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是这是我硕士生阶段的最后一门作业，在写这个作业的过程中，逐渐明白了什么是conceptulization，什么是literature review，以及在进行一个研究的时候，前期准备是如此的重要。督促我一点点把这些学起来的是我的导师郭可，他提倡美式的研究规范，但又教我们不要拘泥于美式的研究方法，这也是他教我们的最后一门课程，无论是不是他所带的学生，都从中获益非浅，当然是那些真正认真投入到课程学习中去的人。---本文作者：小舞
理论来源
框架理论的来源有两方面的取向，一方面是心理学，一方面是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学者主要是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研究框架，他们认为框架是记忆中的认知结构（或称基模，schema），“为人们据以了解外界事物的心智代表，若经启用可影响其后续诠释或判断”（黄惠萍，2003）。另有一种心理学研究取向认为，框架是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中安排信息，以至于一个议题的某些东西在个人的认知资源中占有更大的部分。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这一部分东西在影响个人的判断和推断上变得很重要（Pan & Kosicki，1993）。
实际上，这两种研究中的“框架”一词的含义已经有了一些差别，前者指的是已经形成的框架（frame），后者指的框架形成的过程（framing）。虽然frame和framing两个英文单词对应的中文都是“框架”，但显然是两层意思，而这两层意思在框架理论的相关叙述中也时常交替出现。
社会学方面主要是由戈夫曼引入框架概念，他在1974年出版了《框架分析：关于经验组织的一篇文章》（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将框架理论从人类学和认知心理学者贝特森（Bateson，G.）那里引入社会学研究。戈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对于信息传播活动的研究，戈夫曼也是放在框架分析的背景下进行的。
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他同时认为框架一方面来源于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张洪忠，2001）。
综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按照加姆森的归纳，就形成了对于框架概念的两种理解：一类是指“界限”（boundary），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人们藉以观察客观现实，凡纳入框架的实景，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部分；另一类则是指人们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building frame），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论外在世界的活动（转引自：张克旭等，1999）。黄旦进一步认为，“界限”和“架构”无法截然分开，它们一个主内，针对人的认识结构而言，一个主外，以信息交换和互动为意向。前者为后者设置了大致的边界范围，后者又会引领前者如何取舍景象。李普曼则有一个更加通俗易懂的说法：一方面，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观察习惯；另一方面，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而后定义，而是先定义而后理解。置身在嘈杂混乱的现实世界中，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乐于按照自己的文化所给定的、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黄旦，2005，235-236）。单从传播学研究的视域来看，框架理论的来源，似乎也可以归结到李普曼的“头脑中的图景”一说。
框架的含义
根据瑞兹（Reese，S.D.，2001，10-11）对框架理论传统的追溯，其定义大致可分为三类：
- 重点在于效果或媒介的产品。如恩特曼（Entman，R.）所说的，框架是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用这样的方式，促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以及/或者如何处理的忠告。
- 不局限于选择，而是把框架看成是积极的意义生产过程。加姆森（Gamson，W.）等人就把框架定义为是一个起到中心组织作用的概念，以使人认识到与之相关的事件，暗示争论的东西，并由此导致其他事件“没有发生”。戈夫曼（Goffman，E.）说，框架有助于分类，让框架的使用者对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许多事件，进行归位、理解、确认和标示。这一看法，显而易见是以意义的建构为重点的。
- 框架不仅是意义的生产，而且也是筛选的手段。关于这一方面，吉特林（Gitlin，T.）对框架的定义具有代表性。他说，框架是一个持续不变（over time）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范式。通过这样的框架，符号的处理者按照常规来组织话语。
《传播关键词》中给出的定义则在一定程度上糅合了上述三类说法，认为：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媒介生产者惯常于使用这些来组织产品和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媒介框架能够帮助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并且按照常规处理大量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信息，并将它们套装在一起。由此，这一些框架就成为大众媒介文本编码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了的部分，而且可能在受众解码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O’Sullivan, T., Saunder, D. & Fiske, J., 1994, 123）
框架理论的基本观点
框架理论的关注点在于媒介的生产——或称编码——过程。以新闻而论，新闻并非自然产物，而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建构过程，且是媒介组织与社会文化妥协的产品，具有转换或传达社会事件的公共功能。因而新闻报道是“框现”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社会现实的过程。新闻生产者通过这种框现、选择、重组或强调新闻事实，形成新闻的框架，这个框架赋予新闻文本特定的意义，从而影响读者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和诠释。
另一方面，新闻生产者对框架的构建也会受到受众的影响。框架效果产生的基础是不同个人对事物及社会的认知交集，这种相类似的认知构成了新闻生产者、新闻文本与受众之间互动的可能性。新闻生产者根据受众的认知交集预期受众的口味以及反映，因此新闻生产者对传播效果的预期也会影响其对框架的构建。在新闻生产者通过选择、强调、重组事实来构建框架的过程中，要受到新闻常规、新闻组织的符号机制及不同消息来源的政策立场三方面的影响（张克旭等，1999），其个人认知框架也会发生作用。特别是消息来源会不断从公共情景中选择事件、凸显事件、重组事件来形成公共议题，不同记者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亦会寻找不同的消息来源，因此消息来源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客观报道的证据，更可能协助记者框现文本内容。由此可以得知，媒介框架的构建（framing），是新闻生产者（记者、编辑）、新闻专业常规（如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媒介组织、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文化等因素互动的结果，并表现为媒介产品——文本或话语。
黄旦（2005，231-233）总结了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他认为：
- 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媒介的生产，即媒介怎样反映现实并规范了人们对之的理解。框架理论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分析领域：即议题、话语和意义是如何被准确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的；
- 怎样反映现实，如何构建意义并规范人们的认识，最终是通过文本或话语——媒介的产品得以体现。因而，本文建构、诠释或话语生产分析是框架理论的重点；
- 框架理论关注媒介生产，但并不把生产看成一个封闭孤立的过程，而是把生产及其产品（文本）置于特定语境——诸种关系之中。这诸种关系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把文本自身作为一个自足体系（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考察其内在的关系并由此所凸现的意义；二是文本生产和整个外在环境的关系（重要的制度化部分），捕捉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张力以及对文本意义的影响。
目前有关框架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以下四类：
- 框架内涵及理论的探讨；
- 媒介框架来源的研究，如对新闻消息来源的研究；
- 媒体报道内容的框架分析；
- 媒介框架对受认知的影响（黄惠萍，2003）。
框架分析方法（framing analysis approach）
框架理论提供了从媒介产品的文本或话语入手，来分析媒介生产的研究方法，可称之为“框架分析方法”（framing analysis approach）。
如前文所述，媒介建构现实的过程最终是通过媒介文本或话语表现出来，而框架理论把这一建构过程看成是一个存在于外部诸种关系之中的过程，既包括了文本自身凸显的意义，也包括了文本与外部制度化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媒介文本/话语的框架，是在新闻生产者（记者、编辑）、新闻专业常规（如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媒介组织、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文化等诸种因素的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在框架理论的基础上，完全有可能从媒介文本/话语入手，来分析媒介生产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
在框架理论引入媒介研究后，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在框架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框架分析的方法，来对文本框架进行描述和分析。台湾学者臧国仁提出了新闻框架的高、中、低三个层次，他认为，高层次指的是新闻的主旨，即对某一主题事件的定性，“这是什么事情”，通常以标题、直接引语等形式表现出来；中层次主要是由主要事件、历史、归因、影响、评估、描述、观点等环节组成；低层次则是指框架通过语言或符号的表现，主要包括修辞、风格、语法等（张克旭等，1999）。董天策等（2005）就利用高、中层框架对香港和台湾两家报纸的“连战访问大陆”的报道进行了框架分析，并认为两家报纸的经营属性——市场化报纸和政党报纸——是造成它们的报道框架呈现明显差异的原因。
早期的框架分析更多是采取质化的、文本分析的方法，坦卡特（Tankard, Jr., J.W., 2001, 98）认为，由于文本分析通常只是由研究者单独的进行框架的界定工作，因此研究过程难以避免主观性。他和同伴通过实际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框架列表”（list of frames）的方法，试图将量化的分析引入框架分析当中。他们认为，框架是新闻文本的中心内容，它通过选择、强调、重组、附加细节等方式，提供一种情境，并提示新闻的主旨。在此基础上，坦卡特等人提供了11个指标组成的“框架列表”，这个列表可以帮助研究者比较客观地确定文本的框架。这11个项目分别是：新闻标题（包括主标、副标），新闻图片，图片说明，新闻导语，消息来源，引语的选择，引语的强调，文章所属的系列的标识，数据和图表，文章的结论。研究者可以从以上指标入手来分析确定媒介框架。王轩（2006）在对中国三家日报——《人民日报》、《华西都市报》、《北京青年报》——关于美伊战中的报道框架的分析中，就使用了这一方法，对所选择的文本的消息来源、报道类型和版面、图片图表、主题与基调等方面做了比较分析。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完全照搬坦卡特等人的11个指标，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有所调整。
由此，在框架分析中并没有绝对统一的指标，指标的确定取决于所要研究的问题和文本对象。
当然，对新闻文本进行分析并描绘出其框架，并不就是研究的全部。框架分析的意义应该在于，通过对文本/话语的分析，理清在框架的构建过程中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它们之间是怎样的互动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等等。在媒介生产过程中，文本/话语就是媒介的产品，这一生产过程不是媒介闭门造车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性的生产”过程（黄旦，2005，237），是制度环境、社会文化、媒介组织利益及原则、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受众等因素互动的过程。借助框架分析的方法，可以通过对框架“是什么”的描述，进一步追问其背后的“为什么”。
媒介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不是镜子式的反映，媒介框现的“镜像”与现实世界有差别，但又不是毫无关联，它既是对世界的反映，也是对世界的歪曲。这种歪曲的力量来自何处？框架分析提供了回答这一问题的途径。本文认为，这也正是将框架理论及框架分析方法引入媒介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参考文献：
- O’Sullivan, T., Saunder, D. & Fiske, J.(1994),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Methuen & Co. Ltd.
- Pan & Kosicki (199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10, pp.55-75
- Reese，S.D.(2001), “Prologue-Framing Public Life: A Bridging Model for Media Research”, in Reese, S. D., Grandy, O., and Grant, Jr. A. E. (eds.) (2001),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p. 7-31
- Tankard, Jr., J.W. (2001), “The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edia Framing”, in Reese, S. D., Grandy, O., and Grant, Jr. A. E. (eds.) (2001),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p.95-106
- 黄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黄惠萍（2003）：《媒介框架之预设判准效应与阅听人的政策评估——以核四案为例》，原载台湾《新闻学研究》第77期，转自传媒学术网
- 董天策、徐宁（2005）：《从“连战访问大陆”看市场化报纸的时政报道——香港<东方日报>与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框架的比较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6期
王轩（2006）：《中国三家日报关于美伊战争报道的新闻框架分析》，传媒网学术网 - 张洪忠（2001）：《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0月
- 张克旭，臧海群，韩纲，何婕（1999）：《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从框架理论看电视报道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