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是除香港特首外，在内地知名度最高的几位政经界人士之一。
这源于他身上两个著名的标签，一个是前香港特区的“财神爷”，即财政司司长；另一个，是我国跳水“皇后”伏明霞的老公。
实际上，除了这两个标签，梁锦松更是香港金融界的翘楚。
他曾在花旗银行工作23年，30岁就已做到地区经理；在摩根大通曾任亚洲区主席；在黑石集团出任大中华区主席后来成为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成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
这样一个司长级别的人物，对特区的情况自然是非常熟悉。他曾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畅谈对香港的忧思。
其中的不少观点，非常精确地击中了当下香港年轻人的痛点。
也从侧面部分解答了当下的香港人为什么总要这样“闹下去”。
01
“眼界比较小，
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我做过财政司司长之后发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能老是批评政府做得不对。
中国有一句话，当家才知柴米贵。比如说当时我减赤字的政策，很简单，但是影响了很多人。
还有，比如说教育的问题。因为我协助、支持了董建华先生的选举，他当选之后，就委任我当了行政会议非官守（非官方）成员。
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叫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当于内地的高教委。
进这个行政会议是因为我一直在做银行，比较了解金融，而且也比较关心教育。
当时教育改革是我领导的，可以说是把香港的教育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到现在国外都觉得当时香港的教育改革可以持续十几年是个奇迹。
现在香港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教育基本上没什么重大的改变。
社会各界对香港教育主要的抱怨是太注重应试，但是很多老师，当他是学生的时候，也是接受这种应试教育，如果突然让老师换一种方式教书是很难的。
所以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提出有效的建议是很难的。
我离开政府十几年了，没有评论过政府的公务，最近两三年才出来说教育的问题。
香港当年六个区的高考状元，有5个人的志愿是行医
02
“没有足够重视年轻人”
三年前我曾经说过特区政府有三个地方做得很不好，没有充分重视年轻人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三个“上”：“上楼”，没希望；“上流”，没机会；“上位”，很困难。
香港地价很贵，房价也可能是全球最贵的。
大概要18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个中等的房屋，只有47平方米。所以，现在年轻人要跟父母一起住的越来越多。
因为租金比较贵，所以香港的就业越来越窄，大部分人选择了金融。
但是香港400万的就业人口，只有大概25万人在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职业，不做金融很多人就没工作做了。
为什么我能30岁做到地区经理？因为我前面没有人有足够的教育水平。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出来关注教育的问题，我是比较担心香港的年轻人。
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03
“他们把特区政府的失误怪在中央”
当时签CEPA的时候香港官员还是比较抗拒，而且从内地到香港是没有自由行的，是进行限额的，比如商务旅客，一年的上限是20万人次。
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抱怨就是因为旅客增加导致了很多“水客”，但是我说了，带水货主要是香港人，不是内地人。
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有前瞻性地去思考。
比如，当时我们就提议把西九龙变成文化中心，但是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是空了一大块地在那边，浪费了很多资源。
所以香港人要思考一下，我们这样磨磨蹭蹭地闹下去，到头来受害的是谁。
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建一个桥，但是没想到做了16年还没做出来。
我认为这里面，第一是制度上的问题，第二这也反映了民心的问题。
20年过去了，香港大体是成功的，归功于中央保持了“一国两制”。
香港回归是三个方面的回归，第一是政治的回归，这是比较成功的；第二是经济的回归，在签订了CEPA之后也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人心的回归做得不是很好。
这是我们要承认的问题，十几年以来，我们没有足够重视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诉求，他们会把特区政府施政的失误怪在中央。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民情，我们的某些官员不是很积极。
如果我是一个很积极的官员，那我可能会挨骂，当然这个是少数，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心态，做多了挨骂的机会就更多。
不做的话人家就不会怪你，长远可能会怪你，但是在任内是不会挨骂的。
少做少错，不做没错，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
我希望现在的市民经过了20年，经历了不同的事件，能分辨什么是一个好的政府。
04
“闹下去没有希望”
香港能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地方。
香港绝大部分的老一辈都是内地来的，因此我是非常不赞成本土这个概念的。
当然本土有一个文化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很重视广东话，但是广东话作为教学语言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因为中国内地人口毕竟是13亿，全球最大的市场是讲普通话的。
但是用普通话教学不代表广东话就会没有了，最简单的例子是广州。本土文化是要保持和保护，但也不能非黑即白。
我们要灵活地思考问题，香港已经回归20年了，希望市民能好好思考，什么是好政府，不能掉入民选的政府就是最好政府的思维，美国就掉入了这个思维。
现在主要是找一个政府能提供善治，民主应该是保证管治长期不会出大问题的一个好方法。
但是民主的内涵不是一人一票就是好的，没有法治，很容易变成暴民政治。
我希望特首能有效地团结香港人，能够提出一个长远的正确方向，借着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现在提出的大湾区的概念，来引导年轻人，把眼界放得更远，共同建设香港。
过去20年我们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闹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没希望了。
去年香港的GDP提升还不到2.7％，这样推算下去，就算香港不是负增长，到了2047年香港连中国GDP的1％都不够了。
我希望大家能这样想问题，在全球化下，香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平台，但是眼光不能狭隘。
我现在经常在思考我的孩子以后在哪里学习和工作的问题。
我的老大14岁，老二12岁，老三9岁。每年我们都到各地旅游，也经常到内地。
我的感受是，香港既没有美国的自由和创新的环境，也没有内地经济奋勇向前的场景。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要承认中国会在15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依然会是创新和具有领导力的经济体，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住在香港，两边都感受不到。
作者：梁锦松 来源：总第810期《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