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是传奇。她的浅吟低唱，不只是一代人的流行音乐启蒙，也是一代人的心灵慰藉。“邓丽君这三个字，拥有开启陌生人心灵的法力。”《邓丽君之梦》的传记作者平野久美子在书中感慨，“之所以能够采访到老华侨的辛酸往事，之所以能够知道远渡重洋赴海外淘金的年轻人心中的梦，开场白完全是她的歌。”
对于已经把她的歌声与自己的人生紧密纠缠的那一代人，缅怀是一种本能，是不会被时光冲淡的内心恒久的暖意。他们并不需要真正了解邓丽君，他们反复追忆的，其实是自己的人生。可是，对于在日益丰富多元的流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和更年轻的一代，对于已经符号化的传奇，情感的建立却需要从真正的理解开始——邓丽君是谁？她何以成为传奇？
“外省人”歌星
如果要寻访邓丽君，需要准备一张世界地图。她生于台湾，葬于台湾，但成名之后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光，绝大部分却都不在台湾。香港地区、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法国、泰国，这些地区和国家，都有她的工作和生活轨迹，都埋藏着她快乐或者不快乐的记忆。这些或长或短的异乡时光，就像硬币的两面，她是实至名归的国际化歌者，却也是始终漂泊的异乡过客。
过客的命运，好像从一开始已经定下基调。1949年是很多人命运的分水岭，邓丽君的父母也不例外。1953年在台北云林县龙岩村出生的邓丽君，本名邓丽筠，从一开始，就是“外省人”的后代。她排行第四，是家中五个孩子里唯一的女孩。跟父母屡次搬家，在“眷村”长大，这是台湾当时专门给军队眷属或退伍军人居住而建的居住区，也是“外省人”部落。
歌唱是邓丽君的天赋，也很快成为邓家贴补家用的一种谋生手段。1959年，6岁的邓丽君就开始跟随台湾空军“九三”康乐队四处演出，演唱各地民歌小调与黄梅戏。这是“外省人”的思乡抚慰，也随着台湾当局推行的“国语文化”变革，成为新的本土文化。比起深受日本影响的台语歌曲，国语歌曲承袭了30年代的上海歌曲、传统地方戏以及中国大陆各个地方的民谣。当时，演唱国语歌曲的少女歌星们，和邓丽君一样，几乎全都是军方人士的眷村子弟，国语标准，家境清贫。
邓丽君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是1963年“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唱比赛，当时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大热，邓丽君以一首《访英台》反串梁山伯的唱段荣获冠军。她因此有机会参加1966年正声公司的第一期歌星培训班，为期3个月，第一次正式接受系统的训练，得到了台湾早期的流行音乐人、作曲家翁清溪的指导。接下来，她继续参加比赛，以《采红菱》获得台湾金马奖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冠军，签约中视，用艺名邓丽君正式出道，年仅13岁。
因为演出与学业的冲突，第二年，邓丽君就休学了。在接受传记作者平野久美子采访的时候，邓丽君回忆过童年，她并不觉得小小年纪就出来专职唱歌是一种苦难。她说：“不是大人要我唱歌，而是我自己想唱的，刚开始时参加国小才艺表演，后来还参加当时广播节目办的歌唱比赛，那时候广播节目是在学校操场录音，我因为很喜欢唱歌，所以唱得非常卖力。而且当时的我非常可爱。”“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只是为自己在唱歌而已，即使没有奖金，只要能唱歌，我就非常高兴了。”
1967年9月，邓丽君签约台湾宇宙唱片，发行了生平第一张专辑唱片，《邓丽君之歌第1集——凤阳花鼓》，这个系列连续出了19张。这些专辑里的歌曲，大多是改编翻唱中国各地民歌，或是20世纪三十四年代的所谓“时代歌曲”，例如《凤阳花鼓》、《小放牛》、《踏雪寻梅》、《桃花江》等。前三张唱片，邓丽君都是唱别人的歌，直到第四张唱片，她才终于有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新歌：《晶晶》。这也是台湾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晶晶》的主题歌。由著名音乐人左宏元作曲，他更为人熟知的，是笔名古月。唱片大受欢迎，风行到要排队才能买到。
在早期的台湾国语流行歌手里，少女邓丽君迅速走红的原因，被喜爱她的研究者归结为三点：“卓越的歌唱实力、温婉的容貌，和蔼可亲的个性。”这些特质终其一生，未曾改变。香港电台的资深制作人张文新后来评价说：“邓丽君之所以获得这么多人喜爱，可能就是因为她的性格和声音毫无攻击性，任何人都可以接近。”
歌唱“公务员”
自从被发掘出歌唱天赋之后，邓丽君似乎就在马不停蹄地歌唱着。
小学参加康乐队时期，学校大概下午16点放学，补习到18点，然后她要去康乐队表演，回家是深夜23点，第二天早上5点起来做功课，7点去上学。签约中视时期，她在中视“每周一星”的电视音乐节目里，每周固定表演一次，其他时间就在歌厅里献唱。邓丽君的另一位传记作者有田芳生考证：“虽然上节目收入少，但是歌厅的收入多。”“邓家每天摆摊的月收入大概2000元，而邓丽君每月的收入是6000元或8000元。”“台北的夜巴黎歌厅，一场90分钟的表演，大概有15位歌星演唱，邓丽君在这里创下了连唱70天的惊人纪录。”
等到唱片走红，邓丽君的舞台，终于跨出了台湾岛。香港是她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当宇宙唱片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之后，邓丽君就跟香港的乐风唱片公司签约了，时间是1971年12月。这家公司原本是以马来西亚为据点，在新加坡和港台地区都有分公司，她的发展重心，从小小的台湾岛，转向了更广阔的东南亚华人市场。
当时的华人社会中，最受欢迎的是紫薇、文夏、美黛等老牌歌星；年轻一点的，凤飞飞、欧阳菲菲在流行曲目上的地位都十分稳固。邓丽君还是新人，她的生活，和台湾时期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依旧被参加电视节目、录制唱片、歌厅献唱满满占据。香港九龙有一家叫作东方的歌厅，平日的话是一天唱三场：下午14点半到16点半、晚上19点半到21点半、22点到零点。如果是周六周日，则是一天唱四场：下午13点到15点、15点到17点，然后晚上两场。录音也比台湾时期更为繁忙。“一个接一个地等着录电影的主题曲或者插曲，一天唱个十余首歌曲都很平常。”乐风时期与邓丽君共事过五年的音乐制作人姚厚笙回忆说，“当时都是录一张唱片多少钱，以这种方式计价，因此应该是一有机会就去录，她很小时就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当她知道自己对家里很有贡献，就觉得很高兴，继续唱下去。”
姚厚笙从欧阳菲菲开始，成功地培育了若干位台湾知名歌星，他也是70年代台湾民谣以及校园民谣热的催生者。在宇宙唱片时代，邓丽君录制的歌曲已经有上百首，但是姚厚笙却从头开始仔细指导，从发声方式到唱歌的习惯，以使邓丽君蜕变为成人歌星。姚厚笙曾经回忆说：“她唱歌的方式总给人一种可爱小女孩的味道，也许是因为节奏轻快的歌曲居多的缘故，语尾总是‘嗯，嗯’的上扬，这种方式听起来是比较俏皮，虽然我打算彻底改掉，不过她日后还是偶尔会不自觉地露出这种唱法。”“我还指导慢节奏的唱法，而且告诉她，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所以要以更有感情，更像大人的方式来唱歌。”
姚厚笙发现，当邓丽君对于慢节奏歌曲驾轻就熟后，她再唱叙事风的曲子，诠释能力就非常惊人，“把歌词的含义仔细跟她说明后，她就能以惊人的感情加以诠释”。在乐风唱片的打造下，70年代初期，邓丽君的唱片销量非常稳定，邓家的境况也不断改善，全家从台风季节容易淹水的芦洲搬到台北市水源路的公寓住宅，几年后搬到北投奇岩路的一座花园别墅，后来把房子卖了，搬回台北市区，租赁在敦化南路的金兰大厦，最后才买了仁爱路四段一幢新大厦的6层。不过，偌大的房子里，后来经常只有父亲邓枢一个人。
早期唱歌出名之后，邓丽君还涉足过表演事业，参演了两部音乐电影，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不过，她迅速就把重心收回到歌唱上。她可爱的少女性格，也并没有随着这番演艺圈历练而有不好的改变。姚厚笙回忆说：“她总是怀着感激工作人员的心在工作，很体恤工作人员，彩排的时候，她会一直感谢为她伴舞的群舞和负责灯光的工作人员，就是在成名之后，这点仍然没有改变，所以跟她合作，气氛总是很融洽。”
“演歌”的定位
香港应该算邓丽君的福地，她的歌唱事业在这里走向了70年代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得到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认同，她的演出邀约，遍布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作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场的日本，也有唱片公司一眼就看中了她的天赋。这家公司就是日本的宝丽多唱片，它在香港的分支，叫作宝丽金。
邓丽君去日本发展的故事，在两位日本作家为她写的传记里，都有过详细考证。1973年3月3日，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让佐佐木幸男和中村准良，一起到香港旅行四天三晚，他们分别担任过日本歌星泽田研二和野口五郎的制作人，这趟旅行，名义上是和香港宝丽金做敦亲拜访，但事实上是要犒赏他们平时的辛劳工作。他们在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制作部部长郑东汉先生的陪同下，在歌厅听到了邓丽君的演唱，就请郑东汉为他们收集邓丽君的唱片，他们判断，邓丽君音质里的温柔气质，在日本也会得到认同。
回到东京，宝丽多公司五十岚泰弘制作本部长主持制作人会议，佐佐木推荐邓丽君，获得认可，担任制作签约部部长的舟木稔被命令去和邓丽君签约。我们的特约记者胡迆在东京采访到了舟木稔先生，已经年过八旬的舟木先生，仍不减当年金牌制作人的风范，头发一丝不苟，衣着考究，思路清晰。他回忆说，当时的邓丽君并没有经纪公司来打理业务，所有工作上的细节都由母亲赵素桂照料。舟木稔并没有从邓丽君那里得到确定的答复，回到东京之后又去了台湾，去说服邓丽君的父亲。他拜访了邓父两次，终于说服了这位犹豫的父亲，把英文名叫作“TeresaTeng”的邓丽君带到了日本，以新人姿态重新出道。
1973年11月，邓妈妈和邓丽君第一次到日本，那时候邓丽君才20岁。她的经纪业务由渡边制作公司管理，而唱片制作则由日本宝丽多负责，一开始签约两年，第一年的酬劳是每月25万日元，那个时代日本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最高职务的月薪是5.56万日元，此外，邓丽君还能抽取2%的版税。
邓丽君在日本的出道曲叫《是今宵还是明天》，由渡边制作公司主导，走偶像路线。作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场，日本的市场细分非常明晰，每个出道的新人，都由唱片公司量身定做，给出市场定位，然后根据定位找词曲作者专门创作单曲。在70年代日本歌谣界初期，流行小柳琉美子的《我的城下町》、天地真理的《水色之恋》、欧阳菲菲的《下雨的御堂筋》等，所以，被定位为偶像路线的邓丽君，最初的新歌就请曾经帮天地真理、陈美龄作过词的山上路夫作词，请帮南沙织、欧阳菲菲做过曲的筒美京平作曲。
这张出道唱片，1974年2月在日本发行，在发布会上，公司的对她的宣传是“香港的红玫瑰”，意思是香港的最红歌星。年龄也被改小了，从21岁变成19岁。接下来的3月份，邓丽君为了宣传单曲，上了各个电视节目。但是，印制的3万张唱片，却根本卖不动，在排行榜上，只列入第75名。这个结果让邓丽君非常自责。因为，当时在香港签不下邓丽君的时候，宝丽多方面有人建议改签另一位歌星优雅，差不多同时期，优雅也在日本出道了，而且相对于邓丽君的出道唱片，她的出道曲拿到了排行榜的24名，这让邓丽君更郁闷。
出道曲没有红，对挖掘邓丽君的佐佐木和出道曲制作团队而言，也是个打击，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日文不地道？因为谎报了年龄，设定主打十几岁的年轻族群歌迷是个错误？他们烦恼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改变方向，从流行曲风转向演歌路线。演歌是日本的一种特有歌曲，它是日本古典艺能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过渡，以民俗民风、感情琐事为歌词，曲调悠长婉转多变。
第二首歌《空港》，依旧由山上路夫作词，但作曲换了猪侯公章，他是当时专门给歌星森进一作曲的作家，猪侯公章在一周写了三种曲风的曲子，最后的编曲，选择采用活跃在流行风派的森冈贤一郎，他们希望邓丽君的演歌路线，曲风不要太过地道，而是介于流行与传统之间。这是一种新的流行趋势。这一年的日本唱片大赏，获奖的森进一走的就是融合流行风和演歌的路子。
1974年7月1日发片的《空港》，卖出了70多万张新唱片。邓丽君因此拿下了1974年度日本唱片大赏的新人奖。此后，邓丽君的歌曲维持一贯的风格，就是走描写恋爱中女人的苦闷心情，与不能见光的女人令人同情的境遇这种固定模式的路线。公司设定的受众是20岁到25岁的粉领族。但调查显示，她的歌迷里，40岁左右的男性歌迷居多。这个年龄段的消费者，一直是邓丽君持久的歌迷族群。
束缚与逃离
邓丽君的酬劳在第二年从每月25万日元调高到50万日元，与日本宝丽多两年合约期满后，第三年升为120万日元，后来又升到250万日元，唱歌事业一帆风顺。日本市场与香港地区市场，对70年代的邓丽君来说，是相辅相成的一双翅膀。
一方面是演唱技巧的进步，而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中文歌曲在华人社会里，有了更广泛的市场，邓丽君和许冠杰三兄弟，算是这股中文歌曲风潮的开创者。
香港电台资深制作人张文新曾经回忆说：“1975年，香港电台推出亚洲第一个中文歌曲畅销排行榜的节目。我担任DJ时，邓丽君已经更上层楼，她在日本练唱时，歌唱技巧也更精湛纯熟，将日本的流行歌曲《空港》等翻唱成中文，每首都受欢迎，相较于当时的超级巨星谭咏麟所唱的广东歌，她的歌声更有渗透力，而且她的唱法有一种中国人才能感受到的思乡情绪。”
但是现实生活里，邓丽君显然并不思念她的故乡台湾。去日本发展之后不久，1975年，她又在香港和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一直在日本和香港地区之间往返。1978年退掉东京的住所以后，香港就成为邓丽君演艺活动的据点，而不是台湾。1979年的“假护照事件”，显然让她心中的砝码更加倾向于自由和开放的香港。
假护照事件，现在回头看实在很简单，因为邓丽君的演出市场越来越国际化，她需要不断在东南亚各地奔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联合国，以及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台湾地区进入了一个敏感的严控时期，对于居民的出境审查前所未有地严苛和复杂。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商界和政界的许多人都心照不宣地从其他国家购买第二本护照应急。邓丽君不过是这种潮流中的一个而已。可是，她的名气实在太大，所以，当她拿出印尼护照应急出境的时候，自然被迅速发现了。在台湾方面的介入和施压下，整个事件发酵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她要被日本驱逐出境，一年内不许再次入境。
邓丽君从日本的看守所出来，直接去了美国。这是一次逃离。却也是邓丽君难得的一次正常生活的回归，她可以尝试一直梦想的普通学生生活，闲暇时间去录音棚录制新的唱片。只是逃离终究是暂时的。这场“假护照风波”，反而让她不得不与政治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80年代，随着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受到喜爱，引发狂热，台湾方面也更加意识到了邓丽君的价值，官方重新抛出了橄榄枝，承诺不再追究假护照事件，而交换条件，是邓丽君需要回台湾去参加一系列“劳军”演出。
这是邓丽君的幸运也是不幸，终其一生，主动或者被动的，她的音乐始终与政治捆绑在一起，这也让她区别于一般的流行歌手，成为两岸不同的符号化人物。从80年代开始，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就这样诞生了。
黄金年代
1980年12月，她在香港宝丽金唱片出了第一张粤语专辑《势不两立》，接着在香港的利舞台举行了7天的个人演唱会。这只是个开始。邓丽君歌唱的黄金时代，在她失恋之后才真正到来。
邓丽君与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少爷郭孔丞的恋爱，被太多人见证。他们1981年相恋，举行过订婚仪式，把婚期订在了1982年，邓丽君甚至因此不肯再跟日本宝丽多公司续约。可是因为郭家长辈的苛刻条件，邓丽君觉得受到了人格上的羞辱，她最后的选择，是继续歌唱。
1983年像一个爆发之年，邓丽君参与制作了《淡淡幽情》，这张古风古韵的唱片，被誉为她歌唱事业最高成就。年底，12月29日到1984年1月3日，邓丽君在香港举办了15周年纪念演唱会，门票提前两个月发售，两天就卖完，原本预定的4场，增加到6场，门票仍立刻销售一空。全部观众约10万人，有三成来自内地。15周年演唱会，继香港之后，分别开到了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邓丽君证明了自己的人气，在短暂的蛰伏之后，依旧稳如泰山。
一直对邓丽君的日本演艺之路尽心尽力的舟木稔，在这个时期，在宝丽多旗下成立了一家新的唱片公司，金牛宫。1983年，他终于再次争取到与邓丽君的签约。这一次，邓丽君得到的词曲作者，是三木高志和荒木丰久这对“黄金组合”。他们合作的第一张唱片，是《偿还》。这首歌，是在新加坡录制完成的，1984年1月21日在日本发行，刚开始出货1万张，完全卖不出去，一周后卖出去10张，过了5周，也只卖出50张。这足以证明日本唱片竞争的残酷，1979年之后，邓丽君在日本5年没有任何宣传和报道，虽然在东南亚依旧大热，但她在日本的商业市场已经几乎被遗忘了。
这时期担任邓丽君经纪人的西田裕司，在舟木稔先生的回忆里，也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他想了很多办法，来推广邓丽君的单曲。有名的电视节目去不了，就先从不知名的开始，这首歌的传播路径，是从大阪、九州、北海道等地先传播开，再回到东京的榜单。最后拿下日本有线大赏和全日本有线放松大赏的冠军。从1984年4月到1985年2月连续41周保持在前十名。
接下来，荒木和三木联手创作的《爱人》和《任时光流逝》，连续大卖，《爱人》在有线放送的点歌排行榜上，创下有史以来连续14周蝉联第一的最长纪录。畅销张数超过了五木宽、森进一，还媲美全盛时期的松田圣子和中森明菜。邓丽君因此第一次上了NHK的红白歌会。这场歌会，相当于中国的春晚，不过，能够上台的明星，是要靠实际的销量和贡献度才能上台的。而《任时光流逝》则让邓丽君在1986和1991年两次得以登上红白歌会，这张唱片，创下了200万张的销售纪录，是邓丽君在日本发行的所有唱片中最高的。其次就是《偿还》和《爱人》，分别都是150万张。
整个80年代后期，邓丽君在日本称得上拿奖拿到手软，动辄百万张级别的销量。让她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日本著名歌手的行列。而日本文化在香港地区和其他地方的流行，又让这些歌曲的中文版，得以第二次大热。这个时期，虽然香港的本土歌手也开始崛起，但邓丽君依旧有着不可比拟的巨星位置。
在人数更为广泛的中国内地市场，邓丽君的歌声，也从靡靡之音的定位得到平反。电视台播出了邓丽君在台北的15周年演唱会，象征着邓丽君的解禁。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还播放了邓丽君的日文歌曲《浪花节的人生》。
危机与尾声
商业市场终究还是残酷的。由数字榜单说话的日本唱片市场，是一种冰冷的理性存在。到了80年代末期，邓丽君的新唱片，再也无法复制《任时光流逝》时期的辉煌。背负这种压力的，当然不止邓丽君一个人。就在日本唱片公司寻求新的定位改变时，邓丽君却又主动地让自己陷入了更为复杂的情势里。虽然唱片公司的制作人婉转地劝诫她，音乐应该与政治分开，邓丽君还是在1989年的复杂情景里，让自己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悲痛。
如果纯粹从商业上考量，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邓丽君最理想的市场其实是内地。她在政治上得到了解禁，偷偷听着她的歌获得启蒙的几代人，都在翘首企盼她能回来开演唱会，这是一片有着13亿人口的新天地。她完全可以把在日本市场与新生代角逐的劣势，变成新的优势。可是，她却最终选择了拒绝，她甚至离开了一直深爱的香港，远走法国，彻底成了客居异乡的漂泊者。
传记作者有田芳生去拜访过邓丽君在法国的故居，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屋子里有大量粉色，邓丽君最喜欢粉色，她深信这是会招来幸福的颜色。”
在这片粉色的憧憬里，邓丽君认识了法国摄影师保罗，虽然他的摄影水平，完全达不到商业制作的需要，邓丽君还是尽力替他争取着机会。这段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结果的感情，成为邓丽君最后的慰藉。90年代，应该是邓丽君最为困惑的时期。她对于商业演出的意义产生了质疑，想要逃离，也想努力的转型，但却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一个歌手当了20年的超级巨星，要想改变自己一切从头开始，这是何等的巨大不安，可邓丽君必须对抗这种不安。台湾和香港音乐界的许多人，都表示邓丽君逝世前不久，曾经告诉大家，如果我有新计划的话，请你们一定要来帮忙。她并非已经有具体的计划，可是她却对每个人说“到时候我一定会跟你联络”，仿佛也在鼓舞她自己一样。
这时期的邓丽君，好像特别需要用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比如参加红白歌会。她不止一次地对金牛宫唱片的工作人员表达了这种心愿。在邓丽君心中，能上NHK红白歌会就意味着被社会认同。但是，是否能出席NHK红白歌会是必须依照艺人演出的贡献度，及对一般听众做抽样调查得到的票数，总和评价结果突出才能被选上演出的名单。住在巴黎之后的邓丽君，一年才上几次电视节目而已，而日本的工作也相同，几乎一年只去一次日本，即使金牛宫唱片公司要求她开演唱会也都没有答应。虽然邓丽君仍保持一年在日本出一两首的新歌，不过新歌卖得不如从前了，以单曲CD而言，1990年发行的《泪的条件》，才卖不到15万张，1993年的《和你一起活下去》CD销量也不到5万张。她期望中的上NHK红白歌会，已经越来越渺茫。
这种被商业市场煎熬的痛苦，热爱她的听众，是根本感受不到的。无数人被她温柔的歌声抚慰着，却没有人能够抚慰她的焦虑。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童年的哮喘复发，也陷入了毒品的传闻，即便远走清迈去疗养，看起来也没有任何起色。邓丽君的时间，定格在1995年5月8日。一开始人们都不相信，因为她已经多次被媒体不怀好意地爆出死讯。可这次是真的。音乐人沈永阁对这一天记忆异常深刻。这一天是唐朝乐队贝司手张炬的追悼会，他参加完葬礼飞回日本，在机场就看到了邓丽君的死讯，恍如隔世。第二天，他又飞回北京，拉着摇滚圈的哥们，“要做点什么纪念邓丽君”。这份纪念，是一张唱片，《告别摇滚》。被邓丽君启蒙的一代流行音乐人，用音乐表达了他们的敬意。
为什么喜爱邓丽君？沈永阁想了想，对我描述了一个画面：《拯救大兵瑞恩》里，在最后的守桥背水一战之前，士兵们在一个残破的小镇上做最后的攻防准备，等待德军大部队的到来。这时，突然有人搬出来一台收音机，著名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就这样飘了出来。士兵们瞬间就呆住了，他们在这歌声里，话题突然变成了远方的亲人和幸福时光，从残酷的战场，短时间解脱出来。“这种感觉，就是在重压之下，突然可以‘呼’的一声，长舒一口气，意识到还有美好的存在。”沈永阁说，“邓丽君的歌声，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的。”(王鸿谅)
码字好辛苦，感觉身体被掏空……不给点个我是不会起来的（葛优躺ing），嗯，关注也要(๑˘ ₃˘๑)记得是关注专题民谣年代哦~^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