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有言：“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我宁愿相信，鲁迅就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也许是我们最早的个人主义者的奉行者，这也是他的思想之所以高于那个时代的最大的原因。
有人一想起鲁迅就是他如何怒发冲冠啦！横眉冷对啦！一个都不原谅啦！等等。好像他就是革命的代名词。但仔细看，他哪里有支持革命的言论和行动？
鲁迅之所以背负这样的印象是被后来的从政者给玩坏了，或者说他的言论被利用了被当枪使，但鲁迅本人并没有任何政治立场说他要站在哪一块。
按现在讲法，鲁迅应该是个改革派。原因是：一他不赞成流血革命，二是他不赞成旧的东西能变好。
二
我们看到最多的他激烈的言辞都来源于他对各种军阀政府滥杀无辜的群众和学生的谴责。
著名的有《纪念刘和珍君》，《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收录在《华盖集续编》的散文。原文于1926年4月12日发表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刘和珍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名女学生，也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
那时候，能为学生，特别是为女学生仗义执言的人怕是不多吧！所以，鲁迅对个体人类生命是很尊重的，而不是如常人般的漠视。
还有就是鲁迅有后人所诟病的言行不一的贪生怕死。例子是当时在日本的同盟会想让鲁迅回国刺杀某个重要人物，但鲁迅想一想说不划算拒绝行事。这一直成为了某些人的把柄。
但我也是从这事更看出了鲁迅的不一般。贪生怕死在现代社会看来应该不是个问题了，鲁迅觉得那个人的命不值得自己去送命有何不妥？
后来他自己也解释过，他当时学医时解剖过许多尸体，对这个举动很是拒绝。他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又说：“我也最不愿意别人做牺牲。”
在鲁迅的名篇《阿Q正传》里，鲁迅把革命的本质给揭露的很彻底。他认为这绝不是什么好事，只不过是一部分人借革命之名革了另外一些人的命，而社会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从这方面来说，鲁迅先生奉行的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爱与和平。
这与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里的萨特和波伏娃们相契合；中国的作家里有对个体比较敏感的女作家张爱玲，有很多人推崇的王小波等等。
这也与后来的摇滚客们如西方的约翰列侬 鲍勃迪伦 港台的罗大佑 Beyond们追求的东西其实是一致的。
摇滚客们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的愤怒和与世俗的不调和，但他们无疑是最追求自我存在价值以及爱与和平的人类。
三
鲁迅有个老师是著名的章太炎先生，他奉行的社会措施就是改良，就是把旧有的文化整合成新的文化。
他的继承者就是我们原安徽大学的校长刘文典先生，但这老先生嘴上说继承，却又和大军阀蒋介石来了一番互殴。这说明有些时候时候继承则代表着某种伪善。
张先生另一个弟子钱玄同则不然。他在熟读了历史之后则表明要推翻一切旧的文化。更激烈的语言则是：“人到四十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结果等到他自己四十岁时，胡适特意作了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其中有两句,“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也就是这个钱玄同鼓动整日里抄古碑文的鲁迅写文章。有一则对话是这样的：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男子翻开一份钞本，问那人。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沉默。
男人似乎记起什么，放下手边的钞本：“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那人抬起头。
那好吧。
但鲁迅还是要问钱玄同：“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他便写了《狂人日记》，此后还陆续推出了另外十余篇。从此，鲁迅就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至于鲁迅弃医学文的事更可以说明他要唤醒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
这个世界，毕竟是先有人，才有家，然后才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