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欧阳谦教授于2012年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一篇论文，主要探讨了哲学作为实践的现实效用——哲学咨询。
在今天这个商业化的社会中，在一个讲求实际效应和兑现价值的现实中，哲学的应用性或者说效用性始终就是一个问题。为何“哲学无用论”可以大行其道？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哲学自身往往与现实脱节。
一方面，与现代科学技术相比，哲学显然没有实际的用处而只能甘拜下风；另一方面，自中世纪以来，哲学就逐渐地走进学院围墙而完全学术化，很少为世人提供实践的智慧。
在今天，哲学基本上就等同于学术研究，它只是存活在大学课堂、学术研讨会以及理论出版物中。当然，哲学家们也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他们也在积极地回应现实变化，也在不断寻求哲学的突围之路。
作为现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现象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概括)都在试图改造哲学并发挥哲学的批判作用。
但是，在现代人愈发突出的精神健康问题面前，在帮助人们应对日常生活的思想困惑方面，如果与当下流行的各种心理治疗(还包括艺术治疗、戏剧治疗、音乐治疗、谈话治疗等)相比较的话，这些哲学依然是与日常生活脱节的。哲学起初所具有的思想治疗作用，在今天的哲学中间是难觅踪迹的。
于是，在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国家，近些年来兴起了将哲学应用于日常生活问题的“哲学咨询”。作为应用哲学的当代发展形态，“哲学咨询”能够担当起实践哲学的重任吗？
按照活跃在美国的“哲学咨询”重要代表L. 马利诺夫的乐观展望：
“我们要想过上自由的生活，就要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制度以及我们对于自由的坚决捍卫；我们要想活得长寿，就要取决于我们的基因以及我们的健康医疗质量；我们要想拥有理智的、高尚的、正直的、快乐的和美好的生活，就要取决于我们的哲学以及我们的哲学实践。用思想来审视我们的生活，才是更好的生活，也是可以企及的生活。读柏拉图吧，不用吃心理医生的药丸！”①
简单地说，“哲学咨询”就是运用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帮助人们解决思想上的种种困惑。在加拿大从事“哲学咨询”的P. B. 拉伯(他是第一个以“哲学咨询”作为研究选题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曾经用几个“不是”来界定“哲学咨询”：
它不是学院式的哲学，它不是哲学的教学，它不是一种心理治疗，它不是一种科学的尝试，它不是一种随意的交谈，它不是一种宗教活动。
从肯定方面来讲，哲学咨询就是哲学的实践活动，就是利用各种哲学方法帮助人们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些思想观念问题。按照苏格拉底的古老遗训，哲学家就如同一个助产士，他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达到理智的判断②。
对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我们都习惯于向别人求教，这应该是各种思想咨询的原生形态。非严格意义上的咨询是在日常生活中向父母、长辈、老师、朋友请教，过去还可以求教于那些智者、圣人、牧师等知识精英。
现在的生活节奏变得愈来愈快，许多事情变得愈来愈复杂，就连父母、长辈、老师、朋友们也感到无所适从；与此同时，智者已经不存在，圣人也被打倒，牧师的作用大大减弱。
我们只有向专业人士请教，于是各种咨询行业快速兴起。无论是个人的恋爱婚姻家庭事务还是我们的职业选择和投资理财等活动，都需要求教于职业咨询师。
正是现代社会的商业化过程滋生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同时也催生了各式各样的咨询服务形式。其中，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是最为火爆的咨询业务，因为现代人有太多的焦虑、沮丧、孤独、绝望等消极情绪需要克服。
心理咨询既然可以凭借一些哲学理论而通行无阻，那么哲学家为何不直接出手来应对愈加严峻的精神健康问题呢？
或许就是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一些有着哲学实践志向的学者开始推出自己的“哲学咨询”项目，尝试着将哲学应用到个人日常生活以及群体人际关系等问题上面。
哲学开始以思想咨询和生活顾问的姿态介入普通人的生活，如帮助一个婚姻失败的女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让一个企图自杀者放弃自毁生命的念头，为中年人化解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协助公司构建企业文化等。
在“哲学咨询”的活动中，哲学就这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问题进行亲密接触，从而显示出了哲学智慧原本就有的实践取向。
因为实践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应用，对于“哲学咨询”当然就有不同的叫法，比如使用“哲学咨询”(Philosophical Counseling)、“哲学实践”(Philosophical Practice)、“哲学顾问”(Philosophical Mentoring)、“哲学指导”(Philosophical Guidance)、“哲学辅导”(Philosophical Coaching)、“哲学商谈”(Philosophical Consultation)、“哲学治疗”(Philosophical Therapy)、“临床哲学”(Clinical Philosophy)、“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等。
不过，比较普遍的叫法还是“哲学咨询”和“哲学实践”。当哲学开始走出教室和书斋，放下孤芳自赏的姿态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思想问题的时候，首先就会引起普通人的怀疑：哲学真的可以为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健康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案吗？哲学可以作为一种咨询服务而产生实际的效益吗？
其次，“哲学咨询”还会遭到心理咨询从业者出于职业利益的反对：哲学咨询师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而不能辨别严重的心理疾患，自然就会误导或者耽误病人的治疗。
最后，“哲学咨询”也得不到学院派哲学家的认同，因为在他们看来，哲学的实际应用势必会导致哲学的庸俗化。因此，“哲学咨询”从一开始就要极力为自己的功效和定位进行证明。
“哲学咨询”一直宣称它是对古老的哲学实践传统的复兴，是对“苏格拉底对话”的传承，那么传统的哲学形态在今天能够复活吗？长期以来，哲学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已经变成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问了，它能够让思想与生活重新对接吗？
事实上，哲学咨询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与心理咨询划出一条界线。从目前哲学咨询采取的方法来看，它很难与心理咨询完全区别开来。就咨询的手段方法而言，今天的心理咨询往往也使用大量的哲学内容，不少心理咨询其实就是一些哲学实践的变种。
如存在主义治疗，就是应用存在主义理论帮助有心理问题的人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和责任，让人勇于面对自己的生活选择和现实困境；就咨询的对象而言，有些“来访者”(Visitor)的情况往往就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比如面对一个企图自杀的人，究竟是哲学咨询有效还是心理咨询有效呢？这里就有一个“咨询”(counseling)和“治疗”(medication)的区分问题。
哪些心理问题只是需要咨询而已？哪些心理问题还需要进行治疗？加拿大的哲学咨询师P. B.拉伯认为，精神健康问题大多数可以通过咨询得以解决，其中需要治疗的仅占很小的比例，当然还有一些心理问题既需要咨询也需要治疗。
可以这样说，“哲学咨询”主要处理的是由于思想观念冲突而引起的困惑和矛盾；“心理咨询”则偏重于精神障碍的治疗，这些障碍往往因为心理上形成的各种“情结”(complex)而起。
再简单一点说，「“哲学咨询”是在意识层面进行的思想交流，“心理咨询”则更多的是在无意识层面进行的动机分析」。
因此，哲学咨询师总是强调说，“调解是深思而不是治疗”(Mediation means meditation，not medication)。
在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之间，大体可以做出以下的区别：
首先，“哲学咨询”采取的形式是“对话”(Dialogue)而不是“诊断”(Diagnosis)，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指示与服从的关系。
其次，“哲学咨询”不是把来访者(Visitor)看作病人，而是看作神智健全的人，可以进行交流对话的意识主体。“哲学咨询”的基本形式就是在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展开一种自由和充分的对话。
再次，哲学咨询师不是居高临下地讲一通深奥的哲学道理或者简单地用柏拉图或康德的观点教诲来访者，为来访者提供一些现成的答案，甚至代替来访者做出选择。
最后，与心理咨询最大的不同在于，“哲学咨询”绝不纠缠来访者的隐私和过去经历，不需要躲躲藏藏地进行私密性的谈话，而是可以在公共场所进行探讨，启示来访者以面向未来的态度作为积极改变生活的重要原则。
因此，除了一对一的谈话，哲学咨询也可以在一个团体中进行(比如有政府咨询、公司咨询、儿童咨询等形式)，在法国等地所推行的“哲学咖啡馆”活动就是一个明证。
作为一种应用哲学或者实践哲学，“哲学咨询”正式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般认为是德国学者G. 阿申巴赫(Gerd Achenbach)率先举起了这面旗帜。他于1981年在科隆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称为“哲学实践”(Philosophische Praxis)的咨询机构，并公开打出“哲学咨询”的招牌。他还成立了“德国哲学实践协会”(The German Society for Philosophical Practice)，经过一定的发展后又改名为“国际哲学实践协会”(Internationale Gesellschaft fur Philosophische Praxis，IGPP)，这个协会以推广“哲学咨询”为宗旨，积极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并创办有理论刊物Agora(原意为古希腊的市民辩论会场)，后正式更名为《哲学实践杂志》(Zeitschrift fur Philosophische Praxis)。
在他发表的重要著作《哲学实践》(Philosophische Praxis)中，阿申巴赫提出“哲学的生活咨询”可以作为心理治疗以外的一种选择。随后，“哲学咨询”在西方国家迅速发展起来。
在美国，哲学咨询师马利诺夫发表了《要柏拉图不要灵丹妙药——哲学在日常问题中的应用》(Plato，Not Prozac!—Applying Philosophy to Everyday Problem)、《哲学实践》(Philosophical Practice)等著作；
在加拿大，P. 拉伯推出了《哲学咨询：理论与实践》(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Theory and Practice)、《哲学咨询中的问题》(Issues in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等著作；
在英国，咨询师T. 利波恩(Tim LeBon，英国实践哲学协会主席)发表有《智慧的治疗》(Wise Therapy)一书。其他比较活跃的哲学咨询师还有S. 舒斯特(Shlomit Schuster)，其代表作是《哲学实践：一种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另外选择》(Philosophy Practice: An Alternative to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法国人M. 苏特(Marc Sautet)，是“哲学咖啡馆运动”的推动者，代表作《苏格拉底咖啡馆》(Un Café pour Socrate)。
他们纷纷建立了各种以“哲学咨询”为名的咨询机构，并且陆续成立了相关的专业协会，如德国的“国际哲学实践协会”(IGPP)、美国的“美国哲学实践者协会”(APPA)和“美国哲学、咨询、心理治疗协会”(ASPCP)、加拿大的“加拿大哲学实践协会”(CSPP)和“英美哲学实践协会”(AASPP)，另外还有“挪威哲学实践协会”(NSPP)、“以色列哲学咨询协会”(ISPI)等。
这些协会定期举办会议进行同行间的交流，并且开办了专业性的哲学咨询在线网站。1994年，在加拿大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哲学咨询大会，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哲学家和咨询师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他们最新的实践成果。近些年来，在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建立起了一些“哲学咨询”机构。
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咨询”的兴起与现代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有关。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使得西方社会几乎变成了一个“治疗化的社会”(therapeutic society)。
心理障碍与精神疾病的类型愈来愈多，一方面与人们的生活压力愈来愈大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与精神病医生的职业利益驱动有关。
根据一个美国精神病学分类的统计资料：1952年计有112种精神病；1968年增加为163种；1980年是224种；1994年就变成了374种。上世纪80年代，精神病专家估计每10个美国人中间有1个精神病人；到了90年代，已经变成了每2个美国人中间就有1个精神病患者③。
还有，在我国大陆地区，2011年曾经有新闻媒体发布了相关机构的一个研究报告，称中国大约1.3亿人有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按照这个统计，岂不是每10个中国人中间就有1个心理疾病患者？
当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能看到种种心理问题，尽管人们的物质欲望得到了较多的满足，但是人们的心理却不断地出现问题。
当科技文明动摇了上帝的威信之后，当教堂牧师的作用被淡化之后，感到焦虑和沮丧的人们只好求助于心理医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咨询”以一种返本开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以“对话”方式开创了哲学的实践形态，其宗旨就是通过“哲学对话”辨明是非，让世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关切自己”。
他每天都要去雅典街市，在公共场所与他人一起讨论“幸福”、“生死”乃至“善良”等人生问题。伊壁鸠鲁(Epicurus)强调哲学是一种“心灵的治疗”(therapy of the soul)，是服务于人生实践的学问；塞涅卡(Seneca)明确提出了哲学咨询的观念，主张哲学就是帮助人们去面对贫困、财富和死亡。
他这样说道：“哲学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呢？就是咨询。当一个人面对死亡而另一个人面对贫困之时，他们可以从哲学这里找到希望和帮助。”④
今天，“哲学咨询”的目标就是扮演一个思想顾问的角色，发挥哲学自身具有的思想治疗作用，帮助个人或团体化解各种思想问题。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更多的都是思想问题。解决思想问题，当然就需要采用思想的方法。
比如，那些伦理道德问题、认识论和人生观方面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些思维偏向或者观念选择的问题。
就哲学咨询而言，当然不能按照医学方法对来访者进行临床式的诊断，因为来访者并没有什么身体上的疾患，也没有什么精神的异常，只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产生观念上的冲突，思想上总是有一些迷茫和困惑。
所以，哲学咨询的对象与心理咨询的对象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主要针对心理正常的个人来访者和公司组织等。
比较独特的有法国人M. 苏特开办的“哲学咖啡馆”(philosophical café)。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哲学咨询”活动形式，“哲学咖啡馆”不是一种哲学讲座活动，而是一种由哲学家当主持人或协调人的思想辩论会。
哲学咨询主要的对话模式是哲学咨询师运用他掌握的哲学思想资源与来访者进行对话，讨论其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可能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咨询师可以举出某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的观点，比如尼采的超人学说、萨特的自由选择理论以及佛教的四谛等；也可以推荐来访者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或老子的《道德经》等。
因此，“哲学咨询”对于哲学咨询师的理论储备有很高的要求，他不仅需要具备很好的沟通技巧，而且还要十分熟悉哲学史上的各种哲学观点，对不同时期的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关于人生问题的各种主张能够信手拈来。
阿申巴赫曾经申明，“哲学咨询”没有什么统一的方法，只是强调了一种开放式的对话方法，即他所说的“超越方法的方法”(beyond-method method)。
阿申巴赫的“哲学实践”是向那些愿意寻求哲学帮助的人提供咨询服务，完全依照来访者(Visitors)的具体问题情景选择不同的谈话进入方式。
所谓“超越方法的方法”，就是不要像心理治疗那样用事先规定好的心理类型套在“来访者”(Clients)的头上，并且按照一定的治疗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
哲学咨询不要划定只能用某个哲学家或者某些哲学家的思想概念，不要有那种固定不变的和封闭僵化的咨询方法。哲学咨询师和来访者进行一对一的真诚对话，双方要敞开心扉排除偏见。
通过真诚的对话，可以使存在的意义逐渐清晰起来。来访者求助于“哲学咨询”，就是为了寻求生活问题的解释或者答案。哲学咨询师不能将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强加给来访者，因为哲学咨询的目的是开拓思想空间而不是封杀思想活动。
用哲学咨询辅导来访者的积极结果，应该是唤起来访者的生活热情和自我信心，而不是给来访者一个标准答案或最终结论。
不过，在“哲学咨询”的实践过程中，哲学咨询师还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力求提炼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咨询方法。我们这里试举马利诺夫的“平静法”(PEACE)和P. 拉伯的“FITT”作为哲学咨询方法的两种模式，以便了解哲学咨询的具体实施步骤。
马利诺夫的“平静法”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是找出思想冲突的“问题”(Problem)所在。在生活中，父母亲人的病故、夫妻的离异、朋友的背叛、工作中的矛盾等，都会引发精神上的痛苦。在内心思想的冲突之中，往往是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导致思想矛盾而难以化解。
所以，哲学咨询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问题的来由。第二步是把握由问题所引发的“情绪”(Emotion)。
这是一个内在的反思过程，对自己的悲哀愤怒进行有意识的深思，由此达到释放情绪的目的，这是哲学咨询必需的过程。
第三步是对于出路的“分析”(Analysis)。既然烦人的问题找到了，情绪也缓和下来了，那就需要选择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总是有许多选择，这就需要进行分析，从中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第四步是对自己的生活境遇有一个必要的“概观”(Contemplation)。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我们都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需要用一种哲学的眼光总览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需要一种能够引导生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第五步是达到思想的“平静”(Equilibrium)。
当抓住了问题且生活的前景明朗之后，思想也就有了着落，走向了“平静”。这五个步骤用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在一起，正好就是“peace”，即“平静”。
在拉伯的“FITT”咨询方法中，第一个字母“F”代表“Free-floating”，指舒缓心情和减轻压力从而达到思想的“自由浮动”。在哲学咨询的对话过程中，哲学咨询师的职责是让来访者尽量摆脱心里的阴影，消除原来的偏见，克服观念的冲突，使来访者的精神压力得以缓解。
第二个字母“I”代表“Immediate problems solution”，指促使来访者跳出问题的陷阱而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一旦来访者有了解决问题的念头，哲学咨询师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
第三个字母“T”代表“Teaching as an intentional act”，指哲学咨询师讲授一些哲学理论为来访者提供一些思想的工具，改变来访者自以为是的思维惯性。
第四个字母“T”代表“Transcendence”，指思想不再沉溺于过去和现在，而改用一种超越的心态来面对将来的生活。拉伯特别强调哲学的思想治疗功效，因为哲学可以增进个人的自我理解，而且还可以提升个人的幸福感。
哲学咨询的要旨是以来访者为中心，其方法也是完全开放的。哲学咨询不能局限在某种哲学理论之中，而是要持博采众长的态度，让来访者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哲学咨询”并不是从零开始的。事实上，哲学咨询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传统。前文已经提到，古希腊哲学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品格。最初的哲学是在用哲学思想来处理“人的问题”而不是去争辩“哲学家的问题”。
哲学家应该做思想的医生，应该担负起生活顾问的职责。从词源上看，心理治疗一词Psychotherapy，就是由两个希腊词psukhe和therapeuein组合而成的。这两个词的意思原本就与医学无关：psukhe是灵魂和呼吸的意思，而therapeuein是关注和照料的意思。
当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完整的意思就是注意照料和关注我们的灵魂。
在古代哲学传统中，哲学思考主要被看作一种导向幸福生活的思考活动。苏格拉底喜欢用他的“辩证法”帮助人们澄清概念，让人们丢掉自以为是的思维习惯。他只是希望人们想得更清楚一些，活得更明白一些。
在古代，哲学家或者智者当政治顾问、军事顾问、生活顾问，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当别人的顾问，似乎就是古代哲学家的主要实践活动。尽管今天的情形与古代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哲学是不是就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呢？世人是不是就不需要哲学呢？
今天，商业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存在主义在心理治疗中的流行，《心灵鸡汤》一类的图书在市场上的畅销，包括近年来在中国哲学通俗读物的大量出版，都是一些很好的例证。这些现象说明哲学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每个人都会形成一些难以摆脱的“心结”，而这些问题仅仅使用药物往往是无效的，因为“心病”只能用“心思”来改善，思想的问题只能用思想的方式来解决。
正如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所倡导的那样：哲学应该从事苏格拉底2500年前所指定的助产婆的工作。哲学从思辨走向实践，从书斋走向生活，并不是在降低哲学的尊严。哲学应该改变它的现状，“它必须成为可操作的和实验的”⑤。
按照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生活本身就是实验的，因此思想也应该采取实验的方法。“哲学咨询”的理论基础及其方法体系都还处于定型之中，但是“回到苏格拉底”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简单地说，哲学咨询就是要复兴古老哲学的实践传统，与现实生活紧密地关联起来。因此，“哲学咨询”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去挖掘古老哲学的思想资源，从哲学史中吸取自身发展的必要养分。
马利诺夫曾经列出了一个可供我们采纳的哲学思想资源名录：
古代有西方的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泰戈拉、塞涅卡、奥古斯丁，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孙子，近代有培根、贝克莱、霍布斯、笛卡儿、休谟、洛克、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卢梭、康德、黑格尔，现代部分有克尔恺郭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皮尔士、詹姆斯、杜威、摩尔、罗素、萨特、怀特海、维特根斯坦、奎因等(只是近现代部分就没有中国哲学家的名字了)⑥。
对于“哲学咨询”在我国大陆地区开展的可能性问题，除了借鉴和采用西方学者已有的方法和理论资源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丰富资源。
我们只要去读读古代圣人的思想著作，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品格，有着它得天独厚的思想治疗功效。
尽管其中的道德理想成分很多，农耕文化的思想成分很多，但它仍然保存有人类生活实践的智慧结晶。中国传统哲学从来就是贴近社会生活的，从来就十分注重修身修心修行修德。特别是儒家，它自有一整套从“忠孝”、“仁义”、“学问”入门的修炼方法。
阅读孔子的《论语》，似乎就是一种一问一答的“哲学咨询”过程。其实，复兴儒学是可以从微观层面开始的，即改造和运用它的修身养性方法。
在哲学的思考和传授方面，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间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或许，“回到孔子”也不失为一种在中国本土开展“哲学咨询”的有效方法。
注释：
①Lou Marinoff, Plato, Not Prozac!—Applying Philosophy to Everyday Proble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9. p. 260.
②Peter B. Raabe, Issues in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Westport: Praeger, 2002, pp. 14-17.
③See Lou Marinoff, Plato, Not Prozac!—Applying Philosophy to Everyday Problem.
④Seneca, The Epicurus Reader, Cambridge: Hackett, 1994, p. 48.
⑤John Dewey,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p. 120-121.
⑥Lou Marinoff, Plato, Not Prozac!—Applying Philosophy to Everyday Problem, p. 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