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孩子跑不赢富人家的孩子？耶鲁法学院教授揭示真正的答案
看点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Daniel Markovits发现，自己所教的学生，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和顶尖大学，包括自己在内，所拥有的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地位，都受益于“精英制度”。在新出版的《精英制度陷阱》一书中Daniel表示，这样的制度本身，既把普通孩子拒绝于精英圈之外，也让新贵阶层被迫加入严酷的终生竞赛，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外滩君摘取了书中的精华，供读者思考。
文丨陆以沁 编丨Jennifer
用Daniel自己的话来说，他是精英制度（Meritocracy）的产物。
1987年夏，Daniel Markovits 从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所公立中学毕业，前往耶鲁大学报道。
此后，他一路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以及耶鲁大学法学院等多所大学，学习了近十五年，学位证摞起来有厚厚一沓。
如今，他在耶鲁法学院任教。教的学生和年轻时的自己相似度惊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精英家庭和顶尖大学。
自然地，Daniel将老师先前赋予他的优势继续传递给他的学生。而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优越的经济条件与地位，事实上，都应归功于给予他们机会的精英制度。
Daniel Markovits 在今年出版的新书“The Meritocracy Trap” 里这样分析自己的生活。不过，在他看来，美国曾经相信和承诺的精英制度，已经不再管用。
“The Meritocracy Trap”
《精英制度陷阱》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打破美国贵族家庭对顶尖大学提供的教育机会的垄断，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James Bryant Conant和耶鲁大学校长Kingman Brewster，重建了大学招生制度：强调才能、学术成就，而非血统。
这套规则曾承诺：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
但是现在，Daniel悲哀地承认，中产阶层在工作中敌不过富人，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也会输给富人家的孩子。
他在书中分析道：曾经“仁慈”而又“公正”的精英制度已变异，成为一种财富和特权世代相传的机制，滋生了社会阶层间的怨恨和分裂——“新贵族阶层”就此诞生。
而这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甚至在一代人之前都无法被识别。
不仅如此，看似受益的新贵族们，正同样承受着伤害。他们被迫加入严酷的终生竞赛，通过付出极端的财富和努力来确保收入和地位。
Daniel认为，在这样的制度下，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
注定跑不赢富人的中产阶层
数据显示，除了藤校，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金字塔塔尖1％的学生人数，要比来自整个下半部分金字塔家庭的学生还要多。
这样的结果，无疑有悖于打破阶层固化的初衷。
也许有人会说，除了少数被爆的招生黑幕，绝大多数情况下，顶尖大学仍会按照标准流程展开录取工作。
如果富裕家庭的孩子能被录取，自然说明了他的实力。这对其他学生而言，似乎并无不公平之说。
不过这些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择优录取的制度，早已将普通人家的孩子排除在外。甚至还未出生，就注定要打一场满盘皆输的比赛。
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青年精英会在阶层内部寻找另一半。拥有扎实的经济基础，双高学历伴侣间的婚姻关系往往更稳定、也更持久。
不仅如此，这种选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也使得他们的下一代能够轻松获得其他阶层孩子无法享有的特权。
与之相比，中产阶层的准妈妈面临更高的离婚风险与经济负担，因此承受的压力往往更大。
有研究表明，妈妈的产前压力会拉低孩子的教育水平和智商得分。而且，这种影响是巨大的：
如果在出生前暴露于高水平的压力激素中，孩子到七岁时，其受教育时间会比普通孩子少1.1年，并且语言智力得分降低了5个百分点。
因此，富人家庭的婴儿很可能出生时就比普通人的婴儿“实力更强”。
尽管所有父母都在孩子身上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时间，但高学历父母投入时间的涨幅要大得多，尤其是精英家庭的母亲。
大约一半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哈佛或芝加哥MBA毕业的女性，会选择离职或兼职来为育儿贡献更多时间；
因为当了妈妈而辞职的精英女律师如此之多，让顶级律所不得不将这种情况列为“潜逃风险”之一。
长时间、高质量的陪伴，高昂学费换来的顶尖学校教育资源，让富人们的孩子无论在学术成就、语言表达还是情感认知等方面，都处于难以超越的领先地位。
此外，在校外时光中，差距被再度扩大。
几乎所有富裕家庭的孩子，都会参加大量校后课程，而且通常由多个专业老师辅导。显然，这项“福利”可不是谁都能享受，因为这需要难以想象的巨额支出。
以曼哈顿的Veritas Tutors Agency为例，这是家由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所经营的家教机构，服务于全美客户。
基础学术课程的学费为每小时600美元。其每位学生的家庭的支付的费用在5,000美元到15,000美元之间不等，有些家庭的支出甚至高达100,000美元。
令人惊讶的是，Veritas并不是家教市场上最贵的。
一家面向纽约学生的考试辅导公司，90分钟时长的Skype辅导课程费用是1,500美元，并且至少需要购买14次课程才能报名。
教育投资的成果是丰硕的，富人家庭的孩子在教育的每个阶段都几乎全方位胜过其他人。
所以，无论录取标准多么客观精确，录取流程多么公开透明，精英大学本身就向富人阶层倾斜。自然地，绝大多数精英阶层的工作也被富裕家庭的后代“垄断”。
即使有少数幸运儿，由于其非凡的天资和努力闯入了精英团体，事实上，也只是帮助精英制度证明了它所谓的“公正性”，显得和以前的贵族血统制泾渭分明。
利用“择优录取”的规则，“新贵族”们找到了世袭罔替之路，普通人再难望其项背。
精疲力竭的新贵族
不过，有收获就有代价。即使是制度的“受益者”，新贵族们也表现出了无法掩饰的悲剧面孔。
上幼儿园之前，精英家庭的孩子就不得不加入学校名额、成绩等竞争大军。其中，入学竞争最激烈的学前班只招收不到十分之一的申请者。
现在，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城市的精英父母通常要替孩子申请10所幼儿园。
而每次申请都意味着经历写作考试、评估测试和面试等一系列严酷考验——被评估者，是年仅四岁的孩子。
这样激烈的竞争过程，在申请小学和中学时也在重复上演。
尽管父母有时也不情愿将孩子暴露于过度残酷的训练、筛选系统中，但择优录取的规则却总能让父母继续心甘情愿地促使孩子“回到正轨”。
帕洛阿尔托高中（Palo Alto’s public high schools，后文简称 Palo）和亨利甘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后文简称Gunn）可以说，就是精英制度给出的“甜蜜诱惑”。
帕洛阿尔托高中
这两所学校处于硅谷最好的公立高中之列，学生SAT考试的平均成绩排名全国前10％，超过60％的毕业生能够进入顶尖大学。
但是成功的代价惨重。
Palo和Gunn十年来自杀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到五倍，有些学生会选择卧轨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名学生形容大约每20分钟在教室里听到一次的火车鸣笛声，就像“电影‘饥饿游戏’中每次孩子死后响起的炮声一样”。
也许难以置信，但富裕阶层的高中生的确比其他阶层的同龄人，有着更高的吸毒、酗酒概率。患有临床上严重抑郁和焦虑的概率，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或三倍之多。
同样地，现在大学生们患有抑郁症的可能性也是千禧年时的两倍。就算得到了高薪工作，年轻人的痛苦也未减轻。
一项对高层银行家的调查研究显示，新入职时充满活力的大学毕业生，到工作第四年几乎都会变得“一团糟”。
巨大的竞争压力，超高的工作强度，将青年才俊逼到崩溃边缘。
正如一名亚马逊的员工观察到的那样，充斥着鸡血、批评与竞争的公司文化产生了一种戏剧化的效果：“几乎所有我的同事，我都看到过他在办公桌上哭过。”
等到有了孩子之后，极端昂贵的教育支出，窘迫的时间和精力，无一不让哪怕是身为精英的父母，也会感到几乎被榨干。
困境循环播放，没人逃得出去。
很好的一个例子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最近在给毕业生的一封信中指出：
精英律师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无休止的悖论：
更高的薪水意味着更多工作时间，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更高的薪水来证明其合理性。
一方的增长势必引起另一方的增长，并无限循环。
这个体系究竟在为谁服务？ 他感 叹，真的有人想要生活在 这个体系之中吗？
这场没有赢家的游戏，
为什么无人喊停
显然不同阶层的人都正承受着煎熬，不过，人们往往难以接受这一点。
因为不管怎么说，新贵族们自身有着优异的能力，展现了奋斗的精神，很难让人感觉到其中的特权。
结果是，无论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有多浓，择优录取规则下的精英制度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声誉。
这还不够，顶端收入的剧增以及富人和中产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产生了“萝卜加大棒”的作用，将极端激烈的竞争变得合理化。
毕竟，这些富人的故事充满了拼搏向上，公平竞争等情节，而且看上去他们还创造了许多机会给予其他人。
《哈佛商业评论》曾对高收入群体进行调查，结果显示，62％的高收入人士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35％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10％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
其中，四分之一拥有《哈佛商业评论》定义的“极端高收入工作”，而他们的工作时间甚至更长。56%每周工作70个小时或以上，9％的工作时间为100个小时或以上。
高层管理者自己也通常认为，虽然“像狗一样工作”，但却有些引以为傲，这证明了他承担超高强度工作的能力。
于是，如果有人想要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或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权利，都会被视为“懒惰”、“不上进”的表现，甚至内心也油然而生罪恶感。
相对而言，中产阶层无疑是受到更多伤害的群体，他们被剥夺了获得更多财富、更好教育与工作的机会，最后竞争中的落败者还被归咎于自身能力的不足。
Daniel指出，精英制度从根本上重塑了人们的生活：从出生，到死亡；从家里、学校到工作岗位。
它将自己伪装成必要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形象，将其意识形态投射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操控了人们的想象，并以此禁锢住人们的批判能力。
然而，这个时代的悲剧是，精英制度恰恰成了问题本身。
作为该项制度的研究者，及建立更平等的社会秩序的倡导者，Daniel不得不承认，想要消除目前的不平等，难度不亚于当初推翻贵族统治，简直是“一场规模涉及全文明的工作”。
但他坚信，即便如此，重建平等的社会秩序将使每个人受益。
改革者可从精英制度扎根最深的教育与工作两大领域入手：让教育变得更开放、包容，同时扩增中等水平与收入的工作岗位。
这样一来，精英阶层能够用可接受范围内的地位和收入的下降，换取合理的休息时间，而中产阶层也能因此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与工作机会。
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认识到精英制度的本质与不公，是我们能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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