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那年，我们搬了新家，新家是二层楼房，还没完全造好。搬进去的第一天，我就从楼梯上咕噜咕噜滚下来。我很快爬起来，也没有哭。我妈紧跟着从楼上跑下，拎起我的双腿，确认没摔伤，然后抡巴掌朝我屁股上打，打得我哭爹喊娘，打得我记忆之门突然开启。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我妈说，刚出生的婴儿如果不哭，也要这样打屁股，只有哭了，才是真正活下来了。
三岁之前，我是没有记忆的。发生了什么，我也稀里糊涂。三岁之后，就都靠着我的两只眼睛看到，两只耳朵听到，并且深深记在心里的。
我首先记着的是我出生的村庄。
它是一个平平凡凡的村庄，既没有山川河流，也没有庙宇古迹，好像也没什么历史名人。它四四方方地存在于它所属的乡镇里，有着规规矩矩的名字——小黄庄。它虽然叫小黄庄，但村子里却一户姓黄的都没有。不像马庄，村子里就几乎都是姓马的。我们村里的姓比较杂，两个大姓——郑姓和范姓，接下来是朱、牛、侯、杨，还有零星的卫姓、乔姓和武姓，好像是临时组装起来的村庄。
搬家之前，我住在老院里，我也出生在这个宅院里。老院位于村子的十字街口，在村子的正中央。往东是东街，东街的尽头是温县第二皮鞋厂，我爸曾在这里当过厂长，现在工厂已经倒闭了；往西是西街，西街的尽头是小黄庄学校，它本来还有初中，到我上学的时候就只剩下小学了。现在小学也没了，改成了小黄庄幼儿园；往北就到了后街，后街再往北，以前是有墓地的，村里死了人都埋在这里。后来退坟还田，这里的坟地被推平种上了庄稼。人死了也要火化，不准再土葬。往南是南街，新盖的房子都在南街，我们就是从十字街口搬到了南街。
上初中之前，除了假期去外婆或姑姑家，我每天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这个村庄，我在这里度过了整个童年。那时候，我并没有想要走得更远，仅仅是这个小小的村庄就有很多秘密，让我充满了好奇。后来上了初中，每周回来一次；接着上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又上了大学，每个假期回来一次；现在定居上海，一两年回来一次。我离这个村庄越来越远了。
十字街口
爷爷和老院
小时候，农村没有幼儿园，所以每天吃好早饭，就跟着我爸到十字口。他向东去工厂，我就留在老院。老院里还住着我爷爷和我奶奶。
老院是村里最古旧又最端正的院子。正房、西厢房、东厢房、街房和门楼一应俱全。天气好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就搬了凳子在门楼里晒太阳。这个老院也是村民的集散地，每天村民都要从这里路过。我奶奶非常热情，村里的人她似乎都认识，看见谁都要叫一声，问人家吃饭了吗？吃啥饭？学习好吗？工作好吗？小孩儿们忙着玩，年轻人忙着做事，一边回答着好好好就走了。年纪大点的老娘们会停下来和我奶奶手拉着手聊一会儿家长里短。年纪大的大爷们一整天都没什么事做，也都在门楼里坐着晒太阳。他们吃好饭搬了凳子来，到了饭点搬了凳子走。有时门楼里能坐着十几个老头，他们热衷于谈过去的事，抗日、解放、公社、大炼钢铁......我爷爷从不参与他们的讨论，自己听收音机，而且把音量调得很大。老头们说话的音量也很大，但是好像谁也没碍着谁。我常常观察他们，观察他们如何用烟袋锅儿抽土烟，观察他们牙掉光说话漏风又镶了大金牙，观察他们不停旋转手里的两颗大钢球......所以，我的童年并不都是小孩儿，大部分是老人，到如今，那些老人也差不多都离世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性格完全不同，从没见他笑过，总是板着脸。我爷爷对外人冷淡，对家人也很冷淡。
爷爷和奶奶共有一女三男，他们的名字是小娇、佰英、佰俊、佰杰。人如其名，都长得仪表堂堂，但因成分问题，学业受阻，当了一辈子农民，不是文化人。姑姑是长女，她的弟弟们都很尊敬她，家里有事情都会征询她的意见。大伯是长子，本分规矩，又保持着老大的威严。我爸爸是次子，玩世不恭，活得潇潇洒洒。三叔最小，勤劳进步，却在三十几岁就得了癌症，早早离开人世。
我爷爷倒像个文化人，常常见他捧着一本古籍阅读。我小时候曾偷偷去看他看的书，都是文言文，读不懂。不过我也翻出一本我看懂的书，类似于县志，里边有一篇文章，口述人是郑鸿烈。郑鸿烈就是我爷爷，所以那篇文章我记得很清楚，讲的是抗战时期发生在五里源的一次战役。国民党溃败之后，我爷爷即讲述人翻山越水历经千险万难活命回来。
这篇文章也印证了从我姑姑那里听到的事实：我爷爷是国民党军官，也因此在解放后经历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批斗、监禁和劳改。他的子女们成分也不光彩，度过了不堪回首的青少年。
爷爷的生活极其规律，每天早上洗漱完毕，然后焚香拜祖，接着打扫房屋和院子，扫完自家院子接着去扫村里的几条大街。他不是清洁工，没人规定他干这个。完成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就到了早饭时间。我爷爷饮食清淡，很多忌口，能吃的食物也就那么几种：玉米糊、馒头、烙饼、面条、鸡蛋、豆腐和青菜，偶尔吃些红薯和土豆这些块茎植物。肉类一律不吃，不喝酒，不抽烟。定时定量，三餐之外再无其他。早饭之后，就去他的儿子们的家里挑水和喂猪，农忙的时候还会帮忙扯玉米皮。一声不响地干活，干完之后又一声不响地离开，留饭也不吃。后来，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八十多岁，仍要自力更生，坚决不给孩子们添麻烦。爷爷最后因为胃溃疡紧急送医，在医院住了不到一周就离开人世。后来听大堂哥说爷爷的胃已经糜烂，没有办法做手术修补，之前从未听他喊病叫苦，也不知道他是靠着什么忍受这些疼痛的。爷爷一米八几，高大魁梧，老了也是硬着脊梁走路，没有弯过腰，也没有拄过拐杖。
爷爷去世的时候正是零三年四月非典最严重的时候，也是土葬改革抓典型最严紧的时候。一方面老人们还都秉持着“入土为安”的思想；另一方面当时这些改革地区也没有提供一套完善的丧葬服务，只是要求所有离世人员必须火化，所以有老人去世的人家不再像以前大操大办，只能深夜在自家责任田里偷偷挖坑卖掉，那时还产生了一个词语——“偷埋”。当然，坟茔是绝不能留的，以防他人举报。当时，我正在外地读书，家里人为了不让我担心，就没有告诉我爷爷生病住院去世的消息，直到放暑假回家我才知晓。
回到家次日便与姑姑、大伯和爸爸去祭拜爷爷，躺着爷爷的棺木就埋在田地里，远远望去，这两米见方的土地看不出与别处有什么区别，但是走近了看，就会发现这里已经有了凹陷，上边的玉米苗相对周围也长得比较孱弱。大伯说这是阴气太重了。我们简单行了跪拜礼就起身了，没烧纸、没摆放祭品，怕引起注意。走的时候怕时间久了找不到，又找了石块做了记号。
爷爷就这样被悄悄埋到地下了。
那段时间，计划生育也抓得紧。有些生了女儿还想生儿子的就东躲西藏去生小孩。正处于更年期的妈妈看什么都不顺眼，自己也很消沉，她觉得这个社会没救了。生要偷偷摸摸地生，死要偷偷摸摸地死，活着受了一辈子罪，死了也没有尊严，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爷爷去世以后，奶奶便从老院里搬出来去儿子们家里轮流住。三年以后，奶奶也离开人世了。两个老人都活了八十多岁，算是喜丧。奶奶搬出去之后，老院便开始衰败，我后来从大门口路过，也没有再进去看一眼。这个院子被我大伯继承，后来又分给了二堂哥。二零一零年左右，二堂哥拆了这个宅基地上的所有，又盖了一栋阔气的小楼，老院便彻底地从村庄里消失了。
奶奶
爷爷是突然去世的，我们原本想着他能活九十多岁。奶奶是一点点腿脚不便、一点点器官退化、一点点丧失记忆，硬是将生命熬到了尽头。奶奶零六年五月去世，那年春节，亲戚们来探望她，她已经完全不认得人，耳朵也聋了，没办法和他们正常对话。亲戚一点都不避讳地在奶奶面前说看样子是活不过今年了。我还气恼他们怎么能这样说话，结果真的没熬过去。当时我正在外地准备一份很重要的报告，为了不耽误我，爸爸也不让家里人告诉我。
一直过了一周，爸爸打来电话说奶奶走了，后事都料理好了，你不要着急回来，认真把报告写好。我当时很平静，也没有悲痛，只是像接受正常的消息一样说知道了。
对于爷爷的离世，我一开始就把它作为事实接受了。但是对于奶奶的离世，我的内心里一直没有接受，总觉得一回到家还能看见她。她并没有离开，仍旧活着。活在已经消失的地方，那个地方被永久地保留在记忆深处。我回忆她的时候，我不是现在的我，而是一个孩童，回到那个地方，又和她一起生活。
老院距离学校比较近，小学生六点钟就要上早读，天还没亮，所以在寒冷的冬天，我们都喜欢在奶奶家过夜。有时候，奶奶的那张不到两米宽的床上可以挤满三个小孩连同一个老人。怕我们冷，奶奶总是把我们的手脚放在她的肚子上取暖。夜里小便，也不让我们下床，而是把尿壶放在床上，让我们不用钻出被窝就能解决。睡觉的时候把棉衣棉裤放在煤火台上烘烤，早晨起床可以暖暖和和地穿上。她时刻关注我们在学校的动态，有点风吹草动就要赶过去看一看。见学校老师从家门口路过，必定会拉住详细打听她的孩子们的学习成绩。需要动手做的道具和玩具，也会帮我们细致地完成。数数的小棒、游戏的沙包和毽子，哪一样拿到学校都能获得赞誉声。
奶奶是勤劳、热情、乐观、和善的农村妇女。早些年操持着一大家子的生活起居，又帮忙把九个孙子孙女拉扯大。从不说谁的是非，一点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所有的孩子在她眼里都是一样，公平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爱。奶奶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有其他信仰，所遵循的都是自己的本意和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她没留给我们什么做人的大道理，我们所怀念的是她做过的那些事。
奶奶老了，得了老年痴呆症，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我站在她面前，她有时也想不起我是谁。要是想起了我是谁，便一直叫我的名字。姑姑也说她能把人叫得心慌。奶奶不仅记性变得特别差，性格也变了。白天的时候就像个小孩，很贪食，什么都想吃，硬的，消化不了的也要吃，说也不行。我妈说她现在就是个老小孩儿。她以前不这样的，无论得了什么好吃的，总是留给她的孩儿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脾气也变坏了，总是说梦话，像是和人吵架，也听不清楚她在骂什么。
奶奶在世的时候，在她的张罗下，我们是个大家子，逢年过节，团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奶奶去世以后，这个大家子就开始散了，再难聚合在一起。
奶奶三周年的时候，大伯和爸爸将爷爷奶奶的尸骨重新火化，合葬在一起，算是了了一桩心事，他们能为父母做的事就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