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大学生自杀事件回放，谁之过错再追问，抑郁症背了个黑锅

多年以来，大学生自杀身亡事件，会时有报道。其中，形成舆论较大热点的有两起：一是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自杀事件；二是2015年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孙腾霄自杀事件。此两起事件的学生姓名，百度词条均有收录。

这两起事件，之所以形成较大舆情热点，是因为自杀发生后，死者家属向社会追讨校方责任，引发社会关注，形成舆论热点。同时，这两起热点事件，还有一个特点：先是死者亲属一方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然后是舆情反转，公众反思与追问死者亲人的责任。其中，尤其是杨元元事件，社会关注度较大，舆情反转更为突出；而孙腾霄事件，社会关注度相对较小，舆情反转的表现不太明显。这与也死者家属的追问程度有关：追问程度越强，社会影响度越高，舆情反转的对比度就越大。

杨元元自杀事件的经过：杨元元的母亲系湖北某地退休工人，从杨元元本科就读武汉大学开始，寄居于武大校园宿舍生活，后杨元元考取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其母从武汉跟至上海同住，但海大并未像武大那样为其母亲提供住宿，起初杨母与杨元元同睡一床位，后校方责令其母搬出，其母只得在外租房，此过程中杨元元自溢于学校寝室洗手间。

对杨元元事件进行反思的文章，影响较大的有两篇：一是《南方周》的报道《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二是武志红的博客文章《谁逼死了杨元元?》。前者，是对社会的追问，表面深刻，实则泛泛而谈；后者，是对死者母亲的追问，击中了问题的根源与要害。因此，小编猜想：武志红的那句经典名言“病态共生，共生绞杀”，就是源自对杨元元事件的认识；因为这句话，形象地揭示了杨元元同学逼窄、灰暗、悲情的一生。杨元元生活在像鬼魂附体一样的亲情绞杀中，结束生命是她唯一的选择。

孙腾霄的人生道路，则要光明得多。其本科就读于北就邮电大学通信工程专业，他是一个学霸，被同学称为孙神，后保研本校，所获荣誉较多，他喜欢运动，爱好骑行与摄影，有女朋友；但他在研究生临毕业前，遭遇了人生滑铁卢，因论文过关不顺的原因，被延迟毕业一年，为此他患上了抑郁症，后经治疗及休整得以恢复，并在毕业前，成功应聘一家知名公司的软开岗位，但就在签约的前一天在学校跳楼自杀。

孙腾霄事件的舆情，相对较为平缓，其家长及社会对学校的追问，先是集中于北邮研究生毕业制度及现实的弊端；随后社会舆情，转为对抑郁症引发自杀问题的讨论，标志性文章是《Vista看天下》报道的《北邮研究生之死：被抑郁症吞噬的年轻生命》。但是，小编在其他相关报道材料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窥见事件的真相在抑郁症之外，还有其他隐秘的原因。

新京报记者王佳慧的报道文章，《孙腾霄，签约前11小时，他从宿舍楼跳下》，其中有两段话：1、无法正常毕业，他无奈地放弃了已经应聘成功的某银行总部软件开发中心的工作，上交了5000元违约金；母亲难以接受，孙腾霄心里也不好过，他安慰母亲道“妈妈你不要哭了，我接受一年的延期”。2、“活着真的很痛苦，不想再伤害自己的家人了……”他最后留在人世的，是纸条上的三行字。

这两段文字，前者，是孙腾霄接到延迟毕业消息后的情况，有孙腾霄本人及其母亲的态度；后者，是一年后孙腾霄在被一家较满意公司录用，第二天就要签约的情况下，自杀之前写下的遗言。其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知道他延迟毕业消息后，其母亲难以接受，他还安慰母亲不要哭了；二是一年后他的遗信称“活着真的很痛苦，不想再伤害自己的家人了”。这两点从侧面反映出，他的亲人对他遭遇延迟毕业一事的态度，家庭带给他的压力，以及他面对家庭的负罪感。

孙腾霄同学的生活，一直没有让亲人失望过；延迟毕业，对他来说是一次重大挫折，对其家庭来说是一次重大失败，而他终究未能杠得住这个打击。他患抑郁症是实，但是将延迟毕业的后果及阴影扩大化，则与其家庭氛围及亲人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因而对其自杀身亡其亲人应有一定责任。

这里，利用武志红的巨婴理论，分析以上两起自杀事件，有如下认识观点：第一，中国的父母都是心理上的巨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要对子女进行全面控制，他们控制不了世界与其他人，但可以控制自己的子女；二是父母的人生动力，就是逼子女优秀与成功，而子女犯下的最大过错就是不成功罪。第二，巨婴对环境的控制失败后，必须在外界找一个原因或责任主体来平复这个失控后果，从而把自己的责任洗刷干净；同时，如果自己对失控的的责任越大，则推脱自己责任、追问他人责任的动力就越强大。

上访人扮演者

如此，就不难理解：一些意外伤亡事件发生后，往往是那些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过错及责任的亲人，反而更倾向于，不断追讨其他相关人员及单位的责任。这也是一些人，无理上访，不断缠访和闹访，进行医闹的心理基础。他们不是为了讹钱而纠缠，而是为了消除自己的责任、减轻心理痛苦，为了清白、为了正名而斗争。当然，最后给予他们相当数量的金钱，也可以证明其清白、平复其受伤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