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阅读《再论不平等》的起因，缘于发展经济学课上对于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的介绍，这个新鲜的视角让我很有兴趣，期冀了解更多。于是，这本不需要太多数学背景的《再论不平等》成为理想的阅读选择。
完成这个读书计划，如同一次行走在异域的漫长旅行，既定的路线并不平坦，又有很多交叉小径，有时忍不住走到岔路上体验一下别处风景，折返回来又继续前行。比如，即使略过数学论证部分，森的《论经济不平等》对过往的不平等测量方法及分配原则的评述仍然能帮助理解他“可行能力”立论基础，而看罗尔斯《正义论》则在辨析与“基本善”的不同之处中，加深对“能力视角”的理解。因为贪顾风景走得更远，但又不能说毫无用处的，则是桑德尔一门叫做《公正》的公开课，以及碰巧遇上的一本《西方经济学史》。《公正》提供了更加具体的讨论环境，从政治哲学层面对于西方语境中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产生认识；而历述经济学思想及人物的《西方经济学史》则帮助理解阿马蒂亚森在经济学思想脉络中所处的位置。
等到涉猎了以上这些又回到《再论不平等》时，一些原本碎片化的理解得以拓深，但仍然很难说完整的理解了阿马蒂亚森关于不平等测量、关于可行能力视角的这一思想体系。见到的树木也许由一棵变成了几棵，而森林的轮廓依旧隐藏于雾霭之中，若隐若现。
阅读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启发，这篇读书笔记将会整理和呈现印象最深的几个点，并结合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提出一些延展性的思考。
二、评述
在阅读阿马蒂亚森《再论不平等》的过程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森关于平等的深入分析，受到的最鲜明启发是人际多样性概念以及“生活内容与可行能力”视角的提出，而森对于贫困的看法则示范了如何使用这一视角进入分析的框架。
1、平等的言及之域
“平等”是日常生活中不断被使用的一词，当我们谈论“人人平等”时，这个词语基本上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指代，所指究竟为何？我们很少关注，也很少去深究。
书中，阿马蒂亚森开宗明义的提出一个问题“什么要平等”？森阐释这个理解起来比较抽象的问题，认为平等本身是空泛化的概念，只有当它围绕一个核心变量的时候，才具备清晰的语义。
森断定，只有在基于某种变量的平等基础之上，一种主张才能具备社会合法性。由于这一点更多涉及伦理层面的问题，他并未深入讨论，但他分析了几种不同的思想主张，看到它们都具备“某种变量的平等”这样一个公约数。例如，通常被认为与平等对立的自由主义，事实上也蕴含了一种平等的基础，即“每个人都平等的享有自由的权利”；而被认为更加关注总体而非个体的功利主义，蕴含的平等基础则是“每个人的效用被视为平等”。如果没有这种平等的自由权或效用主张，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力，想必大打折扣。
由于人际多样性的存在，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求一种面面俱全的平等。如果我们追求收入的平等，一定程度上将会损失自由权等其他变量的平等，而当自由权作为我们追求的平等之核心变量时，与之相应的，必然是收入、福利、效用等方面的不平等状态。森提到了核心变量的中心和外围的关系，当我们靶向平等的核心变量作为中心时，不得不损失外围一些变量的平等状态，森告诫要认识到平等主义的有限性。他构建了一个“评估域”的理念，认为平等是在某一具体评估域内的平等，关系到核心变量的选择，评估域存在多样性，在评估不平等时，必须厘清各评估域的相对重要性。
此域的平等，到了彼域很可能就变成不平等，也就是说评估域的不同，会带来截然不同的不平等判定。如果我们要去寻求一种建立在公正基础上获得共识的“基本的平等”，那么只能去探讨这个“基础评估域”的适宜与否。
在关于平等这一概念的剖析中，森将原本模糊的空泛的概念进行了分解，通过展示评估域的多样，反映了价值目标的多样。将关于平等的讨论落到了具体的评估域和鲜明的价值目标上，由而脱离了“空泛化”陷阱。
森关于平等概念的解剖能够给人以认识论上的启迪，正如他在书中提出，此方法也有助于认识其他一些社会理念的分歧，譬如评估“效率”时同样需要考量多重的评估域，要去判断某种“域内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在公共生活中，诸如“平等”、“效率”这样的理念我们听得太多，误以为这就是一个终端的词义，阿马蒂亚森的分析方法更往深处走了一步，他提醒了我们无论哪一种平等，都只是某一个评估域中的平等，存在相应的价值目标。
2、能力视角——基于人际多样性的选择自由
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人际多样性（human diversity）”的概念，这是构成分析不平等的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在此之前，我们使用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社会多样性（social diversity）用来指代不同物种和不同社会的多样，阿马蒂亚森把这个概念适用到微观的个人范畴，而这恰好是每一个人在经验事实中所能切实感知到的。
多样性这个词本身蕴含着一种对“不同”的接纳，以及无法历数的丰富维度。人际多样性必然意味着人际之间效用的不同，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相较于许多经济学理论为避免人际效用比较带来的麻烦，而将之化繁为简，例如以逐利为基础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又比如功利主义进行的人际效用简单加总，阿马蒂亚森提出这个“人际多样性”的前提，能够将个人的价值判断/偏好包容到其中，更加贴近和尊重现实的人性，而不再是冷冰冰的对人的简单划定。
关于个体福利程度的衡量，阿马蒂亚森提出“生活内容和可行能力”的概念。
生命中的活动可以看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活内容”（functioning），即“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和能够做什么”（beings and doings）的集合。
“能力”表示人们能够获得的各种生活内容（包括某种生存状态与活动）的不同组合。能力是生活向量的集合，反映了人们能够选择某种类型的生活的自由。如同商品域里所谓的“预算集”代表个体购买商品束的自由，“生活内容”域里的“能力集”反映了个体从若干个可能的生活状态中做出选择的自由。
——《再论不平等》
能力这一概念，承载了阿马蒂亚森从人际多样性延伸而来的选择空间。当我们评估个体福利程度时，如果将某一个截点上的生活内容或成就作为评估的唯一事实，那么就忽略了选择的自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根据同等的生活内容或同等的成就做出某方面平等的判定，而这种基于表面的平等事实上可能包含着极大的不平等。这正是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视角致力于弥补的地方。
罗尔斯的“基本善”理论对阿马蒂亚森产生了很大影响。基本善是帮助我们改善基本生活状况的多用途工具，它包括“权利、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罗尔斯认为，如果一个人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基本善，但最终仍然不如其他人幸福，那么在效用域的不平等中，并不需要包含任何的不公平。罗尔斯关注的是实现目标的实际机会，并认为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偏好负责。而阿马蒂亚森认为，个人在将这些基本善转化为成就时，仍然存在转化能力的不同，而这种转化能力，也应该纳入评估不平等的范畴之内。阿马蒂亚森将能力看作选择生活内容的自由，而基本善只是获得自由的手段，对于手段的评估并不能完全取代对于自由本身的评估。
除了罗尔斯的基本善理论以外，阿马蒂亚森也对几种评估社会福利的方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功利主义者关心的是效用总和，而不关注分配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存在效用转化障碍的人，功利主义显然非常歧视；而阿罗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则使社会偏好仅仅取决于个体的偏好排序，既不涉及偏好的强烈程度也不涉及福利的人际比较，阿罗“不可能结果”也是建立在不存在人际效用比较的基础之上。
“能力视角”关注实现成就的自由，关注分配，关注人际比较，因而绕开了以上问题，颇具创新意义。
3、贫困的重新界定
阿马蒂亚森将贫困界定为达到某种最低可接受的目标水平的基本能力缺失，而不是收入的匮乏。重新界定贫困定义之后，阿马蒂亚森使用“能力视角”观察贫困现象时，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例如，由于获取收入的障碍与使用收入的障碍往往存在耦合效应，过去定义于“收入不足”的贫困只测到收入的贫困，忽视了使用能力的贫困，因而大大低估了一些地区贫困的程度。又如富裕国家的贫困，在普遍富裕的情况下，获得基本的生活水平要比在穷国需要更多的转化能力。
使用“能力视角”认识贫困，阿马蒂亚森认为，这种分析需要独立于对其进行评估的社会之外。需要判断社会中存在的严重剥夺现象，尽管对“社会剥夺”的判断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也存在差异。
森同时也认为，从“能力缺失”这个角度去理解贫困，要优于对某种特定物品的“基本需要”的角度去理解贫困，原因正是因为社会差异的存在。因此，关注贫困的基本动机，更多应当放在取得某种基本的生活内容和取得相应的能力上。
而相对于成就，他认为能力才应该是贫困分析的焦点，关于成就的信息可以被视作一种评估能力的工具变量。
所有这些都与自由和资源之间的差异密切相关…但如果我们最终关注点是自由，在人际多样性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会把资源看作自由本身。同样，如果我们的最终关注点是由于缺少经济收入而造成的某种最起码的能力的缺失，我们就不能把贫困简单的等同于低收入，而不顾个体间在收入和能力之间转化率的不同。
——《再论不平等》
三、思考
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视角”是一个适用性很强的分析框架，无论是公共生活中关注的一些社会议题，还是有关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些价值判断，这个框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参考的价值。
1、能力视角下的NGO农村扶贫工作
捐款赠物
按照森的界定，贫困应当是基本能力的缺失，而不是已经实现的生活内容的匮乏。那么相对应的扶贫策略，重点理应在对于相关人群的能力建设的关注。而目前国内的公益领域，NGO开展农村扶贫工作时较为经常的做法仍然是捐款送物。
即使是从一些对于偏远地区的调查来看，缺衣少食的贫困状态已极少，对于物资的需求其实相对有限，很多精心从捐赠人处筹得的精美物资更多实现的是一份“礼物”的意义，而非能对贫困实现多大程度的缓解。事实上，捐赠人头脑中浮现出来的贫困山区对于商品极度匮乏的人群——譬如很多人往往会想到希望工程海报上那位大眼睛女孩，往往是一种话语和形象的建构。
在今天的中国，贫困很多时候并不展现为过去那样的物资极度匮乏，而是能力的缺失，它以一种更加隐性的方式存在，但在现代经济运行的逻辑下，这样的缺失所面临的残酷情境，并不亚于那一种物质上的匮乏。
生计发展
也有不少NGO采取生计发展的方式，不直接为贫困人群提供物资，而是要在当地建立一种可持续运作的产业。这些NGO往往通过建立合作社甚至公司的方式来发展生计，譬如种养殖业，发展农产品加工和生态旅游的扶贫案例也不鲜见。
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进行分析，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视为，NGO希望培育当地人对于当地某些资源的转化能力，这些资源可以是适宜某种农产品生长的气候或土地，可以是宜人的景色，在某方面具备技能的劳动力。
这种脱贫的方式看上去比较理想，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仍然困难重重，其中存在的原因之一在于，一些NGO仅仅只是移植了一种理念、一些模式到当地，而贫困人群的重要特征是其转化能力更低，因此并不是好的理念和模式移植进来后，如撒种子般就能在贫困的土壤上生长，而是更需要一个漫长阶段的扶持和引导，而这样的投入，往往是很多NGO所忽略的。
在这个方向上，采用电子商务的技术来帮助贫困农民发展生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往往是一个成功比例更高的生计扶贫手段。
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技术，已经在虚拟的空间逐步延展出一片浩大的市场，甚至渐渐替代了线下的同类产品交易。电子商务革新和重构了原有农产品销售的产业链，原有的这个链条，即农户——收购商——批发商——销售终端（商场或门店），农户因为不具备规模生产能力和谈判能力，处于链条中的不利位置，即使能够利用当地资源生产优质农产品，也仅仅获得微薄利润。而电子商务的革命，使得农户通过电商平台直接面对消费者成为可能，从而减除了中间环节的盘剥，获得更多的收益。
可是，贫困农民往往被排除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技术普及的人群范围之外，使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技术上的限制制约了贫困农民选择电子商务的自由，因缺乏相应能力而无法进入这个现代的电子商务市场。既然贫困农民存在这样的能力短缺，一些NGO采用生计扶贫时，则关注弥补这个能力上的短板，通过电商运营的技术和能力，帮助贫困农民进入到现代的电商市场中来，在原来面向收购商和新的电子商务客户中，为他们增加了一项选择的自由。
最近，还看到阿里巴巴开始跟一些职业学校合作，将电子商务的技能输送给原本就很有可能回到贫困地区的青年人，这种方式也许能将此项能力的主体逐步转移给贫困地区的农民，从而在更长久的意义上实现这项选择的自由。
小额信贷
小额信贷为代表的农村金融扶贫，同样可以透过能力视角来进行解析。
小额信贷为贫困农民提供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所有借出的资金都是要归还的，从能力视角的角度，我们可以很容易将小额信贷这种资金的周期性出借，理解为提供某种程度上的经济自由。没有以合适的利率可以贷到资金时，贫困农民无法开展或扩大生产，这就切实存在着一种自由和能力的限制。
而观察小额信贷的可能存在的资金供给方，这里如果要有完全市场化的资本，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风险和成本成正比，二是资本天然存在的逐利性。这两个条件在贫困农民这里遇到了问题。
如果把贫困农民视作一个群体，资本面向这一群体贷款所承担的风险一般而言是要显著大于非贫困人群，而资本可以预期收到的利润并不会很高，这使得资本缺乏投入到这个人群的激励，或者仅仅是以民间高利贷等灰色方式存在。这样的现实状况剥夺了贫困农民“获得利率适宜的贷款”的可能性，降低了实现“创业、经营”等选择的自由。
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就存在政府和NGO介入的可能性，政府提供贴息小额贷款，以及透过公益性的社会资本设立小额信贷公司，均是一些正在探索的弥补方式。在这些情况下，对比前面提到的第一种无偿捐款送物的方式，即使贫困农民仍然要负担一定的利率，小额贷款这种看上去还要从贫困农民这里“挣钱”的方式，可能还更加具备有效性。
通过可行能力视角，能够一定程度上观察到贫困的相对性。
贫困并没有停留在原地。即使贫困的地方在发展，当地人们实现了比以前更好的生活内容，但对比于飞速发展的技术，对比于非贫困的人群，贫困很可能仍在深化，并且实际体现在自由和能力的匮乏上。
假设我们能使用阿马蒂亚森提到的可行能力的“预算集”概念，赋予每个人一项个人福利值，可以想见，即使今天已经很少有我们记忆之中那类形象的贫困人群，今天的社会中所有人的个人福利值集合的方差，仍然会大大超过数十年前的情况。
从扶贫的应对策略来讲，今天更加需要的旨在弥补能力差距的扶贫项目，实现的难度和需要投入的资源，也大大超出了那些旨在补足满足贫困标准线水平的生活资料的项目。
2、能力视角下的残障人士福利思考
曾经短暂的接触过残障人士福利相关的项目，其中有一种属于帮助残障人士就业的类型，我曾一度不解于这类项目颇高的投入产出比。
有做残障人士居家就业的残疾人福利项目，比如让重度残障人士居家做一些来料加工，这类项目往往在服务人员、交通和产生的不合格次品上投入的资金，要数倍于残障人士因为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的工资，另有一类做精神障碍人士等不易在普通职业岗位就业的庇护性工厂，需要的工作人员以及生产设备等方面的投入，也是大大超过了残障人士的就业收入。
虽然前述扶贫类项目也经常会有大量的前期投入，大大超过那一时期贫困人群的所得，但总还有一个“授人以渔”的理由，前期的投入指望着后期更加具备持续性的发展。但对于居家就业项目或庇护性工厂的服务对象，几乎很难说通过“授人以渔”，帮助他们走向未来自力更生的状态。
既然如此，为何不直接把这些帮扶的资金用作能够提高残障人士生活水平的物资，让他们终生能够生活得更好？
另一个故事，是听到一位朋友聊起，他的一位肢体残障的朋友不回国的选择，其中一点是因为国内缺乏无障碍设施，作为肢残人士出门必然需要处处请求别人的帮助，而他认为这有损于个人尊严。
阿马蒂亚森在介绍能力视角时，数度阐释了残疾人收入相等状况下的低福利水平案例，归功于他的解释，我可能对以上两件事多了一层理解。
就业也好，出行也好，本身就是一种关系到自我实现的自由。提供残障人士就业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就业可以获得的收入，而且还有提供给他们可以选择就业的自由和能力；而保障残障人士独立出行的价值，并不在于独立出行相对于要人陪行经济上更加有效率，而是多了一重选择出行的自由和能力。
所以我们无法完全使用经济上的方式，去对照其是否合算，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事实上如何对待残障人士的自由和能力，就是这个社会给予这类价值的一个“定价”，而一个更加平等、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应当是一个给予这类价值更高“定价”的社会。
四、体会
阅读《再论不平等》时，阿马蒂亚森的论证除了带来“如何观察社会”这一问题上提供更多的视角以外，他的一些章节词句，也为我带来很多的灵光闪现，回应到成长中曾反复叩问的那一个话题“什么是好生活”。所以我甚至觉得，可行能力的视角不仅于社会发展观上有启发，对于个人的发展观，也是能够带来很有意思的启发。
森关于人际多样性的概念直接肯定了人生目标和价值判定的多元，因而即使是对于同一事物，人们的偏好和效用也是多元的。森为了强调这种多元性，以及为了避免这种广泛的不同抵消个体福利比较的基础，他进行了“主体性”方面（agency aspect）和“个体福利”（well-being aspect）方面的区分。其中个体的主体性成就指个人有理由追求的价值和目标的实现，而这些目标和目的可能与他的福利相关，也可能不相关，与此对应的主体性自由，则是实现上述个体所珍视的或想要实现的成就的自由，包含了个体的价值目标相关的各种可能情况。
我认为森把更多人际之间的差异放到了主体性方面，而个体福利方面也因此，才能够用来进行人际比较。虽然阿马蒂亚森整本书关注的重点都在于个体福利的比较，但他数次提醒主体性方面的重要性，并警醒预设“人际无差异性”的错误所在。
在当下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往往容易被裹挟在“主流”的话语里，欢喜恐惧和焦虑，似乎都与这个“主流”密切相关。什么是好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看，“主流”告诉你的，就是好生活。这种生活甚至可以统计出一个极其完备的标准，要上什么大学念什么专业，就业去往什么方向，应该采用何种休闲方式，甚至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购房应该在什么样的地段，“好生活”统统可以告诉你，并且梳理出一个长长的鄙视链条，一项一项对照，那些没有达到的，就是你应该努力的方向。
可是人际之间的多样性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明明那么的不同，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差异来设定，正如阿马蒂亚森告知的那样，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性自由”，去往不一样的“主体性成就”。所以通往“好生活”的路径，不应当只有一条，人们应该认真衡量和思索自己的主体性目标，这也是一个“认识你自己”的过程。认识到自己的差异所在，明确了自我的主体性目标，然后运用主体性自由以及个体福利自由，去追求这种目标的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什么是好生活”与“认识你自己”是紧密相连的。
当然，森的能力视角关注焦点在于实现目标的能力，这是一种深层次的选择自由。所以无论是主体性还是个体福利层面，能够尽可能多的获取这种选择的自由，对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着路径上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