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在他的第一步英语电影《放大》中呈现了这样一组镜头：网球场上，一群嬉皮士挥舞着球拍，追寻并拍打着一个并不存在的网球。这场无球的打球游戏，荣获了打球者的全情参与，牵动着场外看客的各种情绪。在大家的感染下，电影主人公托马斯，一个明知道这是场无球游戏的人，也和所有在场的拥护者一样，选择拥护这一个真实的假象——他将那个掉出场外的“球”俯身捡起，然后扬起手臂，扔了回去。
无球存在，是个“公开的秘密”。说公开，是因为在场的人对此都心知肚明；说秘密，是因为每个人都以为其他人并不知道。这就是可怕的简化。
趋简避繁，近乎人之本性。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说：“普遍的最省力法则不仅适用于体力活儿，还适用于我们的认知行为。这个法则主张，如果达成同一个目标的方法有多种，人们往往会选择最简单的一种。”“因为懒惰是人类的本性。”
最省力法则意味着有些事能不做就不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些问题能回避就回避，眼不见为净。即便被逼至无处可逃的境地，也最好能将所有事情和问题都一并归在现存的某个“范式”之下，以求得到一揽子解决。然而，就连范式理论的开创者库恩也承认，在常态下会有反常现象，“反常现象也就是不符合预想的现象”，“反常现象的特征是顽固地拒绝被现有的范式接受。”于是，面对顽固的反常，人们的第一选择是，能拖着就决不解决，能逃避就决不面对。
这种“否认”的心理防御机制制造了关于问题解决的一种困难类型——“应当有所行动，但无人采取行动”，于是积羽沉舟，养“象”为患。“房间里的大象”，本是一句英国谚语，指某种巨大到不可能被忽视的真相，而事实上如此巨大的大象却常常被忽视。爱尔兰作家Bernard MacLaverty在《房间里的大象》里说：“仿佛你屋里有头大象，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你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但是，大家却都默契地从不谈论它，一起漠视它，很快就习惯了它的这种存在。”
对问题选择“否认”和“无视”的结果便是，酝酿更大的问题，落得个不可收拾的下场。
除了心理防御机制使人倾向于简化之外，环境压力也使承认问题的存在变得不易。在一个群体之中，那个道出真相说出问题的人，往往会被视为疯子或者别有居心的坏人，更遑论解决。就这样，简化终结了思考、质疑，也终结了解决问题的行动。
生活中，简化还会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他们推诿责任或遮盖真相的良方。其中，政府官员可谓行家里手：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说法，里根关于伊朗门的说法，希拉里关于白水事件的说法——“Mistake were made”，错误已经铸成，言下之意是，“就别再追究是谁犯的错了”，或者，“不是我干的”。
史蒂芬·平克在《思想本质》中提到语言学家杰弗里·普勒姆对路透社以“BUS BLOWES UP IN CENTRAL JERUSALEM（中央耶路撒冷巴士爆炸）”为新闻标题的做法进行的批评，他说：“用Bus Blowes Up（巴士爆炸）来描述一起如此暴力的事件，这实在令人费解。该暴力事件中，恐怖分子身缠炸药，在闹市区挤上一辆拥挤的公交巴士，他引爆身上的炸药，造成13人死亡，毫无疑问，他的目的是要一举炸死尽可能多的犹太人……而路透社对此事件的报道，听起来就像公交巴士是自行爆炸的一样。”
类似的，简化被利用的情况不胜枚举：“相关部门”、“有关领导”、“科学表明”、“专家认为”……皆属此列。
简化导致人们对问题视而不见，进而熟视无睹。与之相对的另一极端，是乌托邦主义。
1516年，被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托马斯·莫尔，完成了他的世界名著《乌托邦》，全名为《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书中有一位名为拉斐尔·希斯拉徳的航海家，到了一个名为“乌托邦”的小岛，那里的人过着理想的生活：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官员是公选的，物资是按需分配的，私有制是不存在的。想必每一个长在红旗下的四有新人都不会对这幅画面感到陌生——这不是我们被应允的理想彼岸吗？有什么不好？只要实现了乌托邦，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
所有怀抱此种想法的人，都有被归类为“乌托邦症候群”的危险。如果你在无法实现理想目标的时候，责备自己太过无能，接着酗酒、嗑药，那么恭喜你，你属于第一种类型——内射式；如果你坚持沉浸于“在路上”的跋涉式拖延，一直为过程做准备，而不在意目标，那么恭喜你，你属于第二类；如果你认为自己肩负改变世界的使命，认为自己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而且一直企图说服别人和你一样否则你便会视之为敌人，那么恭喜你，你属于第三种类型——投射式。
乌托邦症候群三种类型的表现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与它的对立面——“简化”殊途同归；另一类则走向了更危险的领域。
乌托邦其实和简化都在追求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前者采取否认问题存在的态度，后者承认有困难，但认为这些问题是不正常现象，因此得不到完美解决。二者都使问题陷入胶着，而没有采取行动。例如，对于家里需要添一套安保系统这件事情，乌托邦症候群会这样思考：“如果贼要光顾我家，总会想到办法，无论装什么系统都没有用。”于是放弃行动。再比如关于控枪一事，有人会说：“控枪有什么用，反正如果谁要想实施暴力，总能找到武器。”追求完美解决方案的人往往认为，如果尝试某种解决方案后还有遗留问题未得到解决，那么这种解决方案就根本不值得采用。
另一类乌托邦症候群的表现是，自认为找到了完美解决方案，就差努力执行了。这一类的危险在于，他们会为了自认为的完美方案，采取极端行动。
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乌托邦思想总是将人类引向大屠杀。这一现象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乌托邦给出的是一个恶性功利计算。“在乌托邦中，每个人都是永远幸福的，所以其道德价值无限外推。”谁阻碍这样一个美好世界的实现，谁就是应该被铲除的恶人。第二，“乌托邦都有一个明确的操作蓝图。在乌托邦世界，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那些对乌托邦而言无意义无价值的事和人，应当在一开始就从蓝图中予以剔除。
怀有乌托邦理想的领导者，在开动构建理想国度的列车后，会将一切阻碍碾为齑粉，亦即进行极端的大屠杀。塔西坨在公元1世纪就说过：“那些滔天大罪都是这样发生的——少数寡廉鲜耻的人倡导，一些人附和赞成，其他所有人一声不吭，被动地默许。”由是平克说“20世纪种族屠杀的历史明白无误地证实了领袖的不可或缺，当他们被推翻或者死去之日，就是屠杀停止之时。”
可怕的是，《改变》的作者们认为，我们正处在乌托邦盛行的时代。成功学、幸福学等，都会轻易给你一个允诺——读完这本书、上完这堂课，你就可以过上成功、幸福的生活。如果仅仅是如此，倒也没什么可怕，试过一次，发现被骗，也便能吃一堑长一智。怕就怕，生活总被别人编织的梦想之网笼罩，想要挣脱，却被收束地更紧，若一声不吭，又怕铸就平庸之恶。无论如何，当一些人惦记着“乌托邦”（Utopia）作为“好地方”的本意外，需要有更多的人去提醒他们“乌托邦”的另一个本意——“没有的地方”。
吊诡的是，这个“没有的地方”比我们想象得容易抵达，只是抵达之后，我们可能会发出尼古拉斯·贝加耶夫式的慨叹：
“看来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去避免它终于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正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