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26 男性化、女性化……还是双性化
Bem, S.L.(1974).The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androgyny.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2，155-162.
你的性别是男是女？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是男性化的还是女性化的？这是三个看似差不多的问题，答案却可能让你大吃一惊。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一般是很明确的，因为这是基于染色体、荷尔蒙、生殖结构等做出的生物学回答。大多数人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也鲜有犹豫。实际上，你们从差不多四岁开始就都非常肯定自己的性别了。很可能你根本不用停下来花任何时间思考就知道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
然而，第三个问题好像就没那么容易回答了。不同个体所拥有的“雄性”和“雌性”，或者说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的程度是不同的。想一下你认识的人，你可能会把他们中的某些人划到极度男性化一边（这些人应该都是男人），而某些人会属于极度女性化一边（这些人应该都是女人），但还有一些人的性别特征好像处于二者之间，他们既有男性化特征，又有女性化特征（这些人有男有女）。这些“分类”不带有任何的评判性，而仅仅是为了说明人类一个重要特征的差异性。这种男性化—女性化维度构成了心理学家通常提到的“性别”，而你对自己男性化程度和女性化程度的看法就是你的“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性别认同是人格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它包括你自己以及他人关于“你是谁”的感知。
20世纪70年代以前，行为主义科学家（以及大多数非科学家）都持有一种两极化的性别观点：即人们的性别认同要么是彻底的男性化，要么是彻底的女性化，它们被看作是单一性别维度的两极。如果你基于这种观点进行性别认同测试的话，你的测验结果将处在单一维度上的某个位置，要么更接近男性化，要么更接近女性化。此外，当时的研究者和临床医师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心理调适与个人同其基于生物学性别的性别类型的契合度有关。换句话说，当时的观点是，为了达到心理健康的最佳状态，男人就应该尽可能男性化，女人就应该尽可能女性化。
然而，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种单维性别观点受到了挑战。安妮（Anne Constantinople，1973）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男性化和女性化并不是同一个维度的两极，相反地，它们应该成为衡量人类性别的两个独立的维度。也就是说，一个人拥有某种程度男性化特征的同时，也可能拥有某种程度的女性化特征。图7—1阐明了单维和二维性别观念的对比。
图7—1 传统单维性别模式与新近二维性别模式的对比
这一观点在你看来可能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但在它最初提出的时候却可谓是一场革命。支持这种二维性别模式的代表人物是斯坦福大学的桑德拉·贝姆（Sandra Bem）。她向当时盛行的性别观念发起了挑战，当时人们认为健康的性别认同应该表现为一个人的行为符合其生物学性别的社会期望。而贝姆提出，一个更协调的人可以有效融合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种行为，实际上比那些性别类型极度男性化或极度女性化的人更快乐、适应性更好。贝姆进一步发展了这项研究并开始研发一种基于二维性别模式的测量方法。在作为本文基础的这篇论文中，贝姆创造了“双性化”（androgynous）一词（“andro”意为男性，“gyn”意为女性），用来描述那些同时具有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的人，他们可以根据特定情境表现出最适宜的行为特征。此外，贝姆不仅认为某些人具有双性化的特征，而且当一个人从一种生活环境转移到另一种生活环境时，双性化的人格特征可以为更好的行为适应性提供有利条件。贝姆这样解释：
性别类型分明的人总想使自己的行为与已经内化的性别角色标准保持一致，并可能压抑任何与其性别不相符的行为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因此，一个自我概念中性别认同为男性化的人可能会抑制某些女性化行为，一个自我概念中性别认同为女性化的人也可能会抑制某些男性化的行为。而一个混合型的，或者说是双性化的人，就可以自由地做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了。（P.155）
举个例子，你可能认识一位优雅、敏感、轻声细语的女士（传统女性化特征），但她同时也是个野心勃勃、独立自主、身强体健的人（传统男性化特征）。另一种情况，你的一位男性朋友可能好胜、统治欲强、敢于冒险（男性化特征），但他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典型的女性化特征，如富有情感、有同情心、充满喜悦等。贝姆将这些人描述为“双性化”。本文解释了贝姆开发测量性别特征量表，即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SRI）的理论基础和设计过程。
理论假设
每当科学家提出一种挑战传统观点的新理论时，他们也就必须承担起证明这种革命性观点正确性的责任。如果贝姆想要研究双性化的人与那些具有极端男性化或女性化特征的人之间的差异，她就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证明双性化特征的存在。换句话说，她必须测量出它。
贝姆认为要测量双性化特征，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测量标准，它应该从根本上区别于先前所用的男性化—女性化量表。出于对这个目标的考虑，她所设计的量表有以下几方面的创新。
1.贝姆首先考虑的是所设计的性别量表应该抛开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是同一维度的两极的那种单维性别模式。她将两个独立的维度引入她的测验，分别用于测量男性化和女性化（见表7—2）。
2.她所设计量表的基础是男人和女人各自知觉到的社会期许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而先前那种测量方法是以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可以普遍观察到的行为为基础，并非以美国社会期许作为判断标准。
如果一种特征对于男人来说更值得期许，就定义其为男性化特征；而一种性格对于女人来说更值得期许，那么就定义其为女性化特征。（P.155-156）
3.BSRI是为区分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而设计的。它主要是通过计算被试男性化和女性化得分之差来进行区分的。也就是用被试女性化得分减去其男性化得分，所得的差数就可以用来判断其男性化、女性化或双性化的程度了。
贝姆设计的测量标准是由一系列人格特征或特质组成的。为了得到一个性别分数，每种人格特征都在7点量表上进行评定，1到7点分别代表回答者所觉知到自身某种特质的程度。让我们看看这一量表是如何设计的。
方法
测试项目的选择
记住，贝姆要使用的是符合社会期许的性别特征。为了完成她的最终量表，她罗列出一长串她和她的心理学专业学生都认为有价值的特征。这些特征有代表男性化的，有代表女性化的，也有中性化的。三种特征列表均包括200个项目。她从斯坦福大学请了100名大学生（男、女生各一半），要求对于判断这些特征是否符合美国社会对于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的期许，并在从1（完全不符合）至7（非常符合）的7点量表上进行评定。
按照学生们给出的分数，贝姆分别选取了两性评分最高的前20项性格特征作为男性化量表和女性化量表的测试项。同时，她也选择了20项可以忽略性别而每个人都期待拥有的性格（这些并不是双性化的测试项，仅仅用来反映中性性别特征），其中积极和消极的中性性格特征各10项。在量表中加入这些测试项是为了保证不会由于测验题目全部是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描述或者全部是社会期许的项目而过分影响被试的反应。最终的量表包含了这60个项目。表7—2呈现了最终选为BSRI项目的特质的范例。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测量中，测试项不是按性别类型分开呈现的，而是按随机混合排列。
表7—2 修改后的性别角色量表
按照如下标准为所有测试项评分：
1=完全或几乎不符合
2=大多数情况下不符合
3=有时但很少符合
4=偶尔符合
5=常常符合
6=大多数情况下符合
7=完全或几乎符合
评分
女性化得分：女性化测试项分数总和÷10=____
男性化得分：男性化测试项分数总和÷10=____
双性化得分：女性化得分减去男性化得分=____
说明：
女性化=1.00或更高
接近女性化=0.50至0.99
双性化=-0.50至+0.49
接近男性化=-1.00至-0.49
男性化=-1.00或更低
评分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一个人进行BSRI测量，只需要用7点量表来衡量所有测试项与其自身的相符程度。相应的标准如下：1=完全或几乎不符合；2=大多数情况下不符合；3=有时但很少符合；4=偶尔符合；5=常常符合；6=大多数情况下符合；7=完全或几乎符合。测试完成后，被试会得到三个分数：男性化分数、女性化分数和对本文而言最为重要的双性化分数。男性化分数是把所有男性化测试项得分相加再除以10得到的平均数，女性化分数也是按这种方法得到的，因此得分均在1.0至7.0之间。那么，你想到如何利用这两个分数算出双性化得分了吗？记住，这个量表可以分别测量男性化和女性化，但却不包含双性化的测试项。如果你想到双性化分数可以用女性化分数与男性化分数的差来表示，那么你就是正确的，因为贝姆正是这么做的。一个人的双性化分数就是用其女性化分数减去其男性化分数而得到的，其范围从-6至＋6。真的很简单。这里有三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分别代表了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性别类型的人。
詹妮弗的男性化分数是1.5，女性化分数是6.4。用6.4减去1.5得出她的双性化分数是4.9。理查德的男性化分数是5.8，女性化分数是2.1，因此他的双性化分数是-3.7。黛娜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分数分别为3.9和4.3，其双性化分数为0.4。
看一下这些数据，我们所举的三个例子中，哪个人双性化程度最高呢？答案是黛娜。因为黛娜的男性化分数与女性化分数基本相同（双性化分数接近为0），并没有像詹妮弗和理查德那样显示出明显的性别取向。因此，黛娜的测量结果反映了其在自我觉知中缺乏明显的性别定型，更多的是一种男性化与女性化特征的平衡，这也恰恰是“双性化”一词的含义。
BSRI的测量结果可以这样解释：分数越接近于0（无论正负），表示双性化程度越高；在正方向上距0越远，表示女性化程度越高；在负方向上距0越远，表示男性化程度越高。
你也许想为自己测量一下。当然，就现在来说，你并不会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因为你对这个量表的工作原理了解得太多了！你会把男性化、女性化和中性特质分开评分，而不是像在实际测量中那样混合在一起。不过，记住了这些告诫，你大可以试着测量一下。表7—2提供了简化的评分和解释说明。
结果
任何测量根据都必须具有信度和效度。“信度”是指测量的一致性，也就是各测试项对被试同一种特性反映的一致程度，以及经过重复测量得出一致结果的能力。“效度”是指实际测量的内容与想要测量内容的相符程度——就BSRI来说，我们想要测量的内容是男性化特征和女性化特征。
BSRI的信度
对学生样本测量结果的统计表明，BSRI对男性化和女性化测量的一致性信度非常高。这就意味着男性化的20个测试项测量的都是同一种特质（假定为男性特征），女性化的20个测试项测量的也都是同一种特性（假定为女性特征）。为了确定测量的一致性信度不受时间影响，贝姆四周后又对最初测量过的60人实施了第二次测量。两次测量的结果相关程度很高，因此具有很高的“重测”信度。
BSRI的效度
为了证明BSRI的效度，必须首先对男性化与女性化测试项进行分析，以确保不是对同一特质的测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贝姆所做研究的理论基础正是男性化和女性化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并且这两个独立的维度可以分开测量。贝姆证明这一点的方法是考查BSRI中男性化分量表和女性化分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这两个分量表的得分无显著相关，功能各自独立。
接下来，贝姆需要证明这个量表测量的确实是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性别特征。为了确认这一点，她分别分析了男人和女人在男性化和女性化分量表上的平均分。你可以预期，结果应该是男人在男性化项目上的得分更高，女人在女性化项目上的得分更高。这正是贝姆在大学生被试身上发现的，而且这一差异达到了很高的统计显著性。
最后，贝姆把被试按照前面讨论过的形式进行了性别归类，即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她发现大多数人的女性化得分和男性化得分的差异都很小。换句话说，大多数被试是双性化的。表7—3呈现了在贝姆的研究中，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被试所占的百分比。
表7—3 被试中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的百分比
注：被试数量=917。
资料来源：改编自表7，P.161（合并了样本）。
讨论
贝姆文章中的讨论部分短小简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转述它的最好方法恐怕就是直接完整地从原文中引用：
希望BSRI的出现和发展，能够鼓励性别差异和性别角色领域的研究者们去质疑那种只有性别角色典型化的人们才心理健康的传统观点，并转而关注这种更为灵活的性别角色观念对人类行为以及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当性别角色的硬性划分已经不再适用于这个社会时，也许双性化人这一概念会为心理健康建立一条更为人性化的标准。（P.162）
这段话说明了贝姆的研究是如何改变心理学的。在其文章发表几十年后，西方文化逐渐开始认同“有些人是双性化的”，而且同时拥有男性化特征和女性化特征不仅不被人排斥，反而被认为是一种优势。更多的男人和女人开始从事或参加那些在传统观念中被视为“仅限于”异性的职业、业余爱好、体育活动和家庭活动。从女CEO到“家庭主夫”，从女消防员、女军人到男护士、男教师，从女性掌管权力到男性展现其敏感的一面，你会看到，性别角色和性别期望的转变在社会中无处不在。
然而，这绝不是说文化已经对性别差异“视而不见”了。相反，对性别角色的种种期望仍会使我们对行为和态度的选择产生很大影响，而且性别歧视也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总的来说，男性还是被认为处事果断，而女性则常常被认为感情用事；绝大多数飞行员都是男性（96%），而几乎所有牙齿口腔保健医生都是女性（98%）。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伴随性别分界的文化差异在不断减小，并将持续下去。
在贝姆这一新的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大量研究开展了起来。正如先前讨论过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社会性别与生物性别相匹配”才能最好地适应生活。也就是说，男孩和男人应该表现出男性化的态度和行为，女孩和女人应该表现出女性化的态度和行为。然而，双性化的发现改变了这一观点，研究者们也开始探索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个体之间的差异。
批评与后续研究
一项研究显示，双性化的儿童和成人趋于拥有更高水平的自尊，而且在多样化的情境下适应性更强（Taylor & Hall，1982）。另一项研究指出，双性化人群更易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可能是由于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接受彼此间的差异（Coleman & Ganong，1985）。更多近期研究揭示，具有积极的双性化特征的人在心理上更健康、更快乐（Woodhill & Samuels, 2003）。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姆等人发展的双性化理论也经历了许多改进和完善。
许多研究者指出：那些双性化程度高的人之所以体验到心理上有优势，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表现出的是男性化特征，而非两种性别特征的平衡（Whitley，1983）。仔细想想，这是有道理的。很明显，许多传统的女性化特质，如依赖、自我批判、感情用事等都不符合社会期望。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些具有更多男性化特质的人会受到更好的对待，从而逐渐比别人的自信和自尊水平更高。但是，并不是所有男性化特质都是积极的，所有女性化特质都是消极的。每种性别所具有的特质都包括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研究者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更为精准的双性化概念，它包括四个维度：受赞许的女性化；不受赞许的女性化；受赞许的男性化；不受赞许的男性化（见Ricciardelli & Williams，1995）。像坚定、自信、坚强被看作是受赞许的男性化性格特征，而专横、吵闹、苛刻都是不受赞许的男性化性格特征。就女性化来讲，有耐心、敏感、责任感强都是受赞许的性格特征，反之像神经质、羞怯、软弱等都是不受赞许的性格特征。所以，通过一个人在上述各种特质的分布，就可以推断他所属的性别类型：积极男性化、消极男性化、积极女性化、消极女性化、积极双性化或消极双性化。
当性别特征根据积极和消极的性质进行更为细致的定义后，积极的双性化性格优势开始被推崇（例如Woodhill & Samuels，2003）。同时拥有最好的男性化和女性化品质的人，比那些仅拥有一种性别特征或结合了两种性别特征消极方面的人更全面、更快乐、更受欢迎、更招人喜爱、更灵活多变、也更爱自己。想象一下，把一个耐心、敏感、负责、坚定、自信、坚强（积极双性化性格）的人（男性或者女性）和一个神经质、羞怯、软弱、专横、吵闹、苛刻（消极双性化性格）的人进行对比，你就会更加清楚地理解这种对贝姆理论的修订。
贝姆在性别角色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她应用其理论和研究对性别不平等问题进行辩论，并在其1994年出版的著作《性别透镜》（The Lense of Gender）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近期，她又开始关注婚姻、家庭以及儿童抚养的复杂问题，并出版了《一个不寻常的家庭》（An Unconventional Family，1998）一书。在书中，贝姆用自己和前夫康奈尔大学著名心理学家达里·贝姆（Daryl Bem）生活的经验，来探究一对夫妻如何避免形成传统的性别行为预期，如何真正平等地对待彼此，如何把孩子抚养成为“性别观念解放”且具有积极双性化性格的人。
近期应用
你在阅读本文时，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用来测试男性化和女性化的那些测试项目是否一直有效呢？也就是它们是否可以一直用于区分男性化人群和女性化人群呢？事实上，你可能已经并不赞同其中的一些测试项。毕竟这项研究是在几十年前进行的，而社会价值观对性别行为的期许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对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可能！”20世纪90年代末开展的一项研究选取美国南部一所中等规模的大学的学生作为被试，对BSRI的所有项目进行重新评定。结果显示，除了其中两项，其他测试项仍能在很大程度上区分男性化和女性化（Holt & Ellis，1998）。那两项特例——“孩子气”和“忠诚”——在BSRI中都是对女性化的描述，但在1998年的研究中，它们并没有被评定为对于女性（而非男性）更受期许的特征。
然而另一项研究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当选用美国东北部城市的一所大学的学生作为被试，对BSRI的测试项目进行验证时，结果出现了很大的差异（Konrad & Harris，2002）。研究发现：（1）女性被试认为，20个男性化测试项中仅一项（“阳刚”）对于男性来说更受赞许；（2）男性被试则认为，20个男性化项目中有13项受赞许的男性化性格特征；（3）女性被试只评出女性化项目中的2项（娇柔和轻声细语）对于女性来说更受赞许；（4）男性被试觉得有7项女性化项目对于女性来说更受赞许。
我们如何解释这两种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呢？一种可能是人们对性别的认同与地理区域有关。霍尔特和艾利斯的数据来自美国南部（还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城镇），而康拉德和哈里斯的测试者则来自于美国东北部（而且是一个大型城市）。作者认为的另一种可能是：研究中的被试可能已经“猜到了”研究目的，从而使他们的答案带有了一定的倾向性：
明确地说，尽管要求被试对一种性别特征评分，但事实上仅仅指定性别作为测试目标这一点，就可能暗示被试该研究目的。既然有这种可能性，被试很可能会提供比真实情况更为平等的性别认同来表现积极的自我形象。（Konrad & Ellis，2002，P.270）
贝姆的工作对性征与性别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的工作为与性别有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例如，有一项研究考察性别特征如何影响人们对处在领导地位的男女的看法（Ayman & Korabik，2010）。在诸多的影响因素中，研究者发现性别（部分地）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成为领导者。领导者大部分是男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印象里，在成为领导的人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男性化和社会主导性人格特征。另外，以任务为导向、更少表达情感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领导，而这些特质在男人身上更常见。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如果把群体的性别构成和特定的领导任务考虑在内，那么表现出双性化人格特征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领导者。这可能是由于双性化程度高的个体能更轻易地将任务导向和情感表达结合起来，而这正是使得许多领导工作更高效的关键。
结论
桑德拉·贝姆的这项研究之所以改变了心理学，是因为它改变了心理学家、个体以及整个社会对人类一项最基本特征——性别认同的看法。贝姆的研究对开拓我们的视野具有重要的作用，使我们真正意识到什么是男人和女人，什么是男性化和女性化。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人才有机会去拓展自己的行为模式、选择范围和生活目标。
Ayman, R.& Korabik, K.(2010).Leadership: why gender and culture matter.American Psychologist，157，157-170
Bem, S.L.(1993).The Lenses of Gender: Transforming the Debate on Sexual Inequality.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Bem, S.L.(1998).An Unconventional Family.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Constantinople, A.(1973).Masculinity-femininity: An exception to a famous dictu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0, 389-407.
Holt, C., & Ellis, J.(1998).Assessing the current validity of the Bem Sex Role Inventory.Sex Role: A Journal of Research, 39, 929-941.
Konrad, A, & Harris, C.(2002).Desirability of the Bem Sex-Role Inventory for women and men: A comparison between African Americans and European Americans.Sex Role: A Journal of Research, 47, 259-272.
Ricciardelli, L., & Williams, R.(1995).Desirable and undesirable gender traits in three behavioral domains.Sex Roles, 33, 637-655.
Taylor, M., & Hall, J.(1982).Psychological androgyny: Theories, methods and conclusions.Psychological Bulletin, 92, 347-366.
Whitley, B.(1983).Sex role orientation and self esteem: A critical meta-analytic review.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 773-786.
Woodhill, B., & Samuels, C.(2003).Positive and negative androgyny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well-being.Sex Roles, 48, 555-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