保护流民，是因为他身后有众多流民。

既然征税和铸大钱都骗不到财富，那就无须遮遮掩掩，直接明火执仗地抢劫好了！

 

 曹操土改

曹操确实是一个土匪，一个很大的土匪。正因为曹操是大土匪，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国家”。曹操禁止其他军阀圈禁流民和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流民问题。正是因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损害了坞堡集团的利益，在史书中留下了顶级骂名。

 

 悠悠我心，不负五铢

有了能养活人的粮食，有了再次兴盛的造船业，有了贯通关中平原的航道，货币也再次出现在这块土地上。

 

 祭坛上的蜀汉

刘备铸造的货币叫作“直百五铢”，最初重十克左右，约是原蜀地五铢的三倍，却要当一百枚蜀地五铢用。这说白了就是铸造大钱，以三四十分之一的成本去抢劫蜀地的粮食、布匹乃至所有财富。

 

 货币战争之三国演义

结果1：大泉五十在曹魏的地盘上与五铢钱的兑换比例约为1∶1。

结果2：曹魏的百姓拿到大泉五十后反而经常到孙吴地盘上来花——一枚大泉五十要抵五十枚五铢钱，这可是孙权您自己的规定。

结果3：大泉五十铸行不足一年就被迫停铸，孙权不得不下令官府一旦收到大泉五十，必须回炉重铸。

孙权不但没弄到财富，反而损害了自己。

一亿枚直百五铢已经足以取代蜀汉货币体系。这段时间，诸葛亮只得下令不准民间再以铜钱作为交换媒介，蜀汉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所谓“钱既太贵，徒有虚名”。

结果：蜀汉在丢掉荆州之后，又几乎丢掉了所有财富。

得到直百五铢后，江南豪门、坞堡乃至小农，都纷纷带着赚来的直百五铢流窜到蜀汉去购买粮食。

最后，蜀汉士兵居然也加入了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

至此，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已经是毫无悬念了，在千百万人追求财富的梦想中，蜀汉将完败，孙吴将完胜。

这些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几乎全部回流到孙吴国内——这可是孙吴的国家法定货币，最后蒋琬居然试图以这些钱购买江南豪族铁矿。

陆逊的货币制度在江南豪族间引起了强烈不满，孙吴赤乌九年（公元246年），陆逊只得下令取缔大泉两千和大泉五千，已经铸行的大泉五千全部回炉重铸成“大泉一千”。在豪门大族一致反对下，陆逊也于赤乌九年被罢相，直到孙吴灭亡，官方再未推行任何铸币。

 

 小结：礼崩乐坏的时代

只是，曹丕一旦向士族妥协，就必须借助他们的力量才能统一全国。如此，不但刚刚萌发的小农经济将消弭于无形，士族门阀势力还将历久弥坚。

“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官分九品，说白了就是将社会阶层流动固化在既得利益者阶层，寒门素族再无寸尺晋身之路。

魏国皇帝当然没有听从王朗的劝谏。在“九品中正制”下，士族高官把持朝政，魏国始终未能建立强势封建集权，此后，司马氏代魏，魏、蜀、吴三家归晋。

 

 炫富的下场

司马氏本就是士族高门，所以司马炎自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司马炎一旦成为皇帝，士族高门也就立刻成为他最大的敌人——士族不但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掌握着铸币权乃至军权。

既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既然选来选去都是你们士族高门，既然选官皇帝说了不算数，再不从中捞点钱，司马炎就是痴线！

西晋社会最恶劣的逻辑是：在晋代士族高门的把持下，绝大部分人不但没有财富，甚至无论如何辛勤劳动都不能获得财富，所以，炫富才会显得如此刺目。

 

 司马炎的绝招

卖官远远消耗不掉士族的财富，只有彻底断掉士族财富的根源——土地，皇帝才能真正君临天下、乾纲独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司马炎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占田制”。本质也是在国家土地所有权制度下再现“耕者有其田”。

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个制度还远远不够尽善尽美。土地私有制必然优于土地国有制。理想的土地制度，不但应该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还应该允许土地自由流转，而不是将土地所有权控制在帝王手中。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只有“资源自由流动”才能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

在一个纯净的经济学世界里，没有交易成本、没有信息成本、所有交易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逼迫你买卖土地，当然所有交易就都有效率。

真实的世界永远不会如此纯净，在一个所谓“自由”的市场里，士族亦官亦商，他们会以种种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可能是强买强卖，可能是巧取豪夺，可能是暴力抢占，唯一不可能的就是经济赎买。如果以公平的经济赎买来交换农民的土地，这个官当着还有什么意思？

司马衷获得这样一位老丈人，就好比身后长起了一棵参天大树，谁想废掉司马衷，就等于直接跟贾充叫板——这可是一个有能力直接挑战皇帝的人。司马炎只好收起立司马攸的心思，把他远远打发到齐地做齐王。

士族和皇族是中原大地上最强盛的两股势力，他们之间火并的结果是中原失去了所有的强者，再无力量对抗异族入侵。

在五胡十六国及乞活军时期也有一些货币存在，如后赵曾铸“丰货钱”等

 

 一钱杀二士

东晋初年，约九十万户汉人迁徙到江南六郡，占北方战乱地区人口总数的50％，这是汉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自此中国经济重心南迁。

东晋初年，官府特准铸币权就是那个桃子，江南豪门则是争抢桃子的勇士。最后，江南豪门势力在铸币权争夺战中全部衰败。

货币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能否用于交换，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有多少人承认。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毕竟皇帝还是至高无上的，官方货币也有着更高的信誉，若币材一样、重量相类、形制相似，人们还是会首选官方货币的。

结果吴兴沈氏所铸行的货币在江南一地取得了统治地位，即“沈郎钱”。在义兴自己的地盘上，周氏家族的铸币也不太好使了。

司马睿第一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开山泽之禁”。

司马睿第二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土断”。

江南兴起的小农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相反，如果财富仅仅集中于士族高门，购买力也就必然集中于一小撮人，这样的社会结构除了能造就奢侈品市场，普通行业能兴盛才真的奇怪。

 

 钱，国之重器，不可轻废

在中国货币史上，桓温曾经提出了一个很离谱的设想——废弃钱币，改用谷帛作为交易媒介。

针对桓温提的这个极其离谱的建议，当时的祠部尚书孔琳之就以无可辩驳的雄论驳斥了桓温的建议：古代圣王把没用的东西用来交换有用的东西，这样有用的东西既不会损毁，又可以省去物物交换运输的麻烦。现在的铜钱正好起到古代龟贝的作用，历代使用的铜钱今天绝不能废弃

剥夺士族高门财富、彻底斩断他们侵占土地的能力，这才是桓温力主废弃货币的真实意图。

由于东晋一朝货币奇缺，被减凿后的剪边五铢购买力降低得非常有限。这样减凿货币的人既得到了一部分铜材，又保持了原来货币的购买力，实在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好生意。

仅仅减凿一枚五铢钱，估计废品收购站都不会要那点铜渣；偶有刚富裕起来的寒门素族，只能开山冶矿、铸造新币。手里有巨额五铢古钱的人，恰恰就是桓温最讨厌的一个群体——士族高门。士族高门的购买力越来越强

在士族高门货币优势的冲击下，晋穆帝年间前期土断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朝廷直接控制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既然温和的货币改革行不通，桓温就迅速拿出了更狠的方法——东晋最著名的“庚戌土断”。

一个社会的表象是财富，生产财富的是科技，刺激科技创新的是制度，决定制度的是文明，能改变文明的力量则只有教育。形象表述就是：教育→文明→制度→科技→财富。

 

 小结：胡马过阴山

西晋统治者对付外敌的办法颇有曹操风范——不断派杀手暗杀游牧部落首领，游牧民族各部落为争夺首领位置内耗不断，也算是以最小的成本为中原争取了和平。

刘渊既然要仿效汉人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也就必然要抛弃原始的氏族制。最终，刘渊丧失了对南匈奴部落的统治能力。

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

吃此一堑，帝国又必然转向另一种统治模式：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

集权、经济衰败、民族延续，分权、经济兴盛、亡国亡族，根本无法判断历史逻辑的对错。

 

 生而不平
士族高门之所以高高在上，不就是因为有钱就不想被皇权统治吗？
你不把你的钱给我，就让你彻底没钱！
大家也许不会想到，在世界范围内，旅馆是最早经营银行业务的行业之一，中国当然也包括在内。
以钱抢钱的方法，说穿了就是货币改革。

 钱财断手足
最显而易见的赚钱方式是创新，只有全新的技术、全新的产品、全新的运作模式才容易形成垄断
财富积累自有规律，除非改变世界的创新，比如机械、电能、互联网，否则，如此暴利的唯一来源就只能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
宋孝武帝抢劫的第一个对象，当然就是这些“有钱的官”，手段则是赌博。
为了抢夺黎民百姓的钱，宋孝武帝以江南绢丝为题布下了一局大棋……
从货币、土地到税收，皇权推行的所有政策都被异化为抢劫的工具。

 全民高利贷
南齐五铢同样是一种大钱，却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通货紧缩。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萧齐王朝只有一次铸币记录，南齐五铢铸造量相当小，所以，也就出奇地值钱。
封建官僚新贵几乎垄断了所有创新行业，所有真正赚钱的投资渠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中古时代又没有资产泡沫可以制造，剩余货币也就只能投资高利贷了。

 萧齐祸福
这是最好的防伪标识，靠着这项技术，萧梁王朝也发明了一种恶劣的掠夺制度。
皇帝真在乎手下这帮封建官僚贪污吗？
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要借用西方经济学里的两个基本假设条件：经济理性和交换对等。

 小结：逝去的贵族
士族高门之间的竞争保证了货币多元化，根本就没有人能靠铸币聚敛天下财富。
皇帝并非不想禁止士族高门私铸，只是士族高门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地盘，在朝堂之上靠祖荫为官，甚至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会仰皇权鼻息。
贵族代表的精神，恰恰是皇权最为讨厌的东西——超越经济利益，追求独立、责任和文明。
要想成为真正的皇帝还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只靠武力不靠制度的人不是皇帝，是土匪，宋、齐、梁、陈四代皇帝确实只是土匪，不是皇帝。
封建官僚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才能达到目的，他们不需要妥协，对毁灭社会财富也毫无顾忌。靠当官发财的本质从来都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存量，只要抢劫财富的成本低于创造财富，封建官僚就一定会选择抢劫。

 壮哉盛隋
天下人生产财富的动力是获得财富
“打江山、坐江山”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掌握、分配天下财富，不为天下之利谁又会颠沛流离半生？封建官僚又怎么可能不热火朝天地去搞土地兼并呢？
公共经济学认为，权力只对来源负责；简单点说，谁给你官当，当官的就对谁负责。
中央设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分别负责决策、监察和执行，三省独立对皇帝负责。

 隋五铢的奇迹
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并同时推出了官方铸币——“隋五铢”。隋五铢是一种中国历史上最奇怪、最有意义的货币，并非朝廷统一铸造，而是要求各郡县官府自行铸币，至于铸币标准，由各县“父老”自行议定。

 隋炀帝的国际贸易
隋炀帝说明，自己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只有商业才能甄别人才优劣，实现人尽其才。
在即位诏书中隋炀帝已经言明，帝国经济大厦应该建立在每一个普通人追求财富的基础上，封建统治者与其惶惶奔命管理经济，还不如放任自流。
隋炀帝有选择地对西域二十一国放开贸易。
游牧民族来中原做生意的时候，享受了大隋帝国的超国民待遇。
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
问题是，隋炀帝经略西域贸易的方式已经违反了市场规则，大隋帝国同时存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内生产体系和官僚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这就为败亡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封建官僚自己不从事生产，货源当然是没本钱的买卖——税收，结果不仅不能刺激民间生产，反而会破坏国内市场秩序，加重黎民百姓的负担。
最离谱的是，一旦封建官僚被允许经商，在利益驱使下这些人便会迅速把手伸向社会的每一个产业，甚至自行创造赢利机会挤压民间商业。

 尽道隋亡为此河
现在回到现实，由帝国政府亲自操刀上阵修筑运河，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支撑这些工程的是大隋帝国皇权，劳役是无偿的，税收是无偿的，最弱势的群体将承担绝大部分成本，不但会降低社会生产效率，社会财富总额在特定的时点上也会下降。
一条让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江北沿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
江北商人势力弱于江南，封建官僚势力却颇为强大。

 白钱的故事
随着工程推进，大批流民再次出现在江北诸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建官僚终于再次过上了“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以明镜”的好日子。
全国统一以白钱缴纳赋税，不再征收隋五铢，至于数量，原来缴纳多少隋五铢现在就缴多少白钱。问题是，江南一带向来都是以货币补偿税款，江北却从来都是缴纳实物。
隋炀帝起自江南，历来“培植南人”
这摆明了是想撇开关陇士族单练，属于“要钱又要命”。
况且，隋炀帝同时还推出了一个类似西汉“告缗令”的诏令。
封建官僚虽然聚敛无度，却是支持帝国统治北方的中坚，失去了关陇士族的支持，大隋帝国的气数也就尽了。
隋朝虽然建立了科举制，却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分权社会，每个郡县都有“铸钱炉”，朝廷粮仓分散于各地，地方官甚至有权调动军队。
征讨高丽也主要在江北调集兵力，说白了又是“损北补南”。
隋炀帝实在不应该下一道极为愚蠢的命令：为展示我大隋帝国道德风范，但凡投降的高丽将领和士兵，一律不需要缴械，仍让其维持原有编制。
这次不一样，造反的人除了流民，还有北方关陇士族。
虽然给了封建官僚捞钱的机会，但也给这些人造成了极高的机会成本，很多官僚因此被灭门。
与其每时每刻生活在恐惧之中，不如干脆反了吧！

 小结：隋之殇
他不知道，在创造财富和掠夺财富之间，往往是掠夺财富更有效率，他根本就不具备击溃关陇士族的基础。

 另类贞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叫板史官、要求看自己“起居注”的皇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任何时代，商品流通都是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发达的标志。唐朝初年，封建官僚是最有权势的社会集团，这些人居然连钱都没有，商品经济之凋敝可见一斑。
在中国古代，民户数量是衡量一个帝国是否强盛的最有效的标志。
试图仿效吕后、文景二帝分配土地，不过，分配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官僚。
有这样的《氏族志》，连老爹都坑、亲兄弟都杀、历史都敢篡改的贞观朝，怎么可能真的存在直言敢谏的大臣？
所谓魏徵直言敢谏，除了不许唐太宗喝酒吃肉玩女人，就是一些求饶的哀鸣
魏徵不过是换了个花样拍马屁而已。
唐太宗铸行的开元通宝确实成色很好，一千钱成本在九百钱左右。只不过，贞观朝开元通宝最主要的用途是用这种钱放贷款，即臭名昭著的“公廨钱”。
公廨钱就是“一人借债，全体人民有责”。
官府不但可以对黎民百姓放款，大官也可以对小官放款——摆明了就是直接索贿！

 无字碑上的轮回
唐太宗三征高丽，结果：全败！唐军所失，千条万条，其实就一条，粮食不够
高宗登基六年，办了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废黜出身关陇士族的王皇后。
武则天当政期间的政策，完全是汉武帝政策的2.0版。
乾封通宝本是典型的虚值货币，即使皇权再强大，又怎么可能强迫每一个人自动捐献自己的所有财物？乾封通宝铸行一年后，市面上只留下最轻、最破的恶钱，物价在一年间暴涨10余倍。这一措施的最大成绩就是“商贾不通”
封建官僚本是社会中调动资源能力最强的一个群体，面对这群无知、无畏、无耻的人，就连封建官僚都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财富，何况普通庶民？

 金简除罪
这位不可一世的女皇命令诸位神仙免去她对天下犯下的罪过，让帝国恢复昔日强隋的强盛与繁荣。
大乱之后，往往会有大治。
只有翻天覆地的乱世才能彻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天下财富重新洗牌，大部分人也能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也是历代初年容易出现所谓“盛世”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种重新分配过程是以绝大多数财富毁灭为代价的
社会进步最终必须以财富积累为基础，“乱世—盛世”循环只能在大乱之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乱世是盛世之源。
武则天批准了凤阁舍人崔融的《请不税关市疏》，废掉了内地关津税，仅留下了潼关等对外关津，关津基本定位为征收对外贸易关税。

 官无事，民自富
根据上述理论，皇帝不再发布最高指示，官员自然也就无事可做。既然官员无事可做，那就都撤了吧
唐玄宗裁撤了皇家直属企业。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可以获得财政的无偿拨款，那么这个企业就不会关心生产，从堂官到胥吏，大家只关心自己如何捞钱。
吃饱饭要靠农业，穿暖衣就一定要靠纺织业——这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最大契机。

 钱上美人痕
皇室再一次对天下人正式开放货币铸造——只要你铸造的钱能花出去！放开私铸提供了大量货币，极大刺激了当时的商业，开元初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充足的货币供给。当然，放任货币私铸也有弊端，那就是恶钱泛滥、物价暴涨。
姚崇下令规定重二铢以上的私铸货币才准许流通，低于二铢的恶钱，官府按实际重量在长安、洛阳市面上以官钱收兑。
在宋璟主持下，朝廷开始对私铸恶钱进行强力收缴。
萧御史的成果是很突出的，江淮之地立竿见影地陷入了萧条。
就算每年都能铸行十五万贯新钱，官府铸币也早就不能适应帝国庞大的商业需要了。

 钱味甘，大热有毒
能与《钱神论》相媲美的古文金融学论著只有《钱本草》
不是所有市场选择的结果都一定是好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竞争”（compete）还有“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竞争”是比谁更优秀，“竞次”是比谁更下贱、谁脸皮更厚、谁心更黑！

 开元限购令
这封奏疏上奏之后，在玄宗的支持下，宇文融力排众议，开始推行史上最为严厉、最为彻底的限购令：自此之后，禁止一切土地买卖，无论有无户籍均不得再买卖土地！
如此生猛的限购政策，是一定会往死里得罪封建官僚的。
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土地改革之初，他找到了自己坚定的同盟军：皇族、关陇士族和农民。

 增发货币的两种方法
所以，无论通胀、通缩，都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规则永远是强者的规则。
所有的货币手段都是中性的，关键是，增加的货币究竟给谁？
第一个方法，把新增货币集中发放给强势阶层，也就是封建官僚。
第二个方法，把新增货币集中发放给弱势阶层，就是原本穷困的黎民百姓。
只有这样的货币增发才能真正刺激内需，启动经济复苏之源。因为，普通人需要购买的东西太多了！
平心而论，张九龄这四条理由条条站得住脚，也确实符合现代货币流通理论。但是，反对张九龄只需要一条理由：张九龄采用了上述第一个法子，将增发货币集中于强势阶层。
李林甫建议官炉增加铸币，货币发放途径主要有三条。这三条路径，条条都能把钱直接交到黎民百姓手中。
“募兵制”确实在节度使兵权方面造成了隐患，但如果没有“募兵制”，大唐帝国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
自此，每年帝国中枢朝廷只对道、府、县核定一个税收总数、上缴总数，具体征税方法和地方留存的使用细节，中央朝廷不再过问。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天宝之祸，最大的祸根在于唐玄宗自己丧失了道德操守，再也无力维持“开元限购令”。天宝年间，土地兼并的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汉成帝、汉哀帝年间，亡秦之迹已然昭昭在目！
在封建社会，当履行职责成为功绩，当最基本的道德成为美德，当所有人都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这个社会距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李娃传》中的金融故事
《李娃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盛世必备的重要特征：贫贱者可因奋斗而富贵，富贵者亦可因浪荡而贫贱，整个社会阶层上下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货币战争之安史之乱
杨国忠的底子实在不够光彩，既无治国才能，又无过人的资历，甚至没有“科举帮”口头上的道德力量，他所有的本事都是来自“拉人一起分赃”，根本没有驾驭群臣的能力，更无控制边镇的本事。
满朝文武，安禄山是第一号有资格“出将入相”的人，也是杨国忠最大的敌人。所以，无论安禄山如何行贿，都是不好使的。
在开战的一瞬，只有财富才能换来强盛的军力！

 向富人征税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中，皇权需要向千千万万小农收税才能生存。现在，土地不再属于每一个黎民百姓，而是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
两税法所谓“唯以资产为宗”、“按财计税”，说白了就是向富人收税。
“向富人征税”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好事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财富来路必须光明正大，富人要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赚钱。换句话说或许更明白，财富不能来自封建官僚垄断的盐铁行业，更不能来自封建官僚的权位。
天下之大，真正的有钱人必定是坐在府县衙门里的人，他们的钱财来路不明，也就会把钱藏在自己的怀里、箱囊之中，虽然非常有钱，但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资产和土地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从土地名册根本不可能看出端倪，没有人知道封建官僚究竟有多少土地，又把土地放在了谁的名下；乡间勤劳者靠数代积蓄添置几顷地，就被县官说成是有钱人，就急急去索要租税，只能使得民间财货一空，使得贫困的人更加贫困、小康之家也没有了余粮。

 唐末钱荒
所谓“贞元钱荒”，并不是所有人手里都没钱，而是绝大多数人手里没钱，一小部分人手中的货币又多得不可胜数。

 小人物的救赎
如果“二王八司马”是黔之驴的话，他们的第一声嘶鸣是拿皇室开刀——反正皇帝已经病入膏肓，不能享受了。
“二王八司马”“踢之”的对象则是封建官制。结果，暴露了黔之驴的本来面目，“二王”败亡，“八司马”均被流放。
“二王八司马”的势力范围只在长安附近，地方节度使是否买他们的账，完全要看各方力量相互博弈的最后结果。遗憾的是，这几位理想主义的书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就轻易对军权下手了。

 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
只要经济体内有货币存在，就绝无可能出现真正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真正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孕育如此丰富的货币制度
在“好的市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统一规则的制约，因而人们对市场交易结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运行没有什么隐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再依靠个人声誉进行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经济运行中的最强势者（通常是国家）为所有交易提供了最后的执行保障，买卖双方甚至不一定认识对方。
在“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有可能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具备调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潜能，正因为如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诺。既然其他社会成员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资源大多在强势群体手中），就一定会在交易中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变得缺乏效率。
只有禁绝了土地交易，才能彻底斩断封建官僚蚕食农人财富的根基。
安史之乱使唐帝国彻底丧失了权威，“均田制”的皇权基础也就随之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