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个充满学术气息的历史书，和我之前读的大部分书不同，没有京剧似的白脸黑脸之分。
作者：黄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战争爆发后，时仅就读大学一年级的黄仁宇决定辍学，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期间结识田汉、范长江等人。后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凭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所修的学分获密西根大学的取录，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2000年因心脏病发逝世于纽约。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与批判其观点。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
本书的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蛰——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这是一本很值得一看的书，特别是对历史感兴趣而又对那些学究式的历史资料和书籍感到头痛的人。这本书融合了作者多年对于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首次以作者提出的“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的恩怨，但又因写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正如国内评论：宛如作者坐在对面娓娓而谈，大故事里套出一些小故事，发人深思。
《万历十五年》批判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作者写作本书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书中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现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但是我不同意作者在书中指出的明代，特别是到了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末期，国家的治理完全依赖于文官集团的道德作用，即大家出于对新儒学的共同信仰而预定俗成的习惯。一个国家再怎样衰落和混乱，只要原有的法典制度还在，它们还是会对社会运行机制产生作用的，而不是一律大小事都由人为意识说了算。文官集团最基本能够像机器般有序的运作，还是有相关的法律典章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在书中用“完全”二字未免太绝对。
第一章 万历皇帝
本章以一个礼仪事件以及皇帝祭祖、亲耕、早朝说起
因为从皇帝和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帝国，一文人管理为数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的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拖出，自然办不到。所以我们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
其实这也侧面反映出了我们这种维系关系是多么的脆弱，同时明朝的皇帝多被人事礼节所捆缚，以至于万历的祖父嘉靖，父亲隆庆皇帝对官僚的失望以及对于各种礼仪的失去兴趣，而不理朝政。
明朝的皇帝仅仅是一个制度产物，在一堆制度道德约束下，使之对生活产生无尽的疲倦。而这个赶脚伴随了万历皇帝的一生，在年幼的时候，所谓的制度道德约束可能就是张居正以及皇太后。当自己大的时候，在张居正死后，挣脱了张居正的约束，却发现自己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些约束，正如文章：
他逐渐明白 ，倒掉张居正，真正收益的不是他自己。在倒张的人物中，可以分两类。一类任务强硬而坚决，同时又顽固而拘泥。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身上。在劝诫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i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宠爱德妃而冷落恭妃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干脆是为了争夺权利。他们利用道德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具有如此的眼光以及力量来暴漏张氏集团的本质。而张被弹劾后，在朝廷空出来了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信。
而皇帝作为一个人的属性，对于首辅张居正的感情变化，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崇拜——>畏惧——>依赖——>反叛——>厌恶——怀念
崇拜
张居正似乎永远都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宇，长须，而且注意仪表，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 也完全一致。他不开口则以，一开口就能接触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的“夫人不言，言必中”
畏惧
张居正同时也是万历的老师，并且严格的监督万历的学业，并且控制万历的学习，比如他阻止万历继续练习书法，要求皇帝节俭。
依赖
张居正回家祭父，表现的很彻底
反叛
其实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万历读历史的时候，或多或少就隐隐约约的赶脚问题的症结就是张居正。当张居正去世之后，似乎自己身上的束缚没有了，自己可以大刀阔斧的进行执政了。第一件事就是要他的朝廷摆脱张居正的影响，那么就从张居正生前的土地改革开始，进行否定。而聪明的官僚立马就嗅出了味道，立马攻击张居正。
厌恶
这一切使年轻的皇帝赶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居正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了他的私生活很奢侈。
而张居正的前任首辅高拱的《病榻遗言》也是对张居正的攻击。
PS本章也隐出了：
宦官：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平衡者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这一人物形象，有点类似老政治家的左派，老狐狸？和事佬？懒政？古代的政治制度，容易滋生这类作风的官僚原因是什么呢？仅仅是我们之前想的那样吗？
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
这一章更加详细的描述了明朝的皇权，皇帝的作用。以及这个庞大机器背后的实际：技术问题和道德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而又有偏重点，皇权等各种仪式主要是为了道德问题。而技术问题则有当地的总督巡抚定夺。
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而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i与和谐。鼓舞士气，发挥精神的力量
但是上诉理论仅仅是空中楼阁，仅仅是理论中的。因为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私欲。一则发财二则留名。
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只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流芳百世。
然而，就是这么和事佬的首辅，还是被文官集团所不满，尤其在后来的问题
所以文官集团具有两面性，而张居正利用自己强大的权利整治文官集团的同时，却忽略了文官集团的反抗（张居正生前生后）有一部分是：
四书五经在文官集团的作用，他们认为张居正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急功近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私人的下场，因为没有人愿意和张居正合作！
张居正的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许多实际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程度，只会照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为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为道德问题
那么文章把古代文人之间的攻击描写的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本章提到了张居正，而反而写张居正的却少的可怜。写了历代皇帝都要面对的一件头痛的事，立储！也是从侧面反映了皇帝在文官集团的标准——不能有感清，如果有那就不合格。我就和你闹。万历心里想，好，你们厉害，你们闹吧，你们自己闹吧，我不理你们！你们想造反？没有门！老子玩的是无为而治！
其实把，我个人倒是赶脚，这一章写的和前面的两章有些重复，反映的主题也大致差不多吧。
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
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未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忿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宪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这里有一句话，有生化了前两章的主题吧，写的也是相当的精彩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一遍，我艹，申时行什么时候成为了祖宗了？
后来发现自己幼稚了。。。。。。
本章开头以申时行的两个大的功绩来继续论证之前的结论。。。。
一是：修黄河；二是：和平解决西北边境问题
如果边防的情况依然故我而本朝与蒙古人贸然交兵，纵使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这联绵几千里的边防线，终归是要被对方冲破的。说到底，即使本朝的军队获捷一百次，也不能宣布占领了大沙漠；而对方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则可以使本朝彻底垮台。
构受文官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边防需要作出全面计划和长久打算，动员的程度则既不可过低也不可过高。一般说来，全国的情况有千差万别，不容许中枢凡事过问。因之皇帝的领导多少带有抽象性，应当集中全力鼓舞臣工，而不必在每时每事上加以处处干预。然则在紧要关头，皇帝左右全局决定和战的领导力量，却又千万不能等闲视之。就在这燥热的1590年夏天，申时行因为有了万历皇帝的支持，终于避免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这使他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本朝传统的优越性：让年轻的太子受傅于翰林学士，实在是高瞻远瞩。日后太子登极，翰林学士也被擢升，初为内阁中的副手，再遇机缘遂成首辅，这不仅保持了中枢人事的连续性，而且凭着老师和学生的亲切关系，可以使许多棘手的事情轻易而圆满地得到解决。
接着来了一个大罪状：立储问题
关于立储一事，申时行自始至终主张忍耐，等待万历改变主意，他的皇上兼学生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假以时日，他自己必然会对这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而施加压力则于事无补。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首辅的估计并不正确。时间并没有成为有利因素。他在文渊阁八年半的任期中，接触过各种复杂的人和事。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并不能永远做到弥患补阙，相反，有时造成的严重后果，竟会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
今天，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这座地下宫殿的玄宫，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壮丽豪奢，而是那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它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的身旁。同时，走近这悲剧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为这整个帝国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这一章的新东西也是很好，也是作者胶好了，来喂我们
各个地方官既已根据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原则，以农村的简朴为行政的着眼点，那么少数文官想要刺激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例如商业，或者是想改革供应制度以总收专发，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合理弹性，则势必在整个文官集团中另起炉灶，培养一批技术人员。其甄别，训练，管理，考核，升调也都要和一般行政人员不同。这样，势必演变而为两套不同的法令和两个不同的组织。而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它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责成全社会向它看齐。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针对这位大清官的土地政策，作者也直接指出了要害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高利贷就无法避免。
碎银通货君临于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其“政绩”自然也不能完美无缺。首先，碎银没有足够数量的铜币作为辅助，零售业极受限制。其次，这种货币既非政府的财政机构所统一发行，主管当局就无法作必要的调节，以伸缩全国货币的流通量。更为普遍的情况乃是一般富裕的家庭如不放债买田，必将金银埋于地下，或是制成金银器皿首饰（其方便之处，乃是随时可以复原为货币）。可是这种趋势，必更促使通货紧缩，使农民借款更加不易。以上种种因素刺激了高利贷者的活跃，而追本溯源，却依然要归之于政府的无能。好心的巡抚想要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途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最后在张居正倒台后，海瑞得以付出，但是又引起了争论，最后以以下收场：
就等于政府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本身矛盾。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前面主要描写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现在作者在本章将分析明朝文官和武官的关系：
这些武官令人同情的遭际，在本朝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探本溯源，还必须从本朝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说起。由于作者分析的到位了，就偷懒了。。。。。。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让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能考虑；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战略需要来作适当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则。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饷积欠过久。军饷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
第七章 李蛰——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问：“和尚痛否？”
答：“不痛。”
问：“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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