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著。本书阐述了作者通过案例终结出的引爆潮流的三个法则：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从这三个法则展开思考与剖析，以过往的真实具体的案例为佐证。透过这些案例我们会发现许多时尚流行的产生、流行病毒的传播的背后都是这三个法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巴尔的摩的流行病毒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场梅毒疫情袭击了巴尔的摩市。1995年至1996年的一年时间内，携带病毒的新生儿人数就增加了5倍。巴尔的摩市的梅毒发病率曲线图显示，多年来该曲线一直保持稳定，但到了1995年，梅毒发病率几乎呈直线上升的态势。关于原因，众说纷纭。疾病控制中心认为是强效可卡因，因为它会大大增加高风险性行为的发生率，贫民区的人买到了它后传播给了自己的社交圈。而另一个人，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性传播疾病的专家约翰·詹尼曼认为梅毒疫情的原因在于贫民区的医疗服务的短缺。由于政府削减预算，性病诊所的临床医生的人数从17人减少到10人。1990年到1991年，传染病的就医人数从36000人减少到21000人。这说明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没有得到治疗。还有一种理论由美国流行病学权威专家约翰·波特雷特提出：那年巴尔的摩市推行了一个正好是在梅毒高发区拆除高层住宅的政策，这导致不少感染源的迁移。
这三个可能导致病毒传播的情况都是正好同时发生的。但他们每一个因素都是起着微小的作用：强效可卡因的交易一直都存在，只不过那一年的交易量更大一些·；性病诊所不是都倒闭了，只是削减了医生规模；拆迁工程只是使一小部分人迁移到了别的区域，并不是整个巴尔的摩都在进行大迁徙。但是这些微小变化聚在一起，流行病原本所处的稳定状态就被打破了。
个别人物引爆的流行潮——关键人物法则
在事情发展过程中，某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关键。经济学家们经常谈到的“80/20法则”的意思就是在所有情况下，一项工作中的大约80%都是由参与工作的20%的人完成的。80%的犯罪活动系20%的犯罪分子所为；80%的交通事故由20%的司机造成；80%的啤酒被20%的饮酒人士喝掉。这个法则表现在流行病上就更为极端——极少数人引发了流行病的传播。
波特雷特曾分析过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淋病疫情。他用了半年时间研究了每一位到诊所治疗淋病的患者。他发现其中约有一半病人来自4个街区，生活在这4个街区的病人中，有一半人把相同的6家酒吧作为主要社交场所。波特雷特把768人分组进行访谈，他发现，其中600人或者从未把淋病传给他人，或者只传给了一个人。他把这些人称为非传染者。那些使淋病流行的人则是剩下的168人，他们把淋病传染给两三个人，甚至四五个人。换句话说，在人口超过10万的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淋病疫情的暴发就是因为这168个人，他们生活在相同的4个街区，常常出没于相同的6家酒吧。
社会学家们发现，当迁入某一居民区的非裔美国人比例达到一个特定的点—20%时，整个社区就会被“引爆”：仍居住在这一社区的白人们会立即迁离。利诺伊大学的社会学家乔纳森·克雷，曾经做过一项关于社区中楷模的数量对该社区青少年影响的研究。这些楷模包括统计调查局认定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群——专业人员、经理和教师。楷模比例占社区人口5%至40%之间时，该社区青少年的早孕率和辍学率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当楷模人数所占比例低于5%时，问题就被引爆了。比如，当楷模人数所占比例下降2.2个百分点，即从5.6%下降到3.4%时，学龄儿童的辍学率就会增加一倍多。
暇步士品牌的主打产品是拥有轻型绉胶鞋底的美式经典拉绒山羊皮鞋。对于该品牌来说引爆点出现在1994年年底至1995年年初的某个时间点上。在引爆点出现之前，这个品牌一直默默无闻，产品主要依靠偏远的经销店和小城镇家庭商店来进行销售，每年销售量仅仅处在3万双的低水平线上。当时，生产暇步士的渥弗林集团（Wolverine）甚至已开始考虑停产这种日后将使公司成名的休闲鞋，但是后来却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在一次时装发布会上，暇步士的两位经理欧文·巴克斯特和杰弗里·刘易斯遇到了一位来自纽约的时装设计师，这位设计师告诉他们，经典款暇步士鞋在曼哈顿街区的各俱乐部和酒吧里突然成为时髦品牌。曼哈顿东村和苏荷区这两个街区开始出现了专卖暇步士鞋的二手商店。人们涌向那些仍然在出售暇步士鞋的家庭小商店，将这些鞋子抢购一空。到了1995年的秋季，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迅速发生了。先是设计师约翰·巴特利特打来电话说，他想在自己的春季时装展中采用暇步士鞋作为搭配。紧接着另外一位曼哈顿设计师安娜·苏也来电说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展览中使用暇步士鞋。在洛杉矶，设计师乔尔·菲茨杰拉德把一只25英尺长的充气巴塞特猎犬——暇步士品牌的标志——放在他好莱坞门店的顶部，并且改装了邻近的艺术长廊，想要开一家暇步士专卖店。他还在刷墙漆和整理货架的时候，演员皮威·赫尔曼走了进来，说要购买一双暇步士鞋。暇步士占据了流行潮的制高点，而这一切仅仅是始于曼哈顿东村和苏荷区几个年轻人穿上了暇步士鞋。他们穿上这种鞋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人愿意穿。接下来这些年轻人对暇步士的喜好传递到两位时装设计师那里，他们用暇步士来搭配出售其他高级时装。暇步士鞋仅仅是用于搭配的附件，也没有任何人在着意推动暇步士鞋成为时尚潮流。但是，它却真的成了最新的时尚潮流。暇步士鞋越过了某个点之后，潮流就被引爆，它开始流行起来。从成为曼哈顿商业区几个赶时髦的年轻人和时装设计师的时尚之选，再走上全美国所有商场的货架。公司总裁承认公司并没有为赢得这项荣誉做出任何努力——完全是被潮流赶上，而非主动追赶潮流。
暇步士品牌鞋从默默无闻到突然流行。个别人物法则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在这些特别人物中，有人意识到了时尚趋势，通过自己的社交能力、活力、热情和魅力把“暇步士”传染给大家。
关键人物的三个类型
引爆潮流离不开这三种人：联系员、专家和推销员。
联系员
联系员是这样一种人：他认识的人非常多。属于那种什么人都认识的人。大家都会结识某个这种类型的人。联系员的很重要性在于对于他们认识的人来说，联系员们具有很大作用。联系员是大家用不了几步就能找到的人，因为不论原因如何，他们在不同领域、不同亚文化背景以及不同职位的人群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联系员是跨领域的行家。而对于联系员来说，他们之所以能跨入许多不同的领域，是因为他们的天性在发挥作用，这种天性集好奇心、自信心、社交能力和活力于一身。
联系人利用的人际关系大部分都属于“微弱关系”。利用人际关系找工作的人中，只有16.7%与自己所求助的牵线者（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好友）“经常”来往，有55.6%的人只不过是“偶尔”见到牵线者，还有28%的人“很少”见到帮自己牵线的这个人。而且，人们通过朋友介绍通常都找不到工作，反而一般都是靠仅有一两面之交的人找到了工作。
要想了解新工作的有关情况，或者有关工作的新信息或新想法，“微弱关系”总是比牢固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
当个人离联系员越近，他的社交能力就会越强，他也会更富有，并且得到更多机会；这同时意味着，当一种观念或一种产品离联系员越近，这种观念或产品得到推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无数在某些地区流行的时尚不能进入主流时尚行列的原因之一仅仅是运气不佳，因为它们无缘受到某位联系员的青睐。
专家
正如我们是依靠一些个别人物才与其他人联系起来一样，我们也是依靠一些个别人物才能与信息联系在一起。这个过程中既存在人际流通专家，也存在信息传播专家。专家是收集信息的人，如果市场运作依赖信息，那么掌握最多信息的人就必定是最重要的人物。与众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于，专家并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更不是仅仅关注尽可能少花钱买咖啡的办法；而是一旦发现了这种办法，他们就想把它散布出去。
当一个联系员向10个朋友推荐洛杉矶的一家旅馆，其中可能有5个人会采纳他的建议；而一个专家可能只向5个朋友推荐这家洛杉矶旅馆，但只要他介绍得引人入胜，这5个人就很可能都会接受他的建议。这两种类型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都在发起流行。而他们这两类人都具有发起口头传播信息浪潮的能力。
推销员
推销员是说服群众的人。因为人们对传来的信息并不立刻就相信。
推销员有特别的“催眠能力”：他们阳光开朗，精力充沛，富有感染力。或者说是朝气，热情，魅力。他们会试图让交谈对象多点头，多微笑，保持积极的情绪。并在肢体动作上和对话节奏上与对象保持同步。
在1984年罗纳德·里根和沃尔特·蒙代尔参加总统竞选时做的一个实验。大选前的8天里，一群心理学家在锡拉丘兹大学心理学者布赖恩·马伦（Brian Mullen）的带领下，用录像机录下了3天的全国晚间电视新闻节目，该节目在当时和现在一样，都是由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彼得·詹宁斯、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汤姆·布罗考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丹·拉瑟进行播报。马伦认真检查了录像带，并分别把有关两位候选人的内容剪下来，他一共剪出37个片段，每个片段基本上都是两秒半的长度。然后，他关掉声音，再把这些片段播放给一组随机挑选出的人观看，并要求这些人评判每一位播音员在播报每一个片段时的表情。这些接受实验的人根本不知道该项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也不清楚新闻主持人在说些什么。他们只是按要求给这3个人表情中的情绪含量打分，满分为21分，最低分表示“极为消极”，最高分表示“极为积极”。
实验结果非常有趣。丹·拉瑟在播报蒙代尔时的得分是10.46分，也就是说他表情看起来完全中立——他谈到里根时的得分是10.37分。这说明他在谈到共和党和民主党时表情相同；布罗考的情况也一样，他播报蒙代尔时的得分是11.21分，播报里根时的得分是11.50分；但是，美国广播公司的彼得·詹宁斯就与他们不同。他播报蒙代尔时的得分是13.38分，而他谈到里根时却显得神采飞扬，得分17.44分。马伦和同事们特意找了一个简单的理由：是不是詹宁斯本来就比那两位同行表情更加丰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他们还给这些受试者们放了三位播音员的其他几个录像片段，观察他们在谈到明显令人伤心和令人高兴的话题（英迪拉·甘地的葬礼，先天性疾病治疗上的突破）时的表情。这次，詹宁斯在播报令人高兴的事件时并不比他的同行得分高，播报悲伤消息时也不比同行得分低。事实上，他似乎是那三个人中最不善于流露表情的。詹宁斯的脸上永远带着快乐表情的这一说法并不正确。这话似乎倒过来说才对。他播报快乐新闻的得分是14.13分，比拉瑟和布罗考的得分都低很多。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詹宁斯对里根“从面部表情上流露出了既真实又显而易见的偏爱”。
该研究从此处开始变得非常有趣。马伦和同事们给生活在全国许多城市，按时收看晚间新闻电视节目的观众打电话，问他们会给哪位候选人投票。每个城市的情况都是，收看美国广播公司节目后，给里根投票的电视观众，远远超过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节目后，给里根投票的观众。比如在克利夫兰市，有75%的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观众投票支持共和党，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观众中只有61.9%支持共和党。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顿市，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观众中有71.4%支持里根，而其他两家广播公司的观众中只有50%支持里根。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市，投票差别则是73.7%比50%。詹宁斯面部微妙的亲里根表情，似乎对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观众的投票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
有一大群学生被召集到一家制作高科技耳机的公司，他们被告知要参与一项市场调研工作。公司给每人发了一个耳机，想要检验一下使用者在运动——如上下舞蹈或来回摇头时，耳机的播放效果如何。所有的学生都听了琳达·朗斯达特和老鹰乐队演唱的歌曲，然后又听了收音机里的一篇关于高校应该把学费从587美元提高到750美元的讨论。该公司之后要求1/3的学生在听到磁带中的社论时用力上下点头；要求另外1/3的同学在听到社论时左右摇头；最后1/3的同学属于受控制组，公司要求他们别乱动脑袋。听完之后，每个学生领到一份简短的问卷，问题涉及歌曲的音色质量和摇头造成的音色效果。学生们对问卷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才是实验员们真正想得到的信息，该问题是：你觉得本科生每年应该交多少学费比较合适？
正如对新闻播音员的调查结果一样，学生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那些不晃动头部的学生对听到的社论无动于衷，他们觉得收取582美元学费比较合适，或者就收取已经规定的数额；那些一边听社论一边摇头的学生——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当时是在检验耳机的质量——坚决反对提高学费，他们希望把学费降低到平均每年467美元；而那些听社论时点头的同学觉得社论很有说服力，他们希望把学费提高到平均646美元。这个简单的点头动作，虽然表面上看完全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却足以让他们支持一个让自己多掏腰包的政策。
在这也说说我个人的愉快交谈的经历，在一次询问汇款公司业余员关于一些手续流程与注意事项的时候，我发现有位业务员有着明显与其他别的业务员不同的特质，并且令我大有好感：她不仅业务娴熟，知道我想问的内容，并且也知道我已经知道了哪些消息。我总是习惯每次在对方说话过程中遇到自己熟悉的内容时开始插嘴说几句，以表示我知道这些内容。这个时候她总是立刻闭嘴听我说。在我说完后的空档再接着说，正好补上了我的遗漏的信息。令我十分惊喜，就好像我们极有默契。而有的业务员在我插嘴时，他们依然会继续像背书一样继续说几个字才停下让我说。她能把握住对话的节奏。我知道这是一门极为精深的功夫，一般人做不到，这样的对话体验非常棒，高效而又令人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