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人读史，如读侦探小说，发现线索暗合，则惊喜不置。如今好的侦探小说也少，炎炎夏日，不如读笔记史料消暑。
我读史比较八卦，看见“后妃”、“公主”一类的字眼就激动，专爱看与此有关的文字。
《武林旧事》卷二第四篇《公主下降》就曾让我大饱眼福。看过许多遍了，翻出来再看，仍觉得是一场视觉的飨宴。“南渡以来，公主无及嫁者，独理宗周汉国公主出降慈明太后侄孙杨镇，礼文颇盛，今梗概于此。”全篇载公主下嫁礼节甚详。百般器物用度不必说了，礼遇之隆，制度之繁，均令人目不暇接。
《武林旧事》一书大大有名，为元代周密所著，记载南宋盛时临安风物及宫廷礼仪。书中记录的皇室礼仪（如册皇后仪、皇太子冠礼等等），常常只列举仪式程序、动用器物、拜谒礼节，并不涉及具体人物，所以读来比较索然。而这篇《公主下降》却是例外，因为南宋公主多早夭，下嫁者唯周汉国公主一人而已，所以说起公主下降礼节，只能具体描述她的婚礼。有人物出场，就有了戏剧的效果。
婚礼记载自然是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传说中“招驸马”的大场面赫然就在眼前。然而，有心人细看这场婚礼，却又看出许多特殊之处。
我们先来看看婚礼的前后始末，再来细究其中隐现的重要关节。
“先是，择日遣天使宣召驸马至东华门，引见便殿，赐玉带靴笏鞍马及红罗百匹，银器百两，衣著百匹，聘财银一万两。对御赐筵五盏，用教坊乐。候毕，谢恩讫，乘涂金御仙花鞍辔戎座马，执丝鞭，张三檐伞，教坊乐部五十人前引还第，谓之‘宣系’。”这是第一回合的礼节，大抵相当于民间的订婚。
而后，宫廷为公主准备嫁妆，“进财物件，并照《国朝会要》太常寺关报有司办造。先一月，宣宰执常服系鞋，诣后殿西廊观看公主房奁。”妆奁之盛，我下文还会提及。
终于，最重要的日子到了，“其日，驸马常服玉带，乘马至和宁门，易冕服，至东华门，用雁币玉马等行亲迎礼。公主戴九四凤冠服，褕翟缠袖，升韂其前。”如果要想象迎娶的具体情形，可参见《大明宫词》里陈红和赵文瑄的豪华版，以及《醉打金枝》里欧阳震华和关咏荷的经济版。“皇后亲送，乘九龙韂子。皇太子乘马，围子左右两重。其后太师判宗正寺荣王， 荣王夫人及诸命妇至第，赐御筵九盏。”皇家摆出了很高的规格，皇帝以外的重要人物悉数到场。媳妇拜见公婆，礼节也并不敷衍，但要等皇家最高代表走了才便于施展。“筵毕，皇后，太子先还。公主归 位，行同牢礼。然后亲行盥馈舅姑之礼。谒见舅姑，用名纸一副，衣一袭，手帕一合，妆盝澡豆袋银器三百两，衣著五百匹。余亲各有差。”
婚礼之后三天，如民间一样，亦行三朝回门礼，“三朝，公主、驸马并入内谢恩，宣赐礼物，赐宴禁中。外庭奉表称和。赐宰执、亲王、侍从、内职、管军副都指挥使已上金银钱胜色子有差。驸马家亲属，各等第推恩。”
外行人看热闹，我看这场婚礼，当然是觉得分外的热闹。瞧这公主的婚礼，多么堂皇，又多么近人情。皇权和夫权协调得如此天衣无缝，真不由令人感叹中国礼节的博大精深。公主也颇不凄凉，自己家族的族长来了，“太师判宗正寺荣王，荣王夫人及诸命妇至第”；家里亲人也来了，“皇后亲送，乘九龙韂子。皇太子乘马。”真是合家欢的感觉。
不过，看宋史才发现，这些人其实都和她没有多少血缘关系。说到底，出嫁那天，她是凄凉的。她唯一的骨肉至亲，也就是理宗皇帝，碍于身份，是不能到场的。
宋史卷二四八《列传第七·公主》载：“周、汉国公主，理宗女也。母贾贵妃，早薨。帝无子，公主生而甚钟爱。”原来，公主的亲生母亲贾贵妃早就去世了，她的父亲理宗皇帝只有她一个独生女儿。
“景定二年四月，帝以杨太后拥立有功，乃选太后侄孙镇尚主。擢镇右领军卫将军、驸马都统，进封公主为周国公主。······明年，封周、汉国公主，拜镇庆远军承宣使。镇宗族娣姒皆推官加封，宠异甚渥。
七月，主病。有鸟九首大如箕，集主家捣衣石上，是夕薨，年二十二。无子。帝哭之甚哀，谥端孝，镇官节度使云。”
《宋史》的记载和《武林旧事》的记载，处处线索均能合上，而且相互照应补充。看《武林旧事》，知道婚礼细节；看《宋史》，则知道婚礼为何如此隆重，还发现了公主红颜薄命的最后结局，不由觉得分外凄凉。贾贵妃和她的女儿是宋理宗最爱的两个女性，如果在小家庭里，就是贴心的妻子和独生女，却都先他而去，想来也令人唏嘘。
她们最后归去哪里？《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概》篇中有条目“崇恩演福教寺”，说明是“贾贵妃襸所，周汉国端孝公主附焉。”可知是周汉国公主归葬于此，陪伴其母。一场繁华的婚礼，顿成萧条一梦，其中的热闹也显得分外凄凉了，简直不忍卒读。
然而，反观《武林旧事》所描述的这场婚礼，还是值得探究，因为它折射出很多南宋宫廷生活的特殊之处。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宫廷特有的收养及禅让制度。
婚礼主角是周汉国公主，她的父亲理宗，当年以收养皇子的身份继承皇位（其实没被真正收养过一天）；而文中记载“皇后亲送，皇太子乘马”，送她出嫁的皇太子，其实也只是她父亲收养的侄子，即后来的度宗。甚至，她嫁给杨镇的原因，也与她父亲当年登基的重大隐情有关。
为何理宗选杨镇为驸马？杨镇的身份，文中说得很清楚，是“慈明太后侄孙”。慈明太后，即宁宗杨皇后，理宗时尊为太后。为何要让公主下嫁她的族人？《宋史》也说得很清楚：“景定二年四月，帝以杨太后拥立有功，乃选太后侄孙镇尚主。”是因为当年杨太后“拥立有功”，所以理宗将独生女儿下嫁给杨太后亲族，以示报答。
寥寥数语，引起我们的联想。为什么要说杨太后“拥立有功”？似乎有一次惊心动魄的宫廷争斗隐现于其中。事实也的确如此。其实，这一切，都与南宋皇室的收养及禅让制度有关。现在抽丝剥茧，一一说来。
南宋皇室的收养禅让制度对统治格局的影响
说起收养和禅让，南渡前就有先例，如仁宗收养英宗，徽宗禅让给钦宗，但情形都较为特殊。南渡后，收养和禅让却几乎成为常例。终南宋一朝，中国封建王朝最常见的父死子继的传统，几乎未曾实行过（除最后度宗传位瀛国公以外）。这段时间出现几种皇位继承的方式，或者是禅位给收养的皇子（如高宗禅位给孝宗）；或者是亲生父子之间的禅让（如孝宗禅位给光宗，光宗禅位给宁宗）；或者虽为父死子继，但皇子并非亲生，而是收养，甚至只是名义上的收养（如理宗继承宁宗皇位，度宗继承理宗皇位）。这三种皇位继承方式，都不是传统的父死子继的方式，我将其统称为南宋皇室的收养及禅让制度。
南宋皇室的收养和禅让制度，始于高宗。这种制度的开始，其实是无奈之举，并非刻意为之。《宋史》卷二四六《列传第五·宗室三》载：“元懿太子讳旉，高宗子也，母潘贤妃······太子立，属疾，宫人误蹴地上金炉有声，太子惊悸，疾转剧，薨，谥元懿太子。”高宗唯一的儿子得病受惊而死。无奈之余，只好于宗室子弟中择其优者入宫掬养。而收养的对象是谁呢？宋史《本纪三十三·孝宗一》载：“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据《宋史》载，昭慈圣献皇后做了一个梦，秘诉于高宗，（我读到这里，总疑心是有人托她传话，不过查无实据，也就不好乱猜了），高宗遂接受她的意见，认为宋朝历代国君都是太宗一脉，对待太祖后裔太不公平，所以，就从太祖后裔中挑选未来皇嗣，先后诏选两名幼儿入宫抚养，一个是赵伯琮，即后来的孝宗；另一个是赵伯玖，即“信王璩字润夫，初名伯玖，艺祖七世孙，秉义郎子彦之子也，生而聪慧。”收养两人，最后即位的却只有一个。收养制度最为惊心动魄的地方也就是这种“差额选举”所带来的可能变数。
无子是收养皇子的主要原因。禅让的表面原因则往往是皇帝倦于政事，希望退养，而真正重要的原因却是：自孝宗后，南宋对金国“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南宋君主对金国君主以“侄”自称，虽不再以称臣自辱，但无端矮了一辈，若金朝幼主登基，则南宋国君在外交礼仪上就未免太过羞辱，所以往往较早禅位，以存国体。当然，光宗禅位给宁宗则不在此例，后文将详细讲到。
收养和禅让制度，有其积极意义。客观上，国君后备人的选择面扩大了，虽然只有宗室子弟才是备选的对象，但毕竟范围大了很多，选出贤明储君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后备皇嗣不仅要天资聪颖，在道德上也必须律己甚严。而且，由于候选人非皇后嫔妃所出，由远近亲疏所产生的干扰较小，比较的标准也就相对客观。具体说来，高宗选拔孝宗，就做得相当成功。如前所述，当时有赵伯琮（即孝宗，称普安郡王）和赵伯玖（后改名璩，即恩平郡王）二人，均为太祖后裔，幼年先后选入宫中，伯琮由张婕妤抚养，璩则由后来成为皇后的吴才人抚养。“初，伯琮以宗子被选入宫，高宗命鞠于婕妤张氏；吴才人亦请于帝，遂以伯玖命才人母之，赐名璩，时生七岁矣。伯琮以建国公就傅，璩独居禁中。”开始，其实形势对伯琮是不利的，因为璩长期独居后宫，养母又是皇后，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利。对此，《宋史》以春秋笔法说了一句：“始，璩之入宫也，储位未定者垂三十年，中外颇以为疑。”可见当时意见纷争的厉害。但经过多方考察，还是确定赵伯琮为太子，最终高宗禅位于他。周密《齐东野语》载“孝宗与恩平郡王璩，同养于宫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桧惮之，宪圣后（即吴后）亦主璩。高宗意虽有所向，犹未决。尝各赐宫女十人······阅数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普安者完璧也。已而皆竟赐焉。上意遂定。”这一试探人品的方法虽说失之迂腐，但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收养制度之下，皇室对后备皇嗣品行的考察的确是无所不至，也就可以想见其余方面的考察是多么细致了。由于璩和伯琮的人品才华相差甚远，璩又并非自己的亲子，吴皇后也就并未坚持由他嗣位。
事实证明，孝宗是一位非常不错的皇帝，关怀民生，锐意进取，金朝深忌之，不敢造次；对高宗吴后则极尽孝道，成一时佳话。无怪乎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吴后晚年叹道：“垂帘非我志也，不比大哥在时。（‘大哥’是高宗和吴后对孝宗的称呼，即将其看作长子。）”她深感时事多艰，不由怀念去世的孝宗。《宋史》赞孝宗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齐东野语》之《孝宗圣政》篇载：“阜陵天纵睿圣，英武果断，古今之所鲜俪。”无论是正史记载，还是民间口碑，孝宗都是南渡诸帝中最好的一位，这也多少说明了收养禅让制度的积极意义。
禅让制度的另一个积极意义是，当皇帝昏聩，且不能很好地行使权力之时，“禅让”为一种体面的罢黜提供了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在之前之后的时代都是绝无仅有的，体现出宋代政治的开明。光宗禅位给宁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事是南宋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起自宫闱，而震动朝野，对全国的政治局势都造成了影响。
光宗是孝宗之子，本来不能算一个昏君，《宋史》载，孝宗在长子庄文太子去世后，由于光宗（当时的恭王）“英武类己，竟立之”，可见人才不错。但光宗受禅即位后，皇后李氏妒悍残忍，不仅挑拨光宗与孝宗父子关系，更残杀宫人嫔妃，宫廷内部的纷争使光宗心力交瘁，神志失常，对内不能孝亲，对外不能视朝。他长期不过宫省视孝宗，为群臣议论诟病。甚至父亲孝宗去世时，他也不能出来行祭奠之礼，一时人言纷纷，大臣逃散，叛乱借势而起。众大臣只有请当时尚健在的高宗吴后代行祭奠之礼，并设法请吴后做主，行光宗禅让之实，拥立光宗之子宁宗即位。
《宋史·本纪第三十七》载此事如下：
“五年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出。壬寅，宰臣请太皇太后（注：即宪圣吴后，从辈分上来说，是孝宗母，光宗祖母，宁宗曾祖母）垂帘听政，不许；请代行祭奠之礼，从之。丁未，宰臣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正储位，以安人心。’越六日，奏三上，从之。明日，遂拟旨以进。是夕，御批付丞相云：‘历事岁久，念欲退闲。’”
太上皇孝宗去世，光宗却心疾大发，病到连父亲的丧事都不能主持，只有请祖母吴太后代行礼节，情形已经到了不堪的地步。这个时候“宰臣”上奏，请求确立嘉王的太子名分，禅让之势，显然已呼之欲出。而这“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的“御批”，分明是光宗对禅让的一种默认和批准，也是后来以太皇太后下旨的主要根据。读到这里，我总是免不了疑惑，如果光宗已经神志不清，如何会给出如此明白的“御批”？还是他在心疾大发的间隙，突然有清醒的片刻，出于对人间一切情感的绝望，终于决定抽身而退？“御批”不一定盖有玺印，但笔迹大抵不会有假，应该是光宗刹那间的真实想法，但真实的瞬间情感后来或许也会被自己否认，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带头上书请立太子的丞相留正看到“御批”，不知皇帝说的到底是正话还是反话，心中恐惧，仓皇辞官，后来的局面就由枢密赵汝愚等人支撑。不管如何，事情还在进一步发展。禅让之实迟迟未能进行，僵局在所难免。赵汝愚等“宰臣”有此想法，但却不敢进言，因为这是不可进之言，是直接请皇帝下台，不比先前请立太子那般委婉；皇室地位最高的吴太后有权作这个决定，但绝不会先行开口，她当然知道形势急迫，但皇帝的“御批”她没有看到，外臣也无法向她进言，她又能如何表示？
事情从六月拖到七月。最终，赵汝愚请到吴太后的外甥韩侂胄，打破了这一僵局。
“七月辛酉，留正以疾辞去。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见正去，乃遣韩侂胄因内侍张宗尹以禅位嘉王之意请于太皇太后，不获。遇提举重华宫关礼，侂胄因其问，告之。礼继入内，泣请于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乃悟，令谕侂胄曰：‘好为之！’侂胄出，告汝愚，命殿帅郭杲夜分兵卫南北内。”
这个“太皇太后乃悟”估计也是故作惊讶，连日来情势如此紧迫，她如果到现在“乃悟”，也不是当年以警慧果敢著称的吴才人了。
一切说开以后，事情就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翌日，吴太后代行祭奠之礼，赵汝愚将先前所说的“御批”呈上，请吴太后下令禅让。
“翌日禫祭，汝愚率百官诣大行柩前，太皇太后垂帘，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不能执丧，臣等乞立皇子嘉王为太子，以安人心。’乃奉御批八字以奏。”
吴太后想必早已考虑成熟，所以立时应允，而赵汝愚和韩侂胄连太皇太后下令内禅的诏书都早替她拟好，只等她看过点头——
“太皇太后曰：‘既有御笔，卿当奉行。’汝愚曰：‘内禅事重，须议一指挥。’太皇太后允诺。汝愚袖出所拟以进，云：‘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太皇太后览毕，曰‘甚善。’”
然后就是禅让时例行的那一套礼节了，太子嘉王即位，也就是后来的宁宗。照例是要哀哭忧惧一番，而后再欢天喜地接受朝拜。
“汝愚出，以旨谕帝，帝固辞曰：‘恐负不孝名。’汝愚曰：‘天子当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今中外忧乱，万一变生，置太上皇何地！’众扶入素幄，披黄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帝诣几筵殿。哭尽哀。须臾立仗讫，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华殿东庑素幄立，内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讫，乃入行禫祭礼。诏建泰安宫，以奉太上皇、太上皇后。汝愚即丧次请召。”
《齐东野语》之《绍熙内禅》篇，《四朝闻见录》之《宪圣拥立》篇及《宁皇登位》篇，记载此事，与《宋史》均相吻合，而对当时形势的描述，则更为详尽。如《绍熙内禅》载，光宗自黄贵妃遭李皇后杀害，“以为获罪于天，且惮寿皇谴怒，忧惧不宁，遂得心疾······喜怒无常，不复视朝也。”至其父孝宗去世，“寿皇大殓，车驾不至，无与成服，人情忧惧”，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中外人情汹汹，以为祸在旦夕。近习巨室，兢辇金帛藏匿村落。而朝中士如项安世等，遁去者数日。如李详等，搬家归乡者甚众。”还出现了趁乱起事者——“先是，襄阳归正人陈应祥等，诱聚亡命，谋以七月望日为寿皇发丧为乱。”情势危急之至，此时，赵汝愚请吴后亲族吴琚、韩侂胄等屡向吴后进言，终于说服吴后，于梓宫前垂帘，拥立光宗长子宁宗即位。纵然“时唯传国玺犹在上侧，坚不可取”，光宗自己并不情愿交出玉玺，然大局已定，也不由他不从，后来是韩侂胄哄着李皇后强取了玉玺。最后，光宗见了新皇帝，也只有“瞠目视之，曰‘我儿耶？’”此外并无二话。从这里再看前文，可以发现，光宗那八个字的“御批”，多少还是有些言不由衷，至少在真正要交出权力的那一刻，仍是颇不情愿。
细想来，光宗的人格特点很是耐人寻味，李皇后杀了他宠爱的黄贵妃，他因而精神失常，这说明此人虽懦弱，倒也重情；但后来李后挑拨他和父亲的关系时，他倒又言听计从，对自己的父亲相当凉薄。总之精神状态极不稳定，行事也没有固定逻辑。是间歇性精神失常？还是“佯狂尤可哀”？这已不是本文的讨论范畴。
这次当机立断的禅让，对于安定民心，扭转政局，是非常必要的。如前文所说的趁乱起事之徒，见大局已定，遂自相告发而泄密溃败，“前一夕登极赦至，其徒告之而败。”这次禅让，其实是大臣审时度势，请太皇太后出面，罢黜了不称职的皇帝，使南宋得“三十六年清净之治”。如果没有此前两代禅让的先例，这次行动是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的。可见禅让制度成为惯例之后，发挥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当然，由外力促成的这次禅让也不是没有一点后患。韩侂胄就是由此起家，最终掌握国家军政大权。此人在历史上以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著称，他贸然北伐，贻害无穷，南宋终因此而付出极大代价。
从韩侂胄的专权看来，收养和禅让制度也有其消极意义。
首先，由于选择国君的灵活性增大，储君未定之时，流言易出，往往造成不稳定的局面。容易出现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引起纷争。如前文所引《宋史》卷二四六《信王璩传》，“璩之入宫也，储位未定者垂三十年，中外颇以为疑。”《宋史·列传第二·后妃下》载“后时为才人，亦请得育一子，于是得伯玖，中外议颇籍籍。” 也认为吴皇后收养伯玖（即璩）是引人议论猜测的，颇有与伯琮相抗衡的嫌疑。
收养制度更为严重的是负面影响是，权臣可能通过栽培宗室子弟达到自己专权的目的，宁宗、理宗朝权臣史弥远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就回到了开篇那场婚礼所隐隐折射出的一场宫廷斗争。其实，宁宗在位时，理宗赵昀只是一介普通宗室子弟，后来成为宗王嗣子，但从未被宁宗收养立为皇子。
他即位的经过涉及到另一个当事人，即镇王赵竑，此人才是宁宗正式收养的皇储后备人。为何赵竑未能继承皇位，而赵昀却越级登位？《宋史》卷二四六的《镇王竑传》叙述此事始末甚详。
“镇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无嗣，以竑为之后，赐名均，寻改赐名贵和。太子询薨，乃立贵和为皇子，赐名竑，授宁武军节度使，封祁国公。嘉定十五年五月，加检校少保，封济国公。
十七年六月辛未，竑生子，诏告天地、宗庙、社稷、宫观。八月祭未，赐竑子名铨，授左千牛卫大将军。丁亥，铨薨，赠复州防御使，追封永宁侯。竑上表称谢。”
这一系列的记录表明，赵竑基本已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了。
“竑好鼓琴，丞相史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诸御，而厚廪其家，使美人目闲竑，动息必以告。美人知书慧黠，竑嬖之。宫壁有舆地图，竑指琼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又尝呼弥远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则恩州也。弥远闻之，尝因七月七日进乞巧奇玩以觇之，竑乘酒碎于地。弥远大惧，日夕思以处竑，而竑不知也。”
原来，赵竑对史弥远弄权甚为不满，而史弥远在他身边安插的“女间谍”又将他的不满言辞一一汇报。大抵赵竑自己也有些缺陷吧，立为皇子日久，而太子名位未定，这就给了史弥远可乘之机。接下来的记载就相当惊心动魄了。一个阴谋在史弥远的计划中渐渐成型。
“时沂王犹未有后，方选宗室希瓐子昀继之。一日，弥远为其父饭僧净慈寺，独与国子学录郑清之登惠日阁，屏人语曰：‘皇子不堪负荷，闻后沂邸者甚贤，今欲择讲官，君其善训迪之。事成，弥远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弥远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语泄者，吾与君皆族矣。’清之拱手曰：‘不敢。’”
为谋废赵竑，史弥远开始有意栽培赵昀，并以国子学录郑清为赵昀师，其实此人也即他计划的内应。
最后赵昀登位的一幕极富戏剧性，我们来看赵昀和赵竑命运的两相对比。
“宁宗崩，弥远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将立之之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应。最后清之乃言曰：‘丞相以清之从游之久，故使布腹心于足下。今足下不答一语，则清之将何以复命于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绍兴老母在。’清之以告弥远，益相与叹其不凡。
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弥远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万岁巷皇子，苟误，则汝曹皆处斩。’竑不能自己，属目墙壁间，见快行过其府而不入，疑焉。己而拥一人径过，天已暝，不知其为谁，甚惑。
昀既至，弥远引入柩前，举哀毕，然后召竑。竑闻命亟赴，至则每过宫门，禁卫拒其从者。弥远亦引入柩前，举哀毕，引出帷，殿帅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立班听遗制，则引竑仍就旧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岂当仍在此班？’震绐之曰：‘未宣制以前当在此，宣制后乃即位耳。’竑以为然。未几，遥见烛影中一人已在御坐，宣制毕，阁门赞呼，百官拜舞，贺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皇后矫遗诏：竑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帝因加竑少保，进封济王。九月丁丑，以竑充醴泉观使，令就赐第。”
《宋史》中这段描写可谓生动，赵昀和赵竑二人，完全被史弥远玩弄于股掌之中，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位置，成了他挟以自重的筹码。收养制度的本义在于选择贤明储君，却成为史弥远弄权的依据和手段。
而且，看看赵竑的种种反应，还能让人体会到收养禅让制度之下的皇储候选人的心理状态，“跂足以需宣召”，“不能自己，属目墙壁间”，“疑焉”，“甚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岂当仍在此班？’”，“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种种表现，令人唏嘘，令人感受到渺小个体在巨大权力诱惑面前常态尽失的悲哀与无奈。
《宋史》明确记载有“皇后矫遗诏”几字。理宗为何说“杨太后拥立有功”？这一问题在这里就得到了回答。再来看《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其中关节就更加清楚了。
“十七年闰八月丁酉，帝大渐，弥远夜召昀入宫，后尚未知也。弥远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废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是夜，凡七往反，后终不听。谷等乃拜泣曰：“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苟不立之，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唯类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弥远等召昀入，后拊其背曰：“汝今为吾子矣！”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同听政。”
杨后明知拥立赵昀不合礼制，也不是宁宗的意愿，所以，她开始也坚持“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然而，在史弥远七次遣杨后家人入内廷劝说之后，杨后虑及自身利益，终于下决心认可了史弥远的安排，对昀说“汝今为吾子矣。”并且“矫诏废竑为济王”。她的态度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理宗这一次登极，的的确确是“杨太后拥立有功”。多年以后，他将唯一的女儿周、汉国公主下嫁“慈明太后侄孙”，以示报答和感恩。遂出现了《武林旧事》中那场气派非凡的婚礼。
《宋史》屡次说明，史弥远认为赵昀“不凡”，所以极力立之。事实上，理宗究竟才具如何？《宋史》理宗本纪《赞》曰：“理宗享国久长，与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贤相相继。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治效之不及庆历、嘉祐，宜也。······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理宗在位的四十年，一味信任权奸，他的统治，正是南宋转向衰弱的关键时期。甚至可以说，史弥远利用宫廷收养制度玩弄权术，为南宋的最后灭亡埋下了祸根。这可以说是南宋宫廷收养制度造成的一次最大的失败。
收养和禅让制度对统治格局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而从微观方面说来，这一制度对宫廷生活的个体也产生了种种微妙的影响。
收养及禅让制度对皇室妇女生活的影响
收养禅让制度看似与宫中女眷关系不大，但事实上，皇嗣的收养和禅让，往往对她们有着切身的影响；而且，她们也在其中发挥着或主动、或被动的种种作用。
《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载：“张贤妃，开封人。建炎初，为才人，有宠，进婕妤。帝欲择宗室子养禁中，辅臣问帝以宫中可付托者谁耶？帝曰：“已得之矣。”意在婕妤。已而伯琮入宫，年尚幼，婕妤与潘贤妃、吴才人方环坐，以观其所向。时贤妃新失皇子，意忽忽不乐，婕妤手招之，遂向婕妤。帝因命婕妤母之，是为孝宗。”
这一段闲闲的文字总给我惊心动魄的感觉，感觉在座各位女性的命运就要如此决定了似的。估计当时她们环坐聊天，看到来了个孩子，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即将收养的皇嗣。“（潘）贤妃新失皇子，意忽忽不乐”，完全可以想见她的冷淡态度；吴才人以警慧果敢闻名，可能也不怎么喜欢小孩；张婕妤可能天性较为和乐吧（高宗开始就打算将孩子托付给她，可见她性格相当好），所以只有她向孩子招手，孩子就扑向她了，她遂成为伯琮养母。
吴才人（即后来的吴皇后）当时可能没意识到什么，等反应过来，虑及前途，觉得渺茫，所以“亦请得育一子，于是得伯玖，更名璩。中外议颇籍籍。”显然，她开始是想以伯玖与伯琮相抗衡的。母以子贵，是宫廷的惯例，哪怕是养母也是如此。
所以，《齐东野语》之《高宗立储》载：“宪圣后（即吴后）亦主璩。”这显然是不错的。
其实，这些女性，生活都是如履薄冰，她们侍奉高宗时，也必须虑及将来晚景前途。这时，高宗收养的皇嗣是否由自己抚养，其实是一个很敏感也很复杂的问题。如若后来张氏不死，局面可能还要复杂。
《宋史》为尊者讳，用“中外议颇籍籍”一言带过当时纷争，只提张氏死后吴皇后的态度转变。“张氏卒，并育于后，后视之无间。伯琮性恭俭，喜读书，帝与后皆爱之，封普安郡王。后尝语帝曰：‘普安，其天日之表也。’帝意决，立为皇子，封建王。出璩居绍兴。”
这段话可能是真实的记载，既然都归吴皇后抚养了，“视之无间”并不是什么难事。顺承帝意，何乐而不为。而且，后来宪圣和孝宗也逐渐培养了类似母子的感情。
正史及民间记载，对吴皇后的评价都很高，也都是基于她在几代收养和禅让的风波中的关键作用和正确抉择。如光宗禅位宁宗那场大变故，群情汹汹，虽然计谋出自大臣，但皇室内部，还是惟有她能独当一面，以年迈之身料理养子孝宗丧事，决定罢黜孙子光宗，并严辞劝导重孙宁宗登位。这样一位年迈女性，出面稳定政局，令人敬佩。《四朝闻见录》之《宪圣拥立》赞吴皇后（即宪圣皇后）曰：“宁皇之立，宪圣之大造也，三十六年清净之治，宪圣之大明也。”并于《宪圣不妒忌之行》条目下赞之曰：“后遂开拥立三朝之功云。”
然而，从记载中也可看出，皇室历次的收养和禅让给了她很大的压力。当时，嘉王（即宁宗）惶恐，不肯即位，宪圣后“叱王立侍，因责王以 ‘我见你公公，又见你爹爹，见你爷，却又见你。’言讫，泣下数行。”一句话，道尽了一位暮年女性对亲人的追思和感慨。可见，每次立储君，对不同身份的她都是一次不同的考验。
至于以悍妒著称的光宗李皇后，与吴后的见识气度相比，不啻天壤之别。然而，由于她的特殊地位，在光宗禅位给宁宗的重大事件中，也糊里糊涂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光宗不肯拿出玉玺，“侂胄以白慈懿（即李后），慈懿曰：‘既是我儿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内掣玺。”她强取传国玉玺，客观上也促成了禅让的进行。
至于我们开篇说到的慈明杨后，在理宗即位时所起的作用，更是非同一般。
然而，我最有感触的，还是这些后妃在关键时刻承受的巨大压力。在面临抉择时，吴后“泣下数行”，“大恸不能声”；杨后则“凡七往反，后终不听”，“后默然良久”。在那一刹那，那一瞬间，我们不知道她们心中在想什么，只知道，一定很难很难。
皇室女性，也包括公主。南宋公主多早夭，正如《武林旧事》所言，长成的惟有理宗周汉国公主。皇室的禅让及收养制度对她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决定了她的婚姻，理宗将她嫁给杨太后侄孙杨镇，以报当年拥立恩情。
另一个值得探究的是，在宫廷生活中，亲生的皇女与收养的皇嗣之间的微妙地位对比。宋代是族权和夫权进一步加强的时代。在唐初，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还曾行“监国”之职，中宗之女安乐公主更是有当“皇太女”的野心。到了宋朝，这些当然都不可能了。虽然皇帝只有一女，别无所出，也断断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理宗对其女儿有一种特殊的宠爱，这是不必赘言的。宋史卷二四八《列传第七·公主》载：“诏议选尚。宰臣请用唐太宗下降士人故事，欲以进士第一人尚主，遂取周震炎。廷谢日，公主适从屏内窥见，意颇不怿，帝微知之。”这位公主，在科举廷谢日，能上堂观察品评可能的夫婿，并能表达意见，地位显然是十分特殊的。
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微妙之处。《齐东野语》谈及度宗谥号，说是拟了很多字都不满意，“后遂定为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周汉国长公主在先朝已谥端孝，今与庙号上下字暗合，岂偶然哉。”这段文字令我很感兴趣。一般说来，皇帝的庙号是不会拿来与自己姐妹的谥号相类比的，这里将两人谥号相提并论，并认为两者暗合，这是否说明，人们尽管承认收养皇储的权威地位，但无论宫廷还是民间，相对于收养的皇储而言，人们对皇帝的亲生女儿，还是更有一种特殊的尊重。
而周汉国公主的豪华婚礼，还让我们注意到与收养和禅让制度有关的宫廷物质生活。
与收养和禅让制度相关的宫廷物质生活
南宋宫廷生活本来崇俭，但收养及禅让制度则打破了这一常规，使宫廷生活变得豪华起来。对民力物力的耗费大大增加。
首先，是在位皇帝必须要对退位皇帝表示孝心，否则会引起物议。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常备两套君主规模的仪仗、宫苑、随员，退养的太上皇帝和皇后往往还要享受更为豪奢的生活。
《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篇幅甚长，谈孝宗对高宗吴后日常奉养的情形，排场之大，开销之繁，令人咋舌。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内遣阁长至德寿宫奏知：“连日天气甚好，欲一二日间恭邀车驾幸聚景园看花，取自圣意选定一日。”太上云：“传语官家，备见圣孝，但频频出去，不惟费用，又且劳动多少人。本宫后园亦有几株好花，不若来日请官家过来闲看。”遂遣提举官同到南内奏过遵依讫。次日进早膳后，车驾与皇后太子过宫起居二殿讫，先至灿锦亭进茶，宣召吴郡王、曾两俯已下六员侍宴，同至后苑看花。两廊并是小内侍及幕士。效学西湖，铺放珠翠、花朵、玩具、匹帛，及花篮、闹竿、市食等，许从内人关扑。次至球场，看小内侍抛彩球、蹴秋千。又至射厅看百戏，依例宣赐。回至清妍亭看茶，就登御舟，绕堤闲游。亦有小舟数十只，供应杂艺、嘌唱、鼓板、蔬果，与湖中一般。”
孝宗请高宗游园，高宗不去，认为“不惟费用，又且劳动多少人”，反请孝宗过宫游玩。宫中铺排一如西湖盛景，其实，这“费用”和“劳动”之大，比之他出去一趟，多了不知多少倍。
更大的动作在后面。“自此官里知太上圣意不欲频出劳人，遂奏知太上，命修内司日下于北内后苑建造冷泉堂，垒巧石为飞来峰，开展大池，引注湖水，景物并如西湖。其西又建大楼，取苏轼诗句，名之曰聚远，并是今上御名恭书。又御制堂书，太上赋诗，今上恭和，刻石堂上。”孝宗善体高宗之意，既然他不愿出去，干脆大兴土木，在宫中为他修造园林，呈现出具体而微的“西湖”和“飞来峰”，这种惊人的“孝道”又是以多少民力物力为代价！
再来看看每次太上皇、太上皇后、皇帝过生日时的礼金开销。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圣节。先十日，驾诣德寿宫进香，并进奉银五万两，绢五千匹，钱五万贯，度牒一百道，用绿油匣二百个。”
“十月二十二日，今上皇帝会庆圣节。太上又赐官里玉酒器十件，垒珠嵌宝器皿一千两，克丝作金龙装花软套阁子一副。侍宴官吴郡王已下，各赐金盘盏、匹段、并蔷薇露酒、香茶等。”
“是岁太上圣寿七十有五，旧岁欲再行庆寿礼，太上不许，至是乃密进黄金酒器二千两。”
“八月二十一日，寿圣皇太后生辰······阁长就管押进奉银绢度牒等并七宝银金器皿，（比天申节减半）并珠子十号，并于后殿铺放。”
这还只是礼金礼物，宴饮、排场、乐舞还在外。场面之豪奢，均描述甚详。令人感叹。
孝宗陪高宗度中秋的记载，真是一场视觉的飨宴，令人感觉如在水晶仙境，惊叹世上竟有如此美仑美奂的所在。“晚宴香远堂，堂东有万岁桥，长六丈馀，并用吴越进到玉石甕成，四畔雕镂阑槛，莹彻可爱，桥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罗白罗木盖造，极为雅洁。大池十余亩，皆是千叶白莲。凡御榻、御屏、酒器、香奁、器用，并用水晶。南岸列女童五十人奏清乐，北岸芙蓉冈一带，并是教坊工，近二百人。待月初上，箫韶齐举，缥缈相应，如在霄汉。既入座，乐少止。太上召小刘贵妃独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上自起执玉杯，奉两殿酒，并以垒金嵌宝注碗杯盘等赐贵妃。”
而这一片由“玉石”、“新罗白罗木”、“千叶白莲”、“水晶”、“清乐”所构成的“莹彻可爱”的世界，又是怎样的昂贵和奢侈啊！
即使是一次普通的消夏宴饮，皇帝所进礼品也极为昂贵，“官家进水晶提壶连索儿，可盛白酒二斗，白玉双蓬杯盘、碾玉香脱儿一套，六个大金盆，一面盛七宝水戏，并宣押赵喜等教舞水族。又进太皇后白玉香珀扇柄儿四把、龙涎香数珠佩带五十副、真珠香囊等物。直至酉初还内。”
可见，禅让的另一弊端，就是给国家财政又造成了一种以“孝”为名的看似正当的负担。
回头再看那场婚礼。在有了收养的皇嗣作为皇太子之后，在微妙的对比心态之下，宋理宗对女儿的重视也导致了婚礼的极度奢华。我们来看公主出嫁的妆奁和嫁后居住的苑囿。《武林旧事》列举妆奁如下，“四凤冠褕翟衣一副，真珠玉佩一副，金革带一条，玉龙环，绶玉环，北珠冠花篦环，七宝冠花篦环，真珠大衣背子，真珠翠领四时衣服，迭珠嵌宝金器，漆金器，贴金器，出从贴金印装瞻等，锦绣销金帐幔、陈设茵褥、地衣、步障等物。”
《宋史》描述其所居苑囿：“帝时欲见之，乃起第嘉会门，飞楼阁道，密连宫苑，帝常御小轿从宫人过公主第。特赐董役官减三年磨勘，工匠犒赏有差。”皇帝收养了皇嗣，而心中最看重的却还是骨肉亲情，所以命能工巧匠建起密通皇宫的豪华苑囿。他对工匠的犒赏都值得《宋史》提一笔，想来是笔不小的数目，遑论苑囿本身的豪华。
一场南宋皇室的豪华婚礼，引着我们一步步深入南宋宫廷生活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即收养及禅让制度。它对统治格局、宫廷妇女生活、宫廷物质生活都造成了超乎我们想象的影响，或许，很多微妙的细节还等着我们进一步发掘，也许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和发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