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世纪判决！一天之内东半球和西半球的革命家是如此同步……
花小蜜
常识科普人
2019年12月3日，在同一天，东半球的伊朗政治精英，和西半球的美国政治精英，分头搞出了两场判决，竟然是针对同一个对象（川普）！这……这闪瞎了全球瓜众的眼：
在联合国最高法庭撑腰下
伊朗的法院昨日宣判
白宫主人川普犯下一系列危险罪行
判决白宫赔偿1300亿美元
与此同时
美国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也给出了判决
长达300页的弹劾报告书认为
白宫主人危害了国家安全
看来美国伊朗双方的政治精英眼里
白宫主人就是个罪犯
https://www.newsweek.com/iran-us-pay-130-billion-trump-admin-1475382?amp=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the-us-has-no-rules-for-when-the-president-is-a-national-security-threat/2019/09/20/68c84412-dbac-11e9-bfb1-849887369476_story.html
在联合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须放宽对伊朗的制裁，以确保人道主义物资的持续流动后，伊朗最高司法部门已宣判“犯罪的”美国政府立即支付1300亿美元的赔偿金。
伊朗司法发言人Gholam Hossein Esmaeili本周二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作为对犯罪的美国政府侵犯了多达360名伊朗公民权益作出的回应，作为对白宫去年决定退出多边核协议以来制造的诸多损害的判定，伊朗法庭已判决白宫犯有“危害国家罪”。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突然从美国的亲密盟友变成了美国的仇敌，掌权的宗教领袖一直以美帝为主要的讨伐目标，但点对点利用最高法作出“针对白宫的宣判”，而且开口就要索赔1300亿……似乎还是第一次。
针对伊朗的各种提案和经济诉求，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拒绝为历史上美国的所作所为道歉，但已经用上千亿美元的援助，极大地松动了双方曾紧绷的关系，但，川普的上台毁了一切，他亲自撕毁了上一届美国政府与伊朗达成的所有交易。
正在被白宫制裁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向法尔斯通讯社证实了这个消息。虽然在西方世界看来，伊朗法庭的这一判决，执行层面上存在问题…
如果说，伊朗方面的所谓判决只是让川普在圣诞节前大笑了一番；那么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开出的“判决书”，竟然使用与伊朗人几乎完全一样的修辞（也是危害国家安全），那就让川普怒不可遏了。
以下咱们翻译下与川普敌对的美国大媒体华盛顿邮报的阐述，看看华盛顿政治精英们是怎么黑他们的总统的：
从表面上看，国会和白宫最近的冲突涉及川普政府拒绝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移交一份被美国情报部门监察长视为“紧急关切”的告密者材料。
但这次摊牌实际上证明了，美国政府无力应对的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该问题是：当美国总统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该怎么办？
此案涉及一名情报官员投诉川普总统与一名外国领导人的通信，以及川普作出的“承诺”，情报官员认为这一承诺令人震惊，足以将此事通知监察长。知情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此案以乌克兰为中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提出申诉前两周半与川普进行了密谈。据举报材料透露，川普向泽伦斯基施压，要求调查前副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当时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数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不过，据称援助并没有随叫随到。
当然，总统过去的行为是不适当的，我们的宪政制度，也有一个框架来处理最高行政长官的不当行为。然而，它的目的是对付直接的犯罪活动，而不是约束总统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例如，制定特别法律顾问条例是为了处理水门事件这种最坏的情况。因此，人们考虑到需要进行不受政治影响的调查，并给予特别顾问独立于司法部其他部门或总检察长作出检察决定的权力。这些规则甚至设想了一份可能公开的、针对总统的调查报告。
当调查涉及到收集可以在法庭上证明的证据时，这种方法是适当的。但这不足以解决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非犯罪行为。
当川普攻击他的情报主管时，“Deep State”有理由担心：
这一分歧在当时的特别顾问罗伯特·穆勒三世提交的关于川普阵营可能在2016年大选中与俄罗斯勾结的报告中表现得很明显。
尽管穆勒的任务范围很广，可能包括反间谍调查，但他将调查范围缩小到刑事事项。最后报告仅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列出了指控或不指控个人的决定，只是简要地指出，反情报信息已与联邦调查局分享，供其（可能正在进行的）机密调查使用。因此，公众对于川普在与俄罗斯打交道时，是否会有意或无意地妥协，或者联邦调查局和情报界是否掌握了解释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世界领导人奇怪的交易行为的信息，就永远成了未知数。
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反间谍调查的进展：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亚当·希夫（Adam Schiff，加州民主党人）曾表示，他的调查小组根本不知道调查的进展情况，甚至不知道调查是否仍在进行，尽管法律要求政府向立法者通报最新情况。
但如果涉及总统，反间谍调查就必然会受阻。
在刑事调查中，公众可以一瞥到它的各个阶段：搜查令、法庭传票和对证人的问询记录通常会登上媒体。然而，美国的反间谍调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最终不会在法庭上出现。恰恰相反，他们试图在幕后监控和化解国家安全威胁，这意味着，美国公众无法追踪特工们的进展。而解决反情报威胁的正常方式——比如阻止被破坏的主体获取机密信息——都难以作用于总统，总统控制什么是机密，什么不是机密，是政府收集情报的最终消费者。
目前的摊牌显示了总统的地位和权力是如何与美国法律相互作用的。在一个典型的举报人场景中，监察长认为投诉是可信的和紧急的，没有任何可着色的法律依据使投诉无法送达国会。事实上，希夫说，以前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监察长向国会提出申诉的决定被国家情报局局长阻止。
在一个不涉及总统的正常案件中，监察长认为申诉可信且紧急的结论将提交国会，如果他选择增加申诉，国家情报局局长将发表评论。国会将审查申诉并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国会立法者可以举行听证会，要求参与申诉的机构提供更多信息，并确保在机构内部解决或纠正任何不当行为。
然而，当一个案件涉及总统时，它就进入了美国宪法的灌木丛：总统在根据第二条授权，代表美国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国会的监督必然与分权问题交织在一起。例如，如果一个电话是关于行政部门的官方外交政策立场的，总统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对其内容保密——总统的部分工作是与外国领导人谈判，为此，他必须能够向其同行保证，他们的讨论不会公开。就连乔治·华盛顿也拒绝向国会提交外交信函。
而且，由于处理与情报有关的告密者投诉的程序没有解决——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如果总统危及国家安全，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行政长官有足够的空间掩盖总统的非法行动，使其更难被发现。总统凭借其职权，在与外国领导人的对话中很容易“走入黑暗”，即使他做出的承诺或保证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甚至使美国处于危险之中。没有监督和问责，国会和公众都无法知道，例如，总统是在利用他的权力作为一个国家的杠杆，让他个人受益，还是在损害我们的民主进程的完整性。
总统的外交权力当然不是绝对的，如果案件最终上了法庭，以这些理由援引特权对白宫来说也不是一个选择。但是，司法部门没有先例，来确定总统权力的边界，因为总统职位的占有者可能以一种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方式使用这些权力。而如果川普赢得任何诉讼，这可能意味着，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即使是对总统滥用权力的最终检查——弹劾——也几乎不可能：如果国会无法获得构成弹劾依据的证据，那么国会也不太可能提出弹劾条款。
宪法的制定者确实预见到了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受到损害或受到外国势力的收买：如果出现真正危险的候选人，选举人团打算在选民判断不佳的情况下充当第二个失败保险机构。不幸的是，一旦一个愿意违背美国利益的人获得总统的威严权力，我们在普通国家安全局势中使用的法律和调查手段就严重不足。就像泰坦尼克号上多重外壳的破裂一样，旨在维持我们民主的机制也在一个接一个地让位。
花小蜜
常识科普人
纵观华盛顿邮报的整个陈述，可以盘点成下列结论：国会民主党人强行搞出的这场“世纪宣判”，借由300页的调查报告的“川普威胁国家安全”的判决，竟然与伊朗法院的“赔偿1300亿美元”判决一样，很难威胁到白宫主人，然而这些人却为了自己的“信念”、“理想”，非要向全世界宣读……果然理想主义者们都是相似的，伊朗的伊斯兰主义者们和美式民主议员们，何其相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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