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沙皇

 文/陈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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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创作道路，必需了解他的经历。而他的经历里最重要的则是他与沙皇的关系。这决定了他的一生的走向。他青年时代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议论推翻沙皇而沦为沙皇政府的阶下囚；获释回来后，因宣扬沙皇的治国理念而成为沙皇政要的座上宾。陀氏的这段经历，因为种种原因，苏联时代很少提，中文读者当然更难知道详情。苏联解体后，俄国学者发表了许多有关研究专著， 本文想加以梳理，把公认的确凿的重要史实介绍给读者，以增进他们对陀氏著作及其创作道路的理解。 　　 　　 184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得到别林斯基的推崇并刊载在涅克拉索夫编的《彼得堡文集》里，使他一举成名。他本来跟别林斯基小组关系很密切，可是后来一方面因为对别林斯基的批评不满（因为别林斯基改变了最初对《双重人格》的较好评价并严厉批评了《女房东》和《普罗哈尔钦先生》），另一方面他自视甚高，摆名作家的架子，而小组里的一些年轻作家又不买他的账，经常奚落他，所以1847年初就跟别林斯基及其小组决裂了。 　　 　　 这年春天，他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 　　 　　 彼得拉舍夫斯基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是傅立叶的信徒，主张俄国民主化，消灭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1845-1849年间，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经常在他家聚会。参加聚会的人们利用他收藏的大量禁书了解唯物主义哲学、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史。 　　 　　 1849年初，在西欧1848年革命事件影响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斯佩什涅夫所组织的秘密团体。 　　 　　 1849年4月22日，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被沙皇政府破获。陀思妥耶夫斯基跟许多成员一起遭到逮捕，监禁在彼得堡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9月开始审判，11月16日审判结束。二十一名成员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判决书里指控他两项罪名：一是他先后在小组成员杜罗夫和彼得拉舍夫斯基住处朗读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反对农奴制度的信1，而且后来还给蒙别利传抄过；二是，在斯佩什涅夫住处朗读格里戈里耶夫中尉的煸动性小说《士兵谈话》时他在场。 　　 　　 决定12月22日在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枪决。临刑前，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免除死刑，改判四年苦役，然后罚四年当列兵。 　　 　　 在当列兵期间（1856年初），他结识了未来的妻子伊萨耶娃，爱得死去活来的。但是他那种处境是无法结婚的。1855年2月尼古拉一世驾崩，陀氏萌生了获得赦免的希望，于是1855年6月末，便写了一首题为《1855年7月1日颂歌》的诗给尼古拉一世的遗孀、新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母亲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祝寿，赞扬她、赞扬她已故的丈夫、赞扬她的儿子，并借机讲述了自己的处境，希望能得到赦免。1855年7月，他的好友弗兰格尔2托人转交给皇太后。8月13日，陆军部收到西伯利亚独立军军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福特提出提升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士官的申请报告，申请报告里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这首诗。11月18日，陆军部大臣多尔戈鲁科夫批示：“皇上批准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晋升为士官。”他现在自由时间多了，而且可以自由支配了。但是伊萨耶娃仍然不愿意嫁给他。于是他便下决心采取行动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处境 。 　　 　　 在军事工程学校念书的时候，他认识了托特列边兄弟俩。老大名字叫爱德华，后来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紧张时刻设计了一条绵密的市区防线，迫使英法联军放弃了正面进攻，因而成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英雄，他的名字同海军大将纳希莫夫等战功卓著的将领一起在全国传诵。现在他是皇帝身边的侍从将军，他的弟弟阿道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校念书时的同班同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封信给爱德华·托特列边，请他代为求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里先简要地叙述了自己悲惨遭遇，接着说： 　　 　　 “我被指控图谋（只是图谋）反对政府；我得到了法律的公正惩罚。长期的沉痛经历使我清醒过来，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盲目无知的时候，相信了理论和空想……可是，我向您发誓，最使我感到痛苦的却是我明白了自己误入歧途，我同时明白了我因被社会弃绝、放逐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才能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我知道对我的判刑是公正的，然而我是因为幻想、理论而被判刑的……想法甚至信念是在变的，整个人也在变，怎能为已不存在的东西，为在我身上已变成了相反东西的那种东西受苦呢；怎能为从前的信念——如今我已看清它是没有道理的——受苦呢；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些什么以赎前愆，可是我只能蹉跎岁月！” 　　 　　 接着，他提出了请求： 　　 　　 “可是担任军职不是我的所长。我愿意尽力而为，不过我体弱多病，而且我更希望做别的更适合我的能力的工作。我的全部理想是：免去我的军职，派我去担任文职，地点在俄国内地或者就在这里。我希望能有一些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不过我不把担任官职看作是自己人生的主要目标。当年我在文学路上曾受到过公众的欢迎。我希望能允许我发表东西。这种做法已有先例：有些政治犯已在我之前在有关方面的关怀和恩典之下得到过写作和发表东西的许可。我始终认为作家这一称号是最高尚最有益的。我相信，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我才能做一个有益的人，也许能多少得到人们的注意，再度获得自己的好名声，好歹维持生活，因为除了有些或许不大的文学才能之外，我一无所长。我不向您隐瞒，除了上面提到的想换一个更适合自己能力的工作这样一个愿望以外，还有一个情况——我的终生幸福也许取决于它（纯属个人私事），促使我冒昧向您求助。” 　　 　　 这封信请弗兰格尔带到彼得堡去。弗兰格尔1856年2月一到彼得堡就把信交给了托特列边将军，同时请他弟弟阿道夫给以支持。这兄弟俩满口答应全力以赴。爱德华·托特列边立即去见亚历山大二世。 　　 　　 这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首短诗《颂皇帝加冕与签订和约》3。弗兰格尔来信向他报告斡旋进展情况，并要他寄些作品去。5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信时就把这首诗寄去，请弗兰格尔设法交到皇上手里。后来得知加斯福特将军要去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便跟弗兰格尔商定，请加斯福特将军也带去一份，通过正式渠道呈递上去。加斯福特将军带去的一份，附在他给陆军大臣的信里。 　　 　　 托特列边和加斯福特奔走的结果只是达到了部分目的—— 　　 　　 “皇上允许提升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准尉，但要对他实行秘密监视，直到完全确信他的忠诚以后才能考虑允许他发表作品的问题。” 　　 　　 1857年4月17日给他恢复了世袭贵族称号，这意味着他的权利已完全恢复。 　　 　　 这年8月，他的作品在刊物上消失八年之后终于出现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这家杂志发表了他1849年在监狱（阿克列谢夫三角堡）写的短篇小说《小英雄》，发表时用的是化名М-ий（1859年，《俄罗斯语言报》第3期发表他的小说《舅舅的梦》，才开始使用他的本名）。 　　 　　 要想以写作为生，就必须跟文学界密切联系。这样，他就必须退役，回俄罗斯内地去，因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往首都寄一封信需要走20到25天，而且跟出版界谈判常常必须经过哥哥米哈伊尔，可是米哈伊尔在经营一个卷烟厂，自己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啊。要靠写作为生，必须住在彼得堡或莫斯科。 　　 　　 1858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彼得堡一些朋友的建议正式提出退役回俄罗斯内地的申请，因为他的刑期即将结束——判他苦役之后在西伯利亚当列兵四年，如今已快满四年了。 　　 　　 1859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退役许可，允许他选择俄国欧洲部分的任何城市居住，但禁止他进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 　　 　　 6月30日正式签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少尉衔退役的文件。 　　 　　 两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离开了塞米巴拉金斯克。 　　 　　 1859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得到在首都自由居住的许可。 　　 　　 1861年，他和哥哥创办杂志《时代》，并在那上面连载了《死屋手记》，讲述了他服苦役期间的遭遇和见闻。这种揭露苦役惨状的作品是俄国文学前所未有的,受到俄国进步读者的热烈欢迎，他们把他看作下过地狱的但丁。赫尔岑把这部作品比作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最后的审判》。《死屋手记》的发表，使他成了著名的进步作家。 　　 　　 当时学运的一些代表人物如特卡乔夫、苏斯洛娃、孙古罗夫等经常在他的杂志《时代》上发表作品。孙古罗夫因闹学潮被大学开除，他还安排孙古罗夫担任杂志校对。1863年5月，内务部大臣瓦卢耶夫说明查封《时代》杂志的理由时说，不仅是因为它刊登了斯特拉霍夫那篇论波兰问题的文章“反对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而且也因为它的“有害倾向”。 　　 　　 1861年第一次出国，他还到伦敦见过沙皇的死敌赫尔岑，结识过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 　　 　　 他在伦敦会见赫尔岑一事，被沙皇在国外的暗探报告了沙皇政府，结果他回国入关时遭到异常严厉的检查。后来他的所有信件都由邮局拆封检查。 　　 　　 看来他这一时期还是倾向进步的。但他很快就知道自己一直受到秘密监视。他当然也可能意识到，不能再用从前那种思想写东西了。他必须写沙皇当局喜欢的东西。 否则，他的作品就不能发表，而不发表作品就等于断绝了他的生路：他身体虚弱4 ，债务缠身5 ，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就是写作。 　　 　　 1864年开始，他放弃了原先的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主张发扬沙皇专制制度、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特点，走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他的主张受到俄国最高当局的高度评价，认为他的作品体现了俄国立国之本的理念和使命。 　　 　　 1871年秋，陀氏结识了倾向政府的《公民》杂志的发行人梅谢尔斯基公爵，1872年初他就开始经常访问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圈子”。 　　 　　 1871年末1872年初，他在最穷困的时候接受梅谢尔斯基公爵（他当时是宫廷高级持从，经常见到皇储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提示，给皇储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写信（皇储 曾读过他写的《罪与罚》，很感兴趣，还把它介绍给了太子妃玛利娅费奥多罗夫娜）。 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看来是请求经济援助：1872年1月28日，他给皇储写信表示感谢，说皇储的帮助使他避免了一次“大的灾难”。同年2月4日，他在给外甥女伊万诺娃的信里说：“收到了一笔钱，满足了最不能忍耐的债主的要求。但债还远没有还清，尽管这笔钱数目不小……” 　　 　　 1872年秋，他要找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找到梅谢尔斯基公爵，自荐当《公民》杂志主编，只要最低薪酬。1872年，在梅谢尔斯基公爵家里结识了跟宫廷关系密切、时任国务委员会委员、给皇储（未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及其儿子（未来沙皇尼古拉二世）讲授法学概论的波别多诺斯采夫，并且成了终生的朋友，后来在写作上经常听取他的建议。1873年夏，波别多诺斯采夫还帮助他编辑过《公民》杂志 。 　　 　　 1873年《群魔》出单行本以后，波别多诺斯采夫告诉他皇储夫妇对此书感兴趣。他通过波别多诺斯采夫送了一本给皇储，并附了给皇储的一封信（1873年2月10日），说明他写《群魔》的目的是探究涅恰耶夫案件[6]产生的根源，指出涅恰耶夫份子的罪恶行径是俄国长期脱离对俄国人进行俄国应走独特道路的教育的直接后果，强调俄国不能走欧化道路、必须走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只有这样俄国才能为世界做出贡献。 　　 　　 1876年11月16日，他请波别多诺斯采夫把1876年出版的几期《作家日记》送给皇储。 　　 　　 皇储夫妇早就想见见陀氏，波别多诺斯采夫也不止一次对皇储说，陀氏想被接见。结果，1980年12月16日，皇储夫妇在阿尼奇科夫宫接见了陀氏。 　　 　　 学者认为，陀氏对皇储（未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世界观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另外两个儿子——谢尔盖和帕维尔——也非常喜欢读陀氏的作品，想结识他。亚历山大二世也读过陀氏的作品，高度评价他对专制体制的忠诚和用东正教和崇高道德教育青年的主张。1878年初，沙皇儿子们的导师阿尔谢尼耶夫受皇上之托拜访陀氏，用皇上的名义请他去跟年轻的大公谈谈，给他们有益的影响。 　　 　　 据陀氏女儿回忆录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也请陀氏教导过两个儿子。 　　 　　 1881年1月28日陀氏病逝。陀氏逝世后，波别多诺斯采夫给皇储写信请求沙皇救济陀氏遗属。皇储给他回信说：“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今天早晨已报告皇上，并请求允许给陀氏遗属救济。”1月29日，内政大臣派人给陀氏遗孀送去一笔巨额丧葬费，并向她宣布陀氏儿女的教育费用将由政府支付。第二天财政大臣通知陀氏遗孀給她2000卢布养老金。教堂当局得到把作家安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许可。皇室成员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出席了追荐仪式。皇室其他成员奥尔登堡公爵夫人送了花圈，大公夫人亚历山德拉·约瑟夫福娜給陀氏遗孀发去了慰问信—— 这一切都说明陀氏跟皇室的亲密关系和皇室对陀氏的敬重态度。 　　 　　 陀氏一生经历了两个沙皇：第一个沙皇尼古拉一世惩罚了他，第二个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宽容了他，并且后来还器重了他,但是陀氏却感觉对他的秘密监视一直没有撤销,因此他1880年还不得不提出撤销对他的秘密监视的请求。7 　　 　　 陀氏的做法，经过“四人帮”残酷统治的读者是能够理解的。要写作，要娶妻生子养家糊口，他没有别的路可走。所幸的是，他的政治态度并没有妨碍他发挥其艺术天才创作出举世瞩目、流传后世的文艺作品，正如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虽是保皇党却能创作出浩瀚奇特的世界名著《人间喜剧》一样。 　　 �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谢苗诺夫校场被执行死刑（Б.博克罗夫斯基画） 　　 　　 注释： 　　 　　 1 此信有殿兴译文，载袁晚禾陈殿兴编《果戈理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版。 　　 2 弗兰格尔是陀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当兵时的好友，当时在该地任州检察长。 　　 3 亚历山大二世1855年2月19日登基，1856年3月18日签订巴黎合约结束克里米亚战争，1856年8月26日举行加冕典礼。 　　 4 1850年初次发现陀氏患有癫痫病，1853年再次发作，此后每月月末发作一次。 　　 5 陀氏欠他的好友、诗人普列谢夫一笔债拖了20年，1980年末还了一部分，其余部分是他去世后，由他的夫人替他还清的。 　　 6 涅恰耶夫（1847－1882），俄国无政府主义阴谋家，1869年回到俄国，组织秘密组织"人民裁判"。1869他组织其成员在彼得洛夫农学院张贴传单，以声援莫斯科大学的学潮。因为这种活动可能导致当局封闭农学院或其分部，农学院学生伊万诺夫反对。 涅恰耶夫认为这会破坏他的领导权威，因而便组织了对伊万诺夫的暗杀。由于他一贯盗用第一国际的名义，总委员会不得不于1871年公开同他划清界限。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他的纲领和行为。 　　 7 研究者根据档案指出，内务部早在1875年5月就已撤销对陀氏的监视，但通知可能未送达陀氏所在地的有关官署，因此1880年陀氏夫人在诺夫哥罗德办出国护照时发现陀氏被监视的情况依然存在，才导致陀氏提出撤销监视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