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容斋随笔》（5）
高考能带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吗？
现有的考试体制显然是不允许的。但是，不行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不能改变。
有人因此惹了大祸，只是完全相反：不让带工具书科举。这事发生在唐代。
唐长庆元年（821年），长安城里炸锅了。
学生党不满，天颜变色，穆宗派秘书王起（中书舍人）、知制诰白居易主持重考。
原本只是改了高考带工具书进考场的规矩，却引发喧然大波。
《容斋随笔》作者洪迈绝对不知道：这起件事后世成科举史上天大公案。
像是让倒霉摧的，可能不出事的地方，偏偏出了事。
文教部部长（礼部侍郎）钱徽怎么也不能料到，因主持科举上失足遭贬。
但事儿也远非洪迈写的这么简单，我们对整个事件复一下盘。
唐穆宗长庆元年二月，礼部侍郎钱徽负责那一年的高考。
录取了进士郑朗等三十二人。但是，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却起了幺蛾子。
他向皇帝李恒提出：群众对过量录取官宧子弟意见很大！都说今年的科举不公平！
这个段文昌是前宰相武元衡的女婿，武元衡是李恒及其爸爸李纯特别尊敬的人。
大唐首弊即为藩镇坐大。安史之乱后，各地军阀大搞独立王国，不纳粮税，官位子承，唐中央无缘置喙，几代皇帝都窝囊地忍着。
“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四十八个藩镇拥兵自重，皇帝只能暗暗咬牙叹气。
宪宗李纯登基，凭着老爹偷偷为他攒下的钱和人才，一心想削藩。
身具“宰相之器”的武元衡就是人才其一。
年轻的天子刚一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镇海节度使李锜等公开向控政尚嫰的皇帝叫板。
当满朝文武大臣个个要认怂时，武元衡站了出来：“皇上，咱不能再软了！”
宪宗李纯能平藩镇，坐稳大位，全靠这个武元衡。
可惜这个身为宰相兼西川节度使的武元衡被藩镇的刺客暗杀在长安街头。
而向皇帝上奏折的段文昌，就是武元衡的女婿，他显然已接替了老丈人的职位。
段文昌是穆宗登基任用的首个宰相。国家重器进言，皇帝能不重视嘛！
当即下令：诏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主持重新高考。
重考，那就大不一样了。原来中第的卢公亮等十人，这次一发榜便名落孙山。
唐笔记《摭言》卷十四上就说：“长庆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钱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试，落第十人。徽贬江州刺史。”
重新考试的同时，王起、白居易还负责此次春闱事件的调查。
事情的结果，让总主考官钱徽从中央大部首长位置贬谪小地方江州当市长。
洪迈特地查找到了白居易的调查报告，报告就在白居易的文集中。
这份提交皇帝的报告大意是：“这次重考，人们议论蜂起，皇帝您想必也听到了。只因礼部主持进士考试，原来允许用工具书、用时可通宵，时间从容且引文准确。结果本次科举工具书不让带，只允两条蜡烛的时间，迫促惊忙，能勉强答完卷纸，已是幸运了。”
对于卢公亮等十人在进士中被除名，也有详细说明。
这是因为，试题《孤竹管赋》出于《周礼》正经，阅考生的卷纸，这几个除名者多是混淆了本末。
呵呵！读此让人不能不呵呵。
段文昌原来不是向皇帝反映：此次高考不公平嘛？怎么老白写出的报告只字不提？
老白是谁啊？官场锻炼出的老戏骨！
再老的戏骨也曾鲜嫩过。
那年（815）武元衡被刺，野朝之上，第一个高呼严惩凶手的就是白居易。
四十几岁的白乐天，时任太子左善赞大夫，他“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
年轻的冲动，让老白亏可没少吃。
因“（武）元衡与宰相韦贯之不协”，宰相发话：东宫官越职言官，事管多了。
随后中书舍人王涯上书言：白居易行为不端。贬白居易江州司马。
这个事，洪迈在《容斋随笔》一卷“白公咏史”条记录：“白乐天尝为王涯所谗，贬江州司马”。
这次科举重试报告，白居易避开了营私舞弊的路子，而说这次事件是一次高考改革失误。
唐代场屋允许挟带工具书，也算一奇葩，你可别以为是利于学子们的开放的好事。
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不公平！
大唐那会儿印刷业并不发达，只有富贵人家才买得起需手工抄写的书。唐诗“四座共推操檄健，一家谁信买书贫。”还真是当时的写照。
明《山堂肆考》卷124卷有唐书“千钱一卷”，而清《书林清话·女子抄书》记抄部《唐韵》售价五千钱。
寒门子弟想买部书（多卷），真是想都不敢想。
改革，啥时候都是挺高级的事。钱徽的高考禁带工具书，算是趋向公平之举。
不过，白居易可不是这么想的，他的做法有自己的苦衷与不得以。
人们一说科举，就说这是本邦平民社会的开始。
士子们要想出人头地，在官僚社会，唯一出路就是当官。
但是，你以为唐朝科举特符合当下对考试的认知，寒门能出贵子就错了，那是和以前比。
魏晋南北朝时，当官得讲究阀阅，就是出身。中央政府搞个中正部门，给人品打分，出身名门的，人品最高能拿个二等(一等空)，然后当官。
科举始于隋，兴于唐。唐宰相杜佑在《通典》卷十五说：“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
唐科举其实是不成熟的，成熟是宋代的事。
大唐科举可是温卷、干谒、推荐、条子满天飞，这也是人人熟悉的常态。
当初宰相李林甫拒绝了唐玄宗的“条子”，还是传世美谈。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讲了个故事：玄宗时有个王如泚，将要考进士。他岳父是国家乐团乐手，仗着整日与唐玄宗厮混，便请求皇上开后门。皇帝便给文教部写了个条子。
部长李暐拿着皇帝的条子，请示李林甫。李林甫问：“他的文章够进士水平吗？”答：“两可之间。”李林甫说：明经、进士是国家取才通道，若皇恩惠顾可赐官。”李林甫便找皇上去了。
此时，王如泚正车马盈门大摆宴席，圣旨又了到礼部：王如泚依例科举。
初唐这种事，还算是人们有真心荐才的㡳线，中唐之后便世风日下了。
权贵写条子已经是给主考官面子了，到白居易生活的中唐，主考官得请示权贵：“您看谁行？”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曾与白居易一起负责长庆重试的王起，已身居文教部部长，主持科举，去问宰相李德裕有没有中意人选。
李德裕说:“安用问所欲为，如卢肇、丁棱、姚鹄，岂可不与及第邪?”（《旧唐书·王起传》）
问我干嘛？像卢肇、丁棱、姚鹄，不录取他们，你觉得合适吗?
他们理所当然一榜全中。这架势，要是这几位没录上进士，就等着问责吧！
科举取士背后的较量，事关主考官的身家性命，白居易岂能不心知肚明？
得罪钱徽，就可能得罪钱徽后面那些重量级大人物。
科举里还真藏着很深的勾当，简直是刀山火海。
这件事让宋代大咖司马光、欧阳修一顿猛扒，毫不留情，扒得一丝不挂。
长庆大考之前，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曾给主考官钱徽写条子推荐人选。
欧阳修揭露：段文昌推了杨浑之、李绅荐了周汉宾。杨浑之“多纳古帖秘画于文昌，皆世所宝”，直接行贿。（《新唐书巻九十九》）
但杨周二人都没被录取，被录取的人中却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谏议大夫郑覃的弟弟郑朗、宰相裴度的儿子裴譔、右补阙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
而李宗闵也向铁哥们钱徽递了条子，杨汝士还是主考官之一，“皆与（钱）徽厚”，问题不小。
段文昌刚派任西川，急了：同是拼关系，我的人为啥不录？便上折穆宗说试中有贿。（《新唐书》列传100、120）
穆宗也没轻信，便问身边翰林学士李德裕、李绅、元稹：“爱卿怎么看？”
偏偏，李宗闵曾写文章讥讽李德裕父李吉甫，又与元稹争权结怨，三人异口同声：“段文昌说得对！”
于是，皇帝亲自出复试考题，派王起、白居易处理重试事宜。
而王起曾为李吉甫提携，是王播的弟弟，王播与段文昌深交；而白居易，则是元稹的铁哥们。
在这样复杂的关系中，深谙世故的白居易，报告避重就轻，也是一种生存的自保。
当然，也有人劝钱徽公开段文昌、李绅的条子。钱徽拒绝了，“取而焚之”。
当年四月，贬钱徽到江州的同时，贬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县令。
司马光感概：“自是（李）德裕、（李）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资治通鉴》卷241）
难怪洪迈惊讶：大唐科举竟挟策书！这次小改革，左右了中晚唐的政治生态。
盛放于世的大唐，已踏上与其初始相悖的方向，越行越远，剩下的仅仅是一个背影。
背影之中，全是本邦千年不易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