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没有他，博物馆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藏品
相信不少人去过故宫博物馆吧？
里面的国宝你可能见过不少，但有一人你若不认识，那就算白走一趟了。
“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
启功先生曾说：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这“第一人”便是张伯驹，故宫博物院的顶级书画近一半是他捐的。
张伯驹，人称“民国四公子”之一。
其实对于这四人的身份说法不一，张伯驹在他著的《续洪宪纪事诗辅注》里是这样说的：
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张伯驹），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当时在清末民初的河南项城，有两姓大户人家：袁世凯家族和书香门第的张家。
张袁两家不仅是姻亲（张家千金嫁给袁世凯长兄），更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亲密伙伴。
年幼的张伯驹原本和这些没什么关系，因为他的生父、排行老六的张锦芳只是一位喜爱诗词的地方乡绅。直到七岁那年，自己被过继给远在天津、排行老五的伯父张镇芳（盐业银行创始人）——张家当时最有钱有势的人，张伯驹的人生才发生了转变。
张伯驹从小就是棵好苗子，9岁能写诗，记忆力好，相貌儒雅清秀，低调沉稳。和其他纨绔子弟不同，他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不穿西装就喜欢一身长衫，酷爱诗词歌赋、戏曲书法，满身的艺术细胞。
这些还真和他生父很像。
17岁那年，觉得混仕途实在没意思，张伯驹丢掉袁世凯给他的旅长职位，回家专注自己的爱好。
他爹张镇芳怕他玩物丧志，强行安排去自己的银行挂职。
因为盐业银行的政治背景，清廷大批文玩都抵押在这里。张伯驹本来就对古玩字画极有研究，这下真是开了眼了，挣钱的法子他没怎么学到，但见多识广造就了日后超乎寻常的鉴赏眼光。
他女儿曾回忆：“我父亲看准的古董从不还价，只说你什么时候来取钱就可以了。”
由于出手大方，张伯驹在京沪的古玩界名声很大。
1927年某天，29岁的张伯驹又到北京琉璃厂闲逛，在一家古玩店里看到一张写着“从碧山房”的横幅，这种东西他平日见得不少，再看落款，把他吓了一跳，竟是康熙帝的御笔。
反复鉴定确认是真迹之后，他立即买了下来。
无意中淘到皇帝的亲笔御书，让他兴奋了好一阵子。后来干脆就把自家宅院改名“从碧山房”，一门心思收藏名画墨迹。
原本这些都是纨绔子弟的个人喜好了，和家国情怀啥的没什么关系。
直到1936年，日本人抢购中国文物，震动了当时的文化艺术界。
道光皇帝曾孙，恭亲王的孙子溥儒，把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只用一万大洋就转卖给了日本人。
《夜照白图》
小菠菜们或许不知道这幅画到底有多珍贵。
“夜照白”是这匹马的名字，它是唐玄宗的御马，也就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
画上有南唐后主李煜、美术史家张彦远、宋朝米芾等人题字。
古人在收藏字画时候，都要在画上留下自己的墨迹和印章，表示曾经拥有这幅画。
也就是说，《夜照白图》是我国第一幅流传有绪的名迹。（就是可以通过印章清晰看出收藏者的历史年代脉络）
这可是无价之宝！
得知这一消息，张伯驹痛心不已，下定决心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所以一年后，当他得知溥儒准备卖掉《平复帖》时，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它收归己有。
《平复贴》
《平复帖》被称为“中华第一贴”，是西晋文人陆机写给朋友的信，距今有1700年，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
这贴只有巴掌大，共80字，现在市值估算近20亿。
第一次开口要买，溥儒开价20万大洋，啥概念？相当于现在人民币2000多万！
张伯驹去找张大千，说自己只能出6万大洋，谁知溥儒一点面子不给，坚持要20万。
这么高的价市场上少有人能出得起，所以一直到1938年也没卖掉。
结果，机会来了。
溥儒他妈去世了，办丧事急需用钱。
张伯驹便拖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说愿意借他1万大洋救急，但有个条件：拿《平复贴》来抵押。
溥儒说不抵押，我4万大洋直接卖。张伯驹欣喜若狂，立马买下。
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张伯驹留下的题字
夙愿是了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就堪忧了。
收藏这么珍贵的墨宝，当然就有人觊觎，于是便有了上海第一绑架案。
1941年6月5日，张伯驹刚出门，就被一帮人绑走，绑匪向其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不然就撕票。
潘素急得眼睛都快哭瞎了，到处哀求，可那是战乱时期，一时间哪去筹这笔巨款？
好不容易求得见丈夫一面，没想到憔悴不堪的张伯驹一心惦记的仍是他的藏品，他悄悄告诉妻子：
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
后来调查才知道，绑匪背后有日伪特工总部的影子——76号。
被关押的地方
张伯驹的把兄弟孙曜东，当时的伪政府财物总长兼特务总管周佛海的机要秘书，向周汇报。
简直胡闹！让76号赶紧把事给了掉。
绑匪赶紧把肉票“转让”给了另外一拨人，最后赎金降到40万，张伯驹才被赎出来。
这之后，张伯驹带着全家老小逃往西安，他们将所有字画缝入衣被中，一路上担心受怕。
所幸西安没被日军占领，《平复贴》才得以保住。
这一折腾，张伯驹差不多是倾家荡产了。
结果1946年，他又收到消息说马霁川想把《游春图》卖给外国人。
《游春图》
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迄今我国年代最早的一幅画卷，距今1400多年，被称为“国宝中的国宝”。
消息传开后，张伯驹捶胸顿足，誓要收购此画。
他爱国宝胜于生命，这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抓住这一点，马霁川竟然要价800两黄金。
哪里还买得起？张伯驹找到故宫博物院，想请他们出面，可惜故宫那边因为经费不足，吃吃没回应。
无奈之下只能走偏门，张伯驹把马霁川要把国宝卖给洋人的事情传到北京。当时正是国难当头，国人对外国人恨之入骨，一听国宝要流出外国，个个指着马霁川开骂，眼看就要被骂成民族罪人，他也就断了卖给外国人的念头。
后来马答应降价卖给张伯驹，要价220两黄金。
看到上面那个大印没？“太上皇帝之宝”
还是买不起。怎么办？卖房。
张伯驹变卖了自己的宅院——李莲英的旧宅，占地15亩，要是搁到现在，光拆迁费也得上亿！
凑足了220俩黄金，不料马霁川借口张伯驹的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当时，张伯驹无奈只好卖掉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
这回真是倾家荡产了。
经张伯驹之手收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仅在册收录的就有118件之多。
1956年，与夫人商议之后，他从30年收藏的书画中挑出8件精品，当然就包括了《平复贴》和《游春图》，无偿捐赠给国家。
结果就在捐赠完的第二年，张伯驹就被扣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当时为响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号召，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提出“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张伯驹乐坏了，他立即组织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开始排练戏曲《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
结果他排的戏很快遭到攻击，说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一下子，儿女和自己断绝了关系，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只能靠老婆卖工笔画维持生活。
1960年，在陈毅的帮助下，张伯驹去了吉林，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可是对于自己的糟遇，他看得还挺开：
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驻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结果，1966年遇上文革，他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张伯驹和夫人一起“发配”到吉林舒兰进行劳动改造，但被舒兰县革委会拒收，嫌年龄过大不能劳动。
不得已，老两口只好回到北京。但原来的宅子早已被别人占了，老两口只好窝居于一间10平米的小屋内。
一无粮票二无户口，两人只能靠亲朋的接济度日。可这样的落差和磨难并没让他怨天尤人，他的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曾写道：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对待挫折有句豪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都很想爬起来。可张伯驹不，因为他从来就像没有跌倒过。
晚年的张伯驹
1980年他才得以平反。1984年，张伯驹因病去世。
八十年，他不识金钱，不识功名，只与书画和挚爱的人消磨到老；
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日后去故宫，答应波叔，仔细看一看张伯驹捐赠的藏品。它们不仅讲述了中国历代帝王名家的风雅，更饱含着中国近代一位老人拳拳爱国之心。
他，值得我们用一生来敬仰。
今日心情 敬仰
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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