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觉得，苏轼是将“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这句话执行得最彻底的人。
苏轼有一个高开低走的人生。他十九岁时成婚，二十二岁和弟弟苏辙跟随父亲进京应考，得了第二。他极得当时的主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名动一时。不过，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母病故的消息，兄弟俩随父回乡奔丧，守制三年。守制期满回京，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任凤翔府判官。不久后第一任妻子王弗离世，跟着父亲苏洵又离世，他再守制三年，之后举家迁往京师。这一次还朝后，恰逢熙宁变法，他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风波迭起，再难平静。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宰相王安石颇感愤怒，上书神宗请求罢黜苏轼。加上有人告发苏轼兄弟在运父灵回乡时偷运私盐，虽然查明是子虚乌有，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苏轼觉得自己无法再在朝中为官，于是请求出京任职。公元1074年，他先是被派往杭州任通判，同年又被调往密州任知州。
在密州任职的日子，苏轼颇为民众做了实事，除蝗灾、登山求雨、惩盗贼、上书废除手实法，因此赢得了群众的爱戴。
这段时间，苏轼正是处于“四十而不惑”的年纪，虽然在政治上面临着诸多危险，日子过得艰难，但坦然面对。且看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充满壮志豪情：“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即使头发微白，又有什么关系呢？假使朝廷派遣，一样可以杀敌报国。这时候的苏轼，宝刀未老，志在千里。
这样一个豪情万丈的男子，忆起旧情，仍然充满柔情。公元1075年正月二十日，他梦见已离世十年的结发妻子王弗，便写下了这首“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恩爱夫妻，撒手永诀，时间倏忽，转瞬十年。这十年间，苏轼因反对新法，颇受压制，心境悲愤，又逢凶年，忙于政务，生活困苦，现任妻子王闰之及儿子跟随在身边，不可能时时刻刻把亡妻放在心里，但也不会忘记。伊人已逝，过去种种温馨片段忆起，除了流泪千行，确实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在密州的日子，苏轼的文学成就也到了一个新高度。那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苏轼在密州时所作。放诸四海，但凡中国人，谁人不曾听过这阙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每年的中秋，虽然都懂得“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大家的心愿还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吧。全词豪放而洒脱，乐观而旷达，对于偶遇“月圆人未圆”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吧。
虽然苏轼为人洒脱，可是命运总是喜欢跟他过不去，谈论新法招来事端的风波未过，厄运又至。用“命途多舛”来形容苏轼一点也不为过。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给皇帝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是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点个人色彩。也有可能是想发发牢骚，他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又说“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住了大做文章，说他“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才上任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数十人。这就是北宋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是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满朝文武，除了弟弟苏辙情愿罢官换取兄长性命，无人伸出援手。好在当时已闲赋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也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早年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躲过这一劫。刚强执拗的王安石，其实很是心胸广阔的。
“乌台诗案”后的苏轼被降职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且无实权，经此一役的苏轼已经变得心灰意冷。为帮补家计，他公余带着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两颗菜也好，至少也可以节省一笔开销。“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此时起的。
人生是要经历一些事情，人才会改变，豁达如苏轼者也不例外。变身东坡居士后，虽然在政治上已无多大抱负，但性情上，依然胸怀旷达，笑对风云。在黄州，他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
《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苏轼在公元1082年所写，当时他47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两年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此时苏轼的壮志已消磨殆尽，更加关注历史和人生。虽然政治上失意，但是生活，还是要有信心的，毕竟，还要活下去，而且要好好的活下去。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写在苏轼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即公元1082年九月。“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一生营营役役，徒有一腔热血，更大抱负难得舒展，回想起来，得到的没有失去的多，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自由归去。
当然他没有就此归去，以后人生还是起起落落，令人措手不及。1085年，司马光执政，废王安石新法，苏轼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这是他的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可惜，也不能长久。他对旧党执政暴露出来的腐败现象进行抨击，于是，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了。他再次请求外调。
公元1089年，苏轼以龙图大学士身份任杭州太守，期间疏导西湖，筑建苏堤，“苏堤春晓”后来成为西湖十景之一。杭州百姓感激他筑了苏堤，过年时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给大家吃。于是，一道名菜“东坡肉”横空出世，传至今日。
在杭州的日子，苏轼过得很是惬意。
只是，天不遂人意，两年后他被召回朝，不久后因政见不合，先后调任颍州、扬州、定州。这时，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也离世了。
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至岭南惠阳。在这里，他写下了《蝶恋花·春景》。听说，朝云常常唱此曲，为苏轼解闷。每当朝云唱至“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时，就难抑惆怅，不胜伤悲，哭而止声。苏轼问何因，朝云答道：“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苏轼大笑：“我正悲秋，而你又开始伤春了。”朝云亦先苏轼而去。此后，苏轼孤单一人。
苏轼的三位夫人都先后撒手人间，令人惋惜。其实也不难理解，苏轼的一生，被贬次数太多，到处流放，难以安宁。他自己固然是个豁达的人，但他的夫人们需要考虑的比较多，一直颠沛流离、担惊受怕，难免身心交瘁。一个女子的心不妨有所骚动，但生活最好安定。不然，很容易老去。古今皆然。
公元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海南儋州。据说派遣到海南任职在宋朝，仅是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看来年迈的苏轼在官场始终不肯随遇而安。被贬已是等闲事，他把儋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深得后人崇敬。
不得不佩服的说一句，他在每一个停留过的远方，都留下诗词与声名，让人敬仰。做官做到这个地步，真算是难得。
公元1100年，苏轼复任朝奉郎，次年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一代文豪，人生孤单落幕。
苏轼的一生，政途跌宕起伏，虽然对现实失望，但他从未放弃，一直至离世，未曾离开官场，这在文学史上是少见的。也许，他想过远离是非，独善其身。可是，退隐之后，又能做什么呢？不如趁着没有人赶走自己，多多为百姓做些实事。又也许，心底仍然有一个盼望，期待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守得云开，见到政治清明。可惜，他没有这种幸运。不过，他又是幸运的，没有看到二十六年后的北宋灭亡，南宋从此偏安一隅，对外敌俯首称臣，丧尽气节。
略显讽刺的是，因乌台诗案几近丧命的苏轼，被宋高宗追赠为太师，谥为“文忠”。
这种生前身后名有什么意思呢？他已归去，人生只余鸿踏雪泥，此后，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