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文化名人苏轼，一定绕不开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书是一年前就怀着极大热情买来了，但阅读的过程却并不流畅，以致几次拿起又放下。后来才知道林语堂本是用英语写就的此书，我所读到的是台湾大学教授张振玉的译本。
在此之前，也曾听康震教授在《百家讲坛》中详细讲过苏轼的经历，自认为对苏轼有一些了解，只至读完《苏东坡传》，方知最周全的认知及最动情的体察一定来自阅读。一切空洞的评价都是概念化的，且将文字化为自己主观的梳理，尽量从文字中还原出生活的琐屑，力争让敬佩显得更真切。
苏轼于仁宗嘉祐二年的那场科举考试知名于天下。那年他仅二十岁，在三百八十八名考生中他几乎名列榜首。当时总以求才育才为己任，深受学术界敬爱的文坛泰斗欧阳修一面对其文章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以致误认为是他的朋友曾巩所写，一面为了避嫌，把本可列为榜首的这篇文章，改列成了第二名。
欧阳修为当时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都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一学士也曾说，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然而欧阳修却对人说过：“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他还曾说每逢收到苏东坡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
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他的一首新作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
苏轼的幸运在于成长于思想自由的仁宗皇帝时代，遇上了欧阳修、张方平等身居高位却爱才惜才之人。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苏轼的第一任妻子二十六岁的王弗因病去逝，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病逝，苏轼与弟弟苏辙运父亲及妻子灵柩回到四川眉州故里埋葬。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居丧期满后的兄弟两人再回到京都时，正赶上时任副宰相的王安石推行变法。神宗皇帝比起仁宗，算得上年轻有为，雄心万丈。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也确是为了江山社稷，但变法的内容似乎有些激进，再加上王安石本人不能接受忠言，过于刚愎自用，因此，变法仅两年之间，持不同意见的元老重臣或被贬离朝，或辞官退隐，王安石欲“钳天下人之口”，故对御史台也进行了清肃。
与此同时，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因强行推行变法而陷于孤立无援的王安石，却失去了对人的基本辨识，提升了一帮表面对他唯命是从、毕恭毕敬，其实利用他以遂其私欲的投机小人：李定、舒亶、邓绾。还倚用了两个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表面拥护变革实质巨奸大恶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从此，变法导引出了一场朋党之争，最终演变成群小对君子们处心积虑的陷害。
王安石所有做法根本不是为了谋取权力地位，对于金钱他更不重视，其最大志向在于将所定的变法政策无障碍地执行下去，为此他不允许别的大臣批评他所推行的哪怕不合理的政策，他想方设法在皇帝面前隐瞒真相，他的执拗一方面大大破坏了先前朝堂上自由直言的风气，另一方面一意孤行的致命弱点足以给蛀虫似的小人们打开一个缺口，群小们迅速蔓延成一团浊气，令接下来的争论早已远离变法本身，继而演变成纯粹的嫉妒、拉拢、打击、报复。
在所有高官大臣都纷纷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时，苏轼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变主意。他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所陈述的部分政见及延伸出的意义可谓超越时代，警戒古今：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又焉能得到人们真心实意的支持？企图打击甚至消灭不同声音而趋于统一与和谐，要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做贼心虚强制打压，要么是随声附和放弃自我邀功请赏阳奉阴违，民主真不是用来粉饰的赞歌。真正的监察机构首先要无所依赖，无所仰仗，高瞻并远瞩，独立且自由，公正而无私，要能站在百姓的立场，要能代表百姓的心声。监察机构的职责重在审视与监督上层决策，重在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
苏轼上《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之后，如石沉大海。接着他又上了第三书（第一书是《议学校贡举状》），使情形恶化的是苏轼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间，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这彻底激怒了王安石。
王安石的群小之流捏造借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继而苏轼遭到罢黜。此时仁宗年间的那些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苏轼也于熙宁四年（1071年）7月携家眷来到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随后八、九年内，他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为官，无不政绩斐然。
苏轼绝对是天生的哲学家，任他的目光落在任何琐屑，由衷的热爱都能升华出智慧的哲思。就拿简单的睡觉而言，每在入睡前，他要不厌其烦地把被褥塞好，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贴，倘身上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推，轻轻揉，一切妥当后，便不再移动，倘再有发痒之处，便以毅力精神克服之。
他认为，灵魂之自在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他还把自己睡眠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
正因为对自然与生活天生的热爱，因此他一方面写些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山水诗，同时也写些反映百姓生活“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等一些并不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膺不能自制。先前反对新政的朋友们似乎对时局已感厌恶，姑且将不满放在心头，但苏轼每遇不快之事，便觉“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他不是沒想过后果，他也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他毫不在乎。
该来的还是来了。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他在到任谢恩奏章上，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过分的话。于是六月，一个御史把苏轼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紧接着，舒亶、李定、王珪之流开始到苏轼曾经的诗句中捕风捉影以罗织罪状。
七日二十八日苏轼被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八月二十日开始审问。其间共有苏轼的一百多首诗被呈阅，每一首都需他做出合理解释，其中有的指控牵强到可笑。在苏轼的朋友当中，有三十九人受到了牵连，这也正是苏轼所担心的，因此在被押解到京都的途中，他曾想过跳江自杀。
审问期间，除了昔日好友张方平、范镇不怕牵连，为苏轼说情外，曾经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直言，还有病重至奄奄一息的仁宗皇后，在临死前对神宗皇帝说：“我记得苏轼兄弟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轼因为写诗正受审问。这都是小人跟他做对。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致他于罪，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屈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
舒亶和另外几个人曾想尽办法劝皇帝治苏轼死罪，并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令舒亶、李定大失所望的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宫廷官员发出圣谕，苏轼被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在受到牵连的人之中，三个人受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被削除一切官爵。王巩也许是某些人为报私仇吧，纯属无辜受累，被发配到遥远的西北。子由遭受降职处分，被调高安任筠州酒监。其他友人都也受到程度不等的处罚。
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中共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与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黄州。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刚到时，苏轼就暂住在定惠院，与僧人一同吃饭。直至家眷到达后，苏轼的生活方才安定下来，又因太守礼遇，他们住在了临皋亭。但当他带的钱用完后，实实在在的困难便摆在他面前。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一定说的是如苏轼一样的人吧。当内心阳光普照，便足以温暖生活点滴中的阴郁，所有困难也纷纷化解为达观的自我解嘲。难怪林语堂先生感慨曰：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自我解嘲这种能力是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
在困窘之中，苏轼采用一种特别的预算花钱方法，“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日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藏贮，用不尽以待宾客。”
元丰三年（1081年），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真正务农了，自称“东坡居士”，“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由原想弃官为农，到被迫成为一名农夫。
他将“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的极贱的猪肉做成“东坡肉”；他还将发明的东坡汤一一青菜汤推荐给和尚吃；为了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托人找菜种；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竟“自喜渐不为人所识”。
余秋雨先生曾在《苏东坡突围》里说，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因为酷爱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
那么，由现实生活身体的凄苦无奈到笔下精神灵魂的旷达超脱，直至他的惊世杰作《念奴娇》和前后《赤壁赋》的诞生，苏东坡如何在艰难痛苦的体验中完成了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
无限的闲暇，特别是失意之时，对于别人也许是无尽的烦闷，但对于有着广泛热爱、敏感想象的苏东坡来说，却将苦过成了一种美好。当庄稼已然种上，处理好了开支预算，身边有朋友相随，大把时间供他自由支配，于是他可以与朋友喝酒下棋、庭院赏月、泛舟夜游、体悟瑜珈、炼丹养生。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使他从精神到写作都呈现出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同时在佛教的引领下，他围绕生命的初衷一点点剥除去官位、名利等无关宏旨的东西，渐渐看见了真正的自己，思想携同文字一起走向了纯粹、空灵与宏阔。
当然他的蜕变，更源自他本能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当他从本地一读书人口中听说杀婴恶俗时，他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还成立并组织了救儿会，并且每年于自己拮据的生活中省出十缗钱用于捐赠。
如此善良、率真、坦诚、乐观、豁达之人，难怪有那么多人不计得失地亲近，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追随，苏轼不仅于失意的生活中拯救了自己，更给别人以神一样的光辉，他是跨越古今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当确认过眼神，决定追随对的人。于是徐太守成了热诚相待的朋友，武昌的朱太守常送酒食给他，山水画家米芾常到雪堂与之论画，崇拜他并已追随他二十年的马梦得依然陪着他到黄州过苦日子，一个清贫的四川书生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就连闲云野鹤般四海遨游的据说已一百二十岁的道长也成了苏家的常客，诗僧参寥去看东坡并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还有同住在黄州，当年曾与东坡意见不合的陈太守的儿子陈慥也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正当苏东坡随缘自适乐于过这种隐居式的生活时，神宗皇帝却又有意使他掌史馆，终被左右所阻。最后皇帝亲书一道圣旨，把苏东坡的谪居地由黄州调到汝州，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亦较为舒适，东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初。
于是一大群人送他启程，有士绅、有穷人、有各色人等。我们知道名字的那些邻居朋友，一直送他上船直到慈湖的，计有十九人。另外有三个朋友，一直陪他到九江。老朋友陈慥、和尚参寥、大约已一百三十岁的道士乔仝。
路经南京时，苏东坡去看望了已是疲惫颓唐老人的王安石，并与他讨论诗与佛学多日。此时的苏东坡也在盘算找个老年退隐之地了。不少好友纷纷出主意：方丈友人佛印劝他安居在扬州，因为佛印的农庄在扬州；范镇愿他到许下，二人可以为邻；仪真的太守约他前往居住，他便暂时将眷属安顿在了那里；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湖州太守滕元发，劝他安居在常州的太湖左岸宜兴。
皇帝染病，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一日起，太后摄政。三月五日，皇帝驾崩，次日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正当他庆幸“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时，朝廷又派他到登州做太守。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晋京。
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新皇帝哲宗现今才九岁，因此摄政的是英宗皇后。神宗一去世，太后就召司马光当政，中止或废除了王安石的一切政令。苏东坡到达京都八个月内，朝廷将他擢升了三次，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四十九岁。
此时的苏东坡可谓名气之盛。当年那些小人已受到应有惩罚，李定被褫夺官职，吕惠卿也已被贬，而且圣旨就是苏东坡草拟的，王安石去世后，也是他草拟圣旨追赠荣衔。他的两个朋友吕公著、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居朝廷最高官，弟弟子由也已回到京师，任御史中丞，次年升为尚书右丞。当年被贬到南方的朋友都也回朝官居要津。大诗人黄庭坚正式拜在他门下，“苏门四学士”也已是尽人皆知。此时的苏东坡名气达于极点，特别是司马光死后，当代学者之中，无人能望其项背。在官场中，他也是巍然高出于众人的。
高职显位的荣耀，也许在一般人看来是值得羡慕的。然而对于经历过起伏之后的苏东坡来说，他并不认为豪华奢侈的生活与简单朴素的生活，给人带来的快乐会有多大差别。他并不汲汲于对他而言伸手可及的宰相之位，他似乎更沉醉于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忘乎所以玩味笔墨的乐趣。
那是驸马王诜的庭园里，十六个名家聚会于此。苍松翠竹之下陈列着石桌，苏东坡头戴高帽，身着黄袍，倚桌作书，驸马王诜在附近观看。主人的两个侍妾，梳高发髻，带甚多首饰，侍立于桌后。另一桌上，李龙眠则正在写一首陶诗。子由、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都围在桌旁。米芾立着，头仰望，正在附近一块岩石上题字。秦观坐在多有节瘤的树根上，正在听人弹琴。别的文人雅士或和尚则分散各处，或跪或站，自得其乐。
又或是任主考官的苏东坡与陪考官李龙眠、黄庭坚、张耒等入闱近两个月，阅卷完毕之前不得出闱。空闲无事，李龙眠则画马自娱，黄庭坚写阴森凄惨的鬼诗，彼此说着奇异的神仙故事。苏东坡则“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过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
苏东坡以自己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成为当时诗书画领域当之无愧的领袖。相同的志趣及纯粹的对美的追求，使他们自然地走到一起，乐意围绕在苏东坡身边以享受这种轻松自由而品味一流的艺术氛围。他们是身处红尘之中超脱于世俗之外真正的文人雅士，他们以自己对诗、书、画兼具的精通以及对这些艺术内容融会贯通的理解，确立了区别于一般画工的文人画的基本内涵：绘画不能只求形似，不可拘泥教条于古人，要在观察与把握外物特征的基础上，使自己的情思与所绘之物相融相合，从而在绘画中释放出个人的元素，“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苏东坡不仅在艺术上有着真知卓见，在政治这潭浑水中他同样看得清清楚楚。他曾赞扬欧阳修当年激扬清议，但也指出王安石后来对清议的压制。他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
因此他在给皇太后的奏议中力争的第一项便是“广开言路”，他希望能打开言论的通道，让强大有益的舆论进入朝廷，进入决策者的视线。另一方面他请求完全废止青苗法，同时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一律宽免。在担任主考官的过程中，他还发现了科场上的种种问题，便又提议废除免试，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
两年之中，苏东坡又以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更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历史重演，皇太后收到弹劾他的奏章比他知道的要多，好在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俗话说，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也。于是他萌生了去朝之志，他说君子如麟凤，难求而不易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千万”。
在苏东坡的再三恳请下，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朝廷终于允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那年苏东坡五十二岁。
在杭州任上，苏东坡全心全力工作，他借太后的恩宠，请求特别拨款，进行重要革新方案。短短一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只身展开救济饥馑的工作。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他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苏东坡一回到京城，等待他的，只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因为皇太后召他还京是要他官升宰相的。此时子由已是尚书右丞，元祐七年，子由又升成了门下侍郎，也是宰相之一。
苏东坡在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风暴后，越想离开京都，于是他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三个月后，苏东坡又被外放到颖州为官。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他又被调到扬州。
在颖州八个月，扬州七个月的为官期间，他曾亲眼目睹了王安石新政所留下的恶果：遇五谷不登之年，成群难民在深雪跋涉逃荒，老弱倒于路旁，少壮者流为盗贼。而遇丰年，县衙的衙吏和兵卒则在此时会来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并且把人带走关在监狱里。苏东坡到扬州后，曾在谢恩表里说“丰凶皆病”。曾经的富户因为穷邻居担保，也已被拖累得家破人亡。很多官司与纠纷，都由青苗贷款而起，地方法庭只忙于处理人民欠官家的债务案件，私人诉讼就搁置不闻不问。民间贸易也因人人信用不佳，生意陷于停顿。官场的腐败也已到了令人无法置信的程度。虽然当年司马光任宰相，已开始退还官家没收的人民财产，但朝廷的原意总是被官僚们弄得面目全非。苏东坡把圣旨被曲解误用的事一件件列出，并指出民脂民膏已被挤干，百姓已再无力偿还二十年的老账。此后又多次上书奏请宽免官债，直至元祐七年七月，苏东坡所催请各点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
元祐七年九月，苏东坡应召离开扬州还朝之后，先做了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又做了十个月的礼部尚书，当时子由则官居门下侍郎。
元祐八年八月初一，苏夫人去世。九月初三，太后去世。这时身登王位的幼主哲宗，年仅十八岁，而性好女色，且太后生前就曾担心他轻率鲁莽，脾气暴躁，颇容易被老奸巨滑的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果不其然，太后刚一去世，哲宗皇帝就又恢复了神宗时的新政。昔日别有用心的群小马上活跃起来：先是传播太后生前要使自己儿子身登皇位的谣言复燃，司马光和王珪也被嫁祸为共犯，元祐诸臣人人都成了嫌疑。与此同时，苏东坡昔日曾预言过会杀人不眨眼的故友章惇当了宰相，一群狐朋狗党也被他召还京都，畀予重位：“三面杨”是他的莫逆之交。巨奸吕惠卿又已得势。王安石的其他亲信如曾布，也已奉召还朝。北宋歪才巨擘蔡氏兄弟，又跨踞政坛的津要之位。由个别小人私怨报复而引起的政治运动开始了。
已去世的当年宰相司马光，躺在坟墓中仍两度遭受降级，并剥夺爵位和荣衔。不仅如此，朝廷给司马光坟墓上赐建的荣耀牌坊也拆除了，皇太后为司马光赐建的碑文也给磨平了，甚至有人奏请将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予以毁灭，幸亏神宗皇帝写的一篇序才使这部正史得以保全。但沒收了司马光家的财产，他子孙的俸禄官衔也取消了，虽然章惇提请把司马光开棺鞭尸的恶想落了空，但仍坚持对司马光后代有害的措施绝不放宽。
九十一岁高龄的文彦博，四朝为官，也遭降级罢黜，一个月后便呜呼哀哉了。吕大防、范祖禹、刘挚、梁焘，都在流放中丧命。章惇竟还发出命令不许梁焘运尸回籍，归葬祖茔。苏门四学士在流放过程中，官位还继续贬低，而且还随处调动。子由也遭到了罢黜，先是发到汝州为太守，数月之后，又被调到高安。朝廷为迫害元祐大臣，还特别设立机构，元祐大臣几乎无一幸免。先后惩处官吏达八百三十人，直至建立元祐党人碑时，迫害达于极点。
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身为宰相的昔日故友章惇，首先向苏东坡开刀，要将五十七岁的他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其间需跋涉一千五百里。当到南京对岸的仪征时，苏东坡第三次被降官，改派到广州迤东七十里的惠州充任建吕军司马。他决定让家人回宜兴农庄去，自己只携二十二岁的小儿子苏过、侍妾朝云、另外两个老女仆前往。苏东坡曾以皇帝侍读的身份恳请乘船南下，获得恩准。正当官船在九江迤南鄱阳湖停泊时，第四道命令又来了，他又被贬低了官阶，于是运输官要收回官船，好在上天保佑，一阵强风使船帆涨满，使他很快到达南昌的湖上码头。在南雄与广州之间，他遇上了道士老友吴复古，流放期间，他一直与吴复古交往密切。
哲宗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苏东坡终于到了惠州。也许大家慕名而来，又或许是苏东坡人格魅力的感召，任到一处地方，哪怕偏僻贫瘠，总有人不计得失乐意与他交往，甚至有朋友千里迢迢去看望或为他服务。惠州东、西、北三面，计有五县的太守，不断给他送酒送食物，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抃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黄州老朋友陈慥写信说想来探望。其他至交如杭州僧人参寥、常州钱世雄，不断派人带礼品药物、书信来探望。苏州一个姓卓的佛教徒，步行七百里给太湖地区苏家与那里的朋友来送信，直走到满脸紫赯色，两脚厚茧皮，姓卓朋友的往来奔波使苏东坡不断与家庭保持了联络。同乡道士陆惟谦，不辞两千里之遥，特意来看他。
苏东坡不愧为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或者他拥有一颗始终保持天真的赤子之心，难怪他把自己的书斋叫“思无邪斋”，正是这种“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随缘自适与旷达，因此他对周围一切都抱有极大的热情，正如他刚到惠州初见橘林、甘蔗、荔枝树、香蕉园、槟榔树时的那份新奇。他遇见桂酒有如在遥远的地方遇到知己，写下酒赋至少五六篇。他还在给弟弟子由的信里谈他临时发明的烤羊脊。
当把满腔热忱注入生活的屑琐时，苏东坡从远见与智慧里延伸出对众生的慈悲：博罗城发生大火，为防官方在重建时乘机剥削压迫百姓，他建议当地政府在市场公开购买，禁止征集民间物资，征用民工。当看到农民在缴纳捐税时被衙署勒索时，他建议当地政府当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他与太守、县令会商，建筑桥梁，重新安葬无主野坟的骸骨，在城西修建放生池。广州流行瘟疫，他写信给朋友一一广州太守王古，提议筹备基金，创立公家医院。广州人以饮水问题为苦，他把认识的那位道士的引水计划提供给王古，并建议建设水管引泉水进城。为了不给朋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告诉王太守切莫让人知道是他出的主意，但王太守后来还是因“妄赈饥民”之罪而被革职了。
苏东坡在北归无望时，他真的要“不辞长作岭南人”了。绍圣三年（1096年）三月，苏东坡开始在河东四十尺高的一座小山的顶上盖房子了，他称此房子为“白鹤居”（现在人称“朝云堂”）。共有房屋二十间，在南边一块小空地上，他种了橘子树、柚子树、杨梅树等，还有两家近邻又是好朋友：翟秀才和酿酒老妇林太太。
让苏东坡最感痛心的是，在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五日，新房子尚未峻工，朝云却得了一种瘟疫，竟尔身亡。他们住的是疟疾地区，她得的可能是疟疾。当时苏东坡的儿子过并未在家，出外去运木材了，朝云直到八月初三才埋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小山丘上，离一座佛塔和几个寺院都不远，因为朝云曾是虔诚的佛教徒。从现在起，苏东坡就一直鳏居未娶。
盖房子几手花光了苏东坡的钱，正当他以为晚年可以在惠州安居下去时，他又接到了远谪海南岛的命令，那时他的新居落成才刚两月光景。
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祐诸臣再卷土重来，在那一年及以后数年，惩处或贬谪了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其中弟弟子由也被贬往雷州。于是现年六十岁的苏东坡在儿子的陪伴下先到梧州，然后南转，从雷州半岛渡海。正当到梧州附近的滕州时，与弟弟子由相遇，兄弟二人到一个小馆子吃过午饭，准备作别。雷州太守一向仰慕苏氏兄弟，对二人盛大欢迎接待，并送了酒食，结果第二年因此遭受弹劾，调离了任所。
苏东坡要出发了，子由送他到海边。离别的前夕，兄弟二人在船上过了一夜。可谁也没想到这次相聚竟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聚，后来直至去世，苏东坡再未能与子由相见，这也成了苏东坡临终前最大的遗憾。
绍圣四年（1097年）七月二日，苏东坡父子到达儋州。不久，一位很好的县官张中就到了。张中不但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他本人又是围棋高手。他和苏过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二人常常终日下棋，苏东坡在旁观战。由于张中的热诚招待，苏东坡就住在张中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里，且用公款进行了修缮。张中因此遭到革职，苏东坡也被从官舍逐出。后来当地居民，特别是穷读书人的子弟，亲自动手帮他在椰子林中盖了大概三间房子，被苏东坡命名为“桄榔庵”。
海南岛内居住的是黎族，与中国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当地居民非常迷信，患病时由术士看病，没有医生。治病的唯一办法是在庙中祷告，杀牛以祭神。结果由大陆运进的牛不少专为祭神之用。据苏东坡说，岛上要什么没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唯有一幸，无甚瘴也。”
夏天的热带海岛上，因为潮湿，人是很受煎熬的。苏东坡只有静坐在椰子林中，一天天数，直到秋季来临。而秋季又多雨，有时自广州福建来的船停航多日。食粮不继，连稻米都不可得，有时与儿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直到饥饿之虞，便采用煮青菜的老办法，开始煮苍耳为食。
无论生活有多艰难，最大的苦难却都源自狭窄的内心，当把生命置放于茫远天地之间时，心结便会自动化解开来，我们也便获得了自我拯救。苏东坡曾于日记中如此写道：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之中。有生孰不在岛者？”
此时的苏东坡，谁又能说清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当政小人欲置他于死地，他却于蛮夷之地获得了大自在，此时的境界又有谁人能及？正如他在杂记中所写：“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此时的他，不仅可以陪玉皇大帝，亦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当政小人将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而他的眼中却没了一个不好的人。在远离繁华与喧扰的天之涯海之角，他无须顾忌，无须谨慎，可以完全以名士本色同那些默默无名的读书人、匹夫匹妇相往还。他与他们在槟榔树下席地而坐，天南海北的闲聊便开始了。当他们敬慕他学识渊博，不知该说什么时，苏东坡便欣然鼓励他们只说他们所听到的就行，哪怕是鬼故事。
他在给子由的信里曾说：“然吾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在儋州的日子，他养成了利用空闲到乡野采药的习惯，并考订药的种类。他还在儿子的帮助下，整理杂记文稿，编成《东坡志林》。过去他和弟弟子由分别为五经作注，在黄州谪居时，他已注完《易经》和《论语》，在儋州期间，他又注完了《尚书》。最了不起的是他的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诗，他在颖州时就开始了此项工作，离开惠州时，已经写了一百零九首，剩下的最后十五首也是于海南岛上完成的。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仅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去世，他弟弟继位，是为徽宗。前半年朝廷由神宗皇后摄政。这位皇后如她婆婆一样，天性有知人之明，能辨别善恶。那年四月，在她的庇佑下，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虽然她在七月就还政于其子，直到次年正月去世，她竭尽自己现有的力量保护了元祐诸臣。
五月，闲云野鹤式的吴复古又出现了，他首先将遇赦的喜信告诉了苏东坡，不久正谪居雷州的秦观又来信证实了这一点。
苏东坡如今要启程北上了，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与招待，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题字。十月他到了广州，为他设宴者极为繁多，他在诗文中说自觉生活如梦。
在离开广东之前，苏东坡接到了可以自由居住的消息。五月一日，来到金陵。一番考量后，他决定定居常州。这时苏东坡住在仪真的船上，等待孩子们前来相接。那年夏天突然来临，而且非常之热，湿气自河面上升，他觉得十分难过。六月初三，他大概是得了阿米巴性的痢疾，早晨醒来，觉得软弱无力。他便自己买了些黄耆来吃。大画家米芾来看他多次，身体较好时，二人甚至一同去做东园之游。
六月十一日，他向米芾告别，十二日过江往靖江去。在身体疲弱之下，他与三个儿子、一个侄子，一同来到葬于靖江的堂妹的坟墓前祭祀，并满怀深情又为堂妹及妹夫写了祭文。得到堂妹去世的噩耗时，苏东坡正谪居惠州，那时的他就曾无比悲痛地为堂妹写过祭文“云何俯仰，一呻再呻。救药靡及，庵为空云。万里海涯，百日计闻。拊棺何在，梦泪濡茵。长号北风，寓此一樽”。第二天，当客人去看望他时，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竟致不能起床接待。
六月十五日，他沿河继续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他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轰动，沿路在运河两岸，老百姓表示发乎真诚的欢迎。
回到常州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直没有胃口，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好友钱世雄几乎每隔一天就去看他。后来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了，他曾满怀遗憾地对好友钱世雄说：“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
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他把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时，两目炯炯有神，似乎忘了一切。
七月十五日，他的病况恶化，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龈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软弱。七月十八日，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交代了些后事。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一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并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后。七月二十六日，苏东坡写了最后一首诗。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靠近他耳朵说：“现在，要想来生！”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站在一旁轻轻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他意味深长地于临终之际留给我们最后的箴言：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苏东坡去了，享年六十四岁。但他卓而不群的才智，他浩然长存的正气，他海纳百川的气度，都已成为亲切而永远的怀念。苏东坡不负生命，真正为灵魂而活，他活成了高贵而赤诚的典范。天地渺远，人生有限，滚滚红尘之中如何安身立命，滔滔俗流之中如何安放自己，苏东坡以他多舛坎坷的经历和他坦然豁达的态度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读苏东坡，内心充满喜悦，读苏东坡，灵魂得到指点，苏东坡，永远值得阅读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