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在前面
1、 选择这书的原因，光看书名，这书一般不会去看，觉得太鸡汤，但是看到好几个朋友推荐了。
2、 看完后，认为此书值得一看，非常易读，3-4小时就可以看完。收获最大的就是作者关于囚徒在集中营生活的精神反应的分析，可以用在分析战争电影，灾难电影等人们心理的变化，尤其释放后的精神状态，要么是消费主义型，要么是变得很集权。这种灾难和战争对人的异化在很多电影有反思。
3、 存在与虚无。试问孤独为什么会成为很多人乐此不倦的话题？同时，在现代小说中，孤独也是小说的母体之一，比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万句》。正如书中第二部分的探讨，存在之虚无是现代性带来的普遍现象，如何应对虚无感?毕竟大多数人需要“某种东西”才能活下去。作者给出了三个路径来发现生命的意义
通过创造一种工作或做一件实事（工作）
通过体验某件事或遇到某个人（爱）
通过我们对于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态度（痛苦、挫折）
4、本笔记采用书中摘录的方式，篇幅较长。大致分为三部分：关于书的作者+关于书的内容摘抄+关于书的现实意义。感兴趣的，建议去原书。
二、 关于作者
这本书，书名很鸡汤,作者却是与弗洛伊德、阿德勒并驾齐驱的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独创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创立“意义疗法”和“存在主义分析”；作者本人在二战期间从“死亡工厂”奥斯维辛集中营存活下来,超越炼狱般的痛苦,开创“意义疗法”,对生命抱以极大热情,67岁仍学习驾驶飞机,80岁还登上阿尔卑斯山。本书也是吴伯凡、李笑来、万维钢在他们各自的节目中提到的书,是心理学历史上著名的一本著作。
三、 关于书
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来，有关集中营的作品已不在少数。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奥斯维辛正意味着杀戮。囚禁在这里的犹太人、政治犯们，每天长时间的苦工，不能满足温饱，受尽辱骂拷打。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被送进毒气室、焚尸炉。
然而作者却在书中较少的笔墨谈及集中营里忍受的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苦难与摧残，更多的谈论那些让人坚强的活下去的勇气，着重探讨的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幸免于难。他对那些因放弃对未来的渴望而放弃生命的狱友嗤之以鼻，因为这些人死亡的原因不是因为食物或药品的匮乏，而是因为缺失对未来的渴望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营的经历》即作者在集中营的自传性记录；第二部分《意义疗法概观》为理论部分。
第一部分中关于囚徒对集中营的精神反应描述的非常到位，以下均为摘录。
囚徒对集中营生活的精神反应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收容阶段、适应阶段、释放与解放阶段。
第一阶段（收容阶段）显露的症状是惊恐，有时，这种恐惧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就已经产生了。
精神病学中有一种被称作“暂缓性迷惑”的状态。被宣布处决的人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会产生死刑可能暂缓执行的幻觉。我们也抱着这种希望，相信最后的结果不至于太糟。
第一阶段化解方式：（幽默感和好奇心）
除了奇怪的幽默感，我们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好奇。在陌生环境里我们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感觉。在登山遇险的关键时刻，人们只会有一种感觉，即好奇。人们会好奇自己能否脱险，好奇自己将会粉身碎骨还是仅仅受点儿轻伤。在奥斯维辛，这种冷酷的好奇心更加强烈。在奥斯维辛，这种冷酷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脱离了周遭的客观环境，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人们迫切地想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结果又怎样。
第二阶段（适应阶段），即一个表现相当冷漠的阶段。在这期间，他的情感进入一种死亡状态。冷漠、迟钝、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是囚徒第二阶段心理反应的表现，这些症状最终会使他们对每天每时频繁发生的酷刑折磨无动于衷。正是由于这种冷漠外壳的包裹，囚徒们才能真正地保护自己。
第二阶段化解方式：希望、精神自由（预设前提：人有自由意志，缸中之脑的问题不讨论。）
宗教、艺术、音乐、苦中作乐的小确幸、回忆美好的事情、幽默等——对照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美丽人生》
就发展范围和时间而言，囚犯对宗教表现出难以想象的虔诚。宗教信仰的深度和活力令初到者惊奇和感动。（宗教）
在集中营里，人的身体和思想由于受到压迫而处于原始状态，但深化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可能的。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且比较敏感的人在这里会承受更多痛苦（他们身体也会更弱），但对内心的伤害相应也会少许多。他们能把恶劣的外部环境转化成内心丰富自由的精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集中营中身体羸弱的一些人比看似强壮的人生存能力更强。
爱是人类终身追求的最高目标。我理解了诗歌、思想和信仰所传达的伟大秘密的真正含义：拯救人类要通过爱与被爱。我知道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只要有片刻的时间思念爱人，那么他就可以领悟幸福的真谛。在荒凉的环境中，人们不能畅所欲言，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忍受痛苦，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去忍受，在这种处境中的人们也可以通过回忆爱人的形象获得满足。我生平第一次理解这句话“天使存在于无比美丽的永恒思念中”。
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如今我对这件事理解得更加深刻，那就是爱一个人可以远远超过爱她的肉体本身。爱在精神和内心方面具有深刻的含义，无论伴侣是否在场，是否健在，爱以什么方式终止是很重要的。
回忆往事所产生的内心波澜有助于囚徒填补精神空虚、孤独和思想贫乏。思绪会插上想象的翅膀，回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尽管常常是回到一些不重要的琐事。恋恋不舍的回忆使他们无比幸福，他们假装自己是一个陌生人，生活在遥远的世界，渴望能够乘公共汽车旅游、打开自己公寓的大门、回电话甚至仅仅是打开灯。我的思绪常常集中在这些琐事上，回忆让人泪如雨下。
囚犯的内心生活可能很极端，他们能体验以前从未体验过的艺术美和自然美。在艺术美和自然美的影响下，他们甚至忘记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
当然，一般来说，在集中营里任何追求艺术的行为都是荒诞的。真正让人难以忘怀且与艺术沾点边的，正是节目表演与凄惨的集中营生活背景所形成的幽灵般的反差。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到奥斯维辛后的第二个晚上我是如何从昏睡中醒来的——是音乐唤醒了我。——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放音乐的桥段。
对一个外人来说，发现在集中营里居然还有类似艺术的东西存在，一定会令他惊咤不已，但当他听到你还能从中找到幽默感时更会目瞪口呆。当然，这种幽默感非常细微，而且只延续数秒。幽默是灵魂保存自我的另一件武器。大家都知道，幽默比人性中的其他任何成分更能够使人漠视困苦，从任何境遇中超脱出来，哪怕只是几秒种。
A、 编好笑的故事
B、 编造未来的好笑的梦想
这也意味着一件非常琐屑的事情也能够带给人生极大的快乐。（小确幸）
集中营生活中快乐的匮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消极的幸福——即叔本华所谓“免于痛苦的自由”——而且即便这样的幸福也只是相对的。真正的积极的快乐，哪怕是极细小的，也非常少。
【hope】除了关心自己能否活命和亲人的下落以外，其他事情对我们毫无价值。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人是如此关注自己和亲人的生命，以至于精神高度紧张，这种紧张可能会摧毁他所有的价值观念，使他怀疑一切。在一个不再承认人的生命价值、剥夺人的意志并使之成为消灭对象（当然要先有计划地让他尽其所用）的重压之下，人的自我最终会遭受价值缺失之苦。如果集中营的犯人不竭力抵挡住这种影响以保存自尊，他就会失去人的感情，没有了精神，没有了内在的自由，没有了个人的价值。他会觉得自己不过是人群中的一小部分，其存在被贬损到动物的层次
在对集中营犯人的特点作了这些心理学的和精神病学的分析之后，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人类完全地、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就是集中营生活的独特结构，它迫使犯人适应确定的行为模式）。但是，人的自由呢？人的行为、人对给定环境的适应中有没有精神自由呢？那种认为人不过是许多条件和环境因素——不论是生理学的、心理学的还是社会学的——之产物的理论究竟对不对？人是否只是这些因素的偶然产物？最重要的是，犯人对集中营这一封闭世界的反应是否表明人逃不脱他所在环境的影响呢？面对这种环境，人是否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可以从原则和经验两方面回答这些问题。在集中营生活的经验表明，人还是有可能选择自己的行为的。有足够的例证（常常是英雄性质的）说明，人可以克服冷漠，克制暴躁。即使是在可怕的心理和生理条件下，人也能够保持一定的精神自由和意识独立。
实际上，人们也经常会遇到需要抉择的时刻。每天每时你都需要做出决定，这样的决定将使你要么屈从于致命的暴力，要么保持自我内在的自由，同时也将决定你是否成为环境的玩物，是否抛弃自由和尊严而变成标准的囚徒。
积极的生活能够使人有机会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实现价值，而消极的生活能够使人满足于对美、艺术或者自然的追求。但是，在那些不仅没有追求创造和快乐的机会，而且只存在一种达到最高道德标准的可能（就是说，在对待自己被暴力完全束缚的生命的态度上）的生活中，人生仍有目的。他不能过创造性或享乐的生活，但不只是创造和享乐才有意义。如果说生命有意义，那么遭受苦难也有意义。苦难、厄运和死亡是生活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没有苦难和死亡，人的生命就不完整。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谈到“作为痛苦的激情，一旦我们对它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就不再感到痛苦了”。
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的犯人，注定要走向毁灭。由于他对未来失去了信念，他也就丧失了对精神的把握。他自甘堕落，成为行尸走肉。通常，这会很快发生，通常的表现是精神崩溃，凡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对此都非常熟悉。我们都害怕这一刻，不是担心我们自己，而是担心我们的朋友
集中营在1944年圣诞节至1945年圣诞间的死亡率是最高的。他认为，原因不在于劳动强度增大，也不在于食物短缺或气候寒冷，甚至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流行病，而是由于多数犯人都天真地以为能在圣诞节前回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犯人失去了勇气，变得沮丧起来。这严重减弱了他们身体的抵抗力，导致许多人死亡。
正如前面所说，要想恢复犯人内在的力量，必须首先让他看到未来的某个目标。尼采说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可以作为所有心理治疗师的座右铭。只要有可能，你就应该告诉病人为什么要活下去，一个目标就足以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内在力量。看不到生活有任何意义、任何目标，因此觉得活着无谓的人是可怜的，这样的人很快就会死掉。一般他们还会说：“我对生活不再抱任何指望了。”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呢？
第三个阶段（释放与解放阶段）：解放后犯人的心理学。——日本电影《芋虫 》心理展现。
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集中营看守们的心理构成都有些什么？人们经常向心理学家提出这个问题。尤其当他对这些事情有过切身体会时，更是如此。同样也是血肉之躯的看守，怎么能够像许多犯人说的那样去对待他的同类呢？如果你听到犯人的介绍，相信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你不免要问，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得到解放的犯人最初的感觉叫“人格解体”。一切都显得不真实、不可能，像是在梦中一样。我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被梦欺骗了多少回呀！
与精神相比，身体所受的束缚要少一些。从最初的时刻起，身体就充分利用了刚刚获得的自由。我们开始不停地吃，甚至半夜也要起来吃东西。人的胃口可真大呀。
消除在集中营最后几天那急剧的心理紧张过程（就是从神经紧张到心理平静）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说得到解放的犯人不再需要精神抚慰了，那是错误的。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一旦得到解放，反倒面临着某种危险，尤其是在巨大的心理压力突然消失的情况下。这种危险（在心理的意义上）就是心理的减压病。正如潜水员突然离开潜水舱会损害他的身体健康一样，犯人突然从高度紧张的集中营得到解放，也可能遭受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损伤。
在这一心理阶段，资质比较愚钝的人不太容易摆脱集中营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残忍行为的影响。获得自由以后，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随意而轻率地运用自己的自由了。对他们来说，唯一改变的是现在他们由被压迫者成了压迫者。他们是暴力和不公的施予者，而不是接受者。他们痛苦的经历成了为所欲为的借口，这种情况在小事中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
除了由于集中营生活的压力突然消失带来的道德出轨外，还有两大因素可能损害被解放囚犯的人格：回到原来正常生活后的心酸和理想情景的幻灭。
我们在说到给予集中营犯人精神力量的时候，曾经讲过应该给他一个未来生活中值得期待的目标。要提醒他，生活在等着他，亲人在等着他回家。但被解放以后呢？一些犯人发现没有人在等他。他发现那个记忆中给予他力量的人已经死去！他发现，梦想成真时，一切并非如他所愿！当他踏上电车，奔赴多年来魂牵梦绕的家乡，正如多少次梦见的那样，摁响了故居的门铃，却发现那个该开门的人没有出现，而且永远不会出现！
在集中营里，我们说世间任何幸福都不能补偿我们遭受的苦难。我们不是在祈求幸福，它不是给予我们勇气并为我们的痛苦、牺牲以及死亡赋予意义的东西，但我们对不幸仍然毫无准备。为数不少的犯人经历过这样的幻灭感，这也是他们自己最难以度过，更是心理学家最难以帮助他们度过的难关。但心理学家不应为此气馁，相反，应该更积极地迎接这一挑战。
四、 书的现实意义
1、 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断言：“人注定要徘徊在焦虑和厌倦这两极之间。”现代人之所以陷入上述精神困境，与“存在之虚无”息息相关。
存在之虚无是20世纪开始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可能是由于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受的双重丧失——本能直觉和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改变。现代人既丧失了告诉他必须做什么的本能，也丧失了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的传统，有时人甚至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现代人要么去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要么做别人强制他做的事（集权主义）。
存在之虚无还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和伪装出现。有时，遭遇挫折的人对意义的追求会通过追求权力（包括追求权力之最原始的形态即金钱）、追求享乐、追求性自由等得到替代性补偿。
《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指出：存在之虚无的主要表现是厌倦。事实上，对精神病学家来说，厌倦所带来的问题要比焦虑带来的多。而且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因为科技的进步可能导致普通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而许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些大量的闲暇时间。
2、 弗兰克尔与意义疗法
弗兰克尔是继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后，心理学史上第三位宗师级人物。他为了对治“存在之虚无”所造成的种种心理疾病和精神困境，开创了“意义疗法”。意义疗法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引导灵魂找到生活的意义而治愈心灵创伤。生活是充满意义的，人们要摈弃环境的侵扰，学会追寻生活的意义。它着眼于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对这种意义的追求。根据意义疗法，努力发现生命的意义正是人最主要的动力。这种“追求意义”的疗法，和弗洛伊德的“唯乐原则”、阿德勒的“超越自卑”产生了区别。
法国人曾做过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89%的被访者承认人需要“某种东西”才能活下去，另有61%的人承认自己的生活中确有某种东西或者某个人是自己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
由此可见，人主要的担忧是实现某种意义，而不仅仅是满足欲望和本能的需求，或者是调和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欲望的冲突抑或适应社会和环境。在这一点上，它与心理分析分道扬镳。弗兰克尔认为：人对意义的追寻会导致内心的紧张而非平衡。不过，这种紧张恰恰是精神健康的必要前提。世界上再没有别的能比知道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更能有效地帮助人活下去（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尼采的一句话很有智慧：“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句话是任何心理治疗都应当遵循的座右铭。
3、找到生命意义的途径
弗兰克尔认为，可能找到生命意义的途径有三个：工作（做有意义的事）、爱（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他强调：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义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时刻每个人特殊的生命意义。这个问题就好比问一个棋手：“告诉我，大师，世界上最佳的招法是什么？”离开特定的棋局和特定的对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最佳的招法，甚至连较好的招法也不存在，人的存在也是这样。你不应该追问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这样，每个人生命的任务就是特定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机会也是特定的。
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因此，意义疗法认为，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在勇敢接受痛苦之挑战时，生命在那一刻就有了意义，并将这种意义保持到最后。换句话说，生命之意义是无条件的，因为它甚至包括了不可避免之痛苦的潜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