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急救靠广播喊人，我国公共场所的急救水平差在哪丨今日话题

文丨 陈雪波实习编辑

“X车厢XX座位有位旅客晕倒了，乘客中有没有医务工作者，请前往帮助！”有乘坐火车经历的人有时候会在列车上听到这样的广播。11月19日，在从淄博开出的一趟列车上，一位女子癫痫发作，列车组通过广播呼喊，正好在乘坐该趟列车的6名医生闻讯赶来，经过救治，才保住了那名女子的生命。

火车毫无疑问是人员最为密集的场所之一，这导致列车上乘客发生疾病的概率本来就很高。而且因为列车的移动性和封闭性，又天然地不利于突发病人的治疗和转移。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疾病高发、人员数量巨大的场所，却没有随时待命的医务工作者。一旦有乘客发病，只能靠随机向乘客求救。如果乘客中没有医务工作者，后果将不堪设想。

火车乘客突发疾病是常事，却从没有值守医务工作者提供安全保障

2018年春节后，来自甘肃天水的姚某一家坐上了从兰州到广州的K228次列车。车门关闭后开车前，姚某父亲突发晕厥，姚某迅速向列车员求救，请求下车就医。但列车员回应“上级不同意停车”，故列车照常发车行驶。期间列车员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取来速效救心丸，除了简单包扎外，列车员不掌握其他急救技能。在开车2小时38分后，姚某父亲才到宝鸡车站下车就医，最终因突发心脏病得不到及时施救而死亡。

两年前的淄博火车站就曾在一天内遇到三个突发病人，也只能等待120急救中心的帮助

火车上的乘客数量巨大，一列长度为18节车厢的火车能够提供超过两千个座位（铺位），高峰时期加上站票，人数会更多。因列车颠簸以及旅途气候、海拔等环境的变化很容易导致部分体质弱的人发病。更何况，火车乘客中本就有很多人是患病后乘车去异地求医，在旅程中出现身体不适太正常不过。

常能听到碰巧乘车出行的医生出手抢救病人获得好评的新闻，路遇病人，出手相救固然是值得表扬的好事。但反过来想想，为什么在火车上的病人生病没有专职医生第一时间带着急救药品站出来呢？为什么急救只能靠“广播喊人”来随机寻找医生？万一乘客中没有医生，或者来的医生不掌握相关急救领域，不是置病人的安危于不顾吗？

目前很多学校已经配备了完善的医务室，有值守医生可以随时处置有身体突发情况的学生。而列车上配备了维护列车行驶过程安全的安全员，甚至留了席位给第三方公司的商品推销员（并非铁路部门自己经营），唯独忘记了配备挽救生命的医务工作者。

列车上叫卖商品的并非列车员，而是与铁路公司签订了协议的推销员

目前公共场所的急救设施和急救水平实在堪忧

疾驰的列车上遇到突发疾病处置措施欠妥，那么，在平稳的地面上急救措施是否做到位了呢？

根据北京急救中心专家贾大成提供的数据，中国平均每年越有54.4万人发生猝死，每天猝死1500人，平均每分钟都有1人猝死，而复苏成功率不足1%。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西雅图地区的复苏成功率就高达43%。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3》中的数据显示，87.7%的猝死发生在医院以外的各种场合，死亡者有65%死于发病后15分钟内。

猝死病人常会出现心脏骤停，而如果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超过10分钟会导致脑死亡。所以在心源性猝死急救上有“黄金四分钟”之说。国内城市救护车到达时间在15分钟左右，也就是说，遇到心脏骤停的病人，最有效的救治时间是在救护车到来之前。

但反观我们自己，遇到突然倒地的病人，除了拨打120，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作为必备技能的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人群里没有几个人能够操作。

2016年6月29日，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下班回家途中的地铁站猝死，当时的急救被指不专业，该地铁站也未配备AED

对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急救，除心肺复苏外，需要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的配合。心脏骤停病人早期85%~90%是室颤，AED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颤，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医疗设备。除颤每推迟1分钟，病人存活率降低7%~10%。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

就是这样一个被称为“救命神器”的东西，我们的配备情况怎么样呢？

在国内大型飞机场确实已经配置了AED。但除机场之外的火车站、地铁站、商场等同样人流量巨大的地方，这样的设备难觅踪影，会使用这种设备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在美国和日本，平均每200~300人便拥有一台AED，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在2016年的报道，当时我国有记录的AED数量不足1000台，也即平均一百多万人才有一台。

据统计，40%的澳大利亚人具备基本的急救知识，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急救能力更充分。火车站的列车守护员必须持有急救资格证书，每三年审核一次。澳大利亚车站、景点、购物中心都会依据法律配备医疗箱，其中包括绷带、喷雾剂、AED等等。

俄罗斯的莫斯科也早在1998年就颁布法律，要求景区建立医疗服务站，服务站里的医生要拥有主治医生资格。

丹麦的轨道交通车厢里配备有AED

近年来民众的防火灾、防地震意识已经比过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对突发性疾病的应对还停留在很低的层次。遇到身边的人突然晕倒，拨打120后只能干巴巴地等着救护车的到来，其实是对最佳抢救时机的极大浪费。

对生命心存敬畏，不能再用健康和生命“作赌注”

最近几年来，因医患关系引发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公共场合进行急救对路过的医生来说存在一定的挑战性，不完善的治疗环境和治疗设备、药物，成倍地增加了治疗失败的可能性，存在“被讹”的风险，这很有可能让一部分有意愿伸手相救的路过医生“望而却步”。对于没有医学知识的普通人来说，这样的风险和担忧更甚。而所有的风险和担忧都会直接转化为发病病人的高死亡率。

为避免路人因为上述担忧而不出手相救，美国特制定了《好撒玛利亚人法》（俗称“好人法”）。根据该项法律，在紧急情况下，施救者因为无偿的帮助给被救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可以免除责任。

除了“敢救”之外，更重要的是“会救”。我们对急救知识应该像急救电话一样熟悉，对AED的使用应该像使用灭火器一样熟练。这样的教育，应该是从小学就开始的。

除了对民众的培训之外，在人员密集区域专业医务人员的驻守也是尤为重要的。面对复杂多样的病情，唯有专业的医务工作者才能在最快的时间里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来挽救生命。这一方面的投入也必然是立竿见影的。

列车的建设运营确实投入了巨大资金，虽然铁路部门掌握绝对的票价控制权，也通过广告、餐饮等多种方式获得收益，依然不排除其声称的“亏损”可能。但在人身安全方面依然不应该打折扣，所有理由都不应该成为忽视乘客生命安全的借口。

在任何时候，对健康的保护都应该有“双重”甚至“多重”的保护层，即第一道防线失效的时候依然有相继的第二道、第三道防护措施补上。而目前在列车上一旦遇到急症，只能“碰运气”遇到乘客里的医生，或者“硬等”到下个火车站。这样的安全防护体系一击即溃，哪里寻找到安全感？

说到底，现在列车以及很多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有太多的侥幸心理，面对安全防护方面的支出，总有“能省一点是一点”的心态，反正发病是别人的事也不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甚至表示“法律没作要求就不去做”。除了法律需要改进之外，也反映出这些“人员密集区域”的管理者对生命的漠视，思之甚恐。

一个多月后，会迎来2019年春运，再次进入一年里人流量最大的时期，数十亿的人流量再次出现在各个交通载体上。到时候，希望少听到一些“乘客医生列车上偶遇病人”的新闻，每一个偶然成功救治的病人背后，会有太多抢救不及时的病人。不是所有病人，都能靠运气治得好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