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灵深处有多少恐惧的黑洞？关于这件事，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但它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或癌症——死亡的威胁；或剔骨的孤独；或无法排遣的庸常；还有许许多多不能言说的毒而怪的念头。这些都有个共同的名字。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都是自然界中最自然、最正常的存在——心灵的黑洞。
通过阅读门罗，我审视生活，审视身边的人和事。终归审视的是自己——大胆而肆无忌惮。我循着一条黑暗的隧道跃向自己不敢窥视的心灵深渊。
关于死亡的记忆是在儿时。那时哥哥病重（我现在记不起他是被省城医院告辞还是在县医院临时回家休养）躺在厅门角的摇椅上。（门角边避风，我猜想。哥哥那时已虚弱得没一点气力，手都不能抬。）那天我确信只我和哥哥两人在家，我远远地站在摇椅外，围望着他。家人吩咐我要守着哥哥。我望着摇椅上青白脸色的哥哥，他眼睛紧闭，嘴唇干燥，一种无声的痛苦在眉间颦蹙。那时我七八岁，很害怕。哥哥躺在那里，对我就是一种无名的恐惧——死亡的压迫。而死亡是什么？我一无所知。儿时我天天做噩梦，梦见无数的长头的、无头的、长舌头的夜叉、无常从门缝里溜进屋来抓我。我无数可逃，只吓得魂飞魄散。现在明白，那是人体成长时细胞分裂产生的自然现象。但那时被乡下的各种口口相授的鬼怪传闻给骇得不行。
哥哥在摇椅上费力地转动脖子，口里干咳着。他用眼示意我，又转动头望着左墙壁边的碗。他要吐痰。我害怕地伸长手拿起碗，端在哥哥面前。他费力地干咳着，终于吐出一小陀黏稠的白沫。我手一直端着。他厌恶地看了我，眉头在眉心里拧着。把头一摆，费力躺下了，不动。我胆战心惊地把碗仍放在墙壁下的地上。慢慢地溜出门，飞也似地奔出去了。听说哥哥病得很严重，是那种不会再好起来的严重。
父亲生我时很晚（将近四十），在我小时识事来，父亲已没有年轻人那种矫健的身手。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已把哥哥当成比父亲更强壮的黑夜保护神。当每夜的鬼怪摸进门追逐捆缚我，我逃不脱时，就会摸着心口说，不怕，不怕，哥哥就在隔壁房间里。而现在哥哥躺在这，在我的意识里，他已成了鬼怪的化身。白天我不敢一人在家呆着，旧屋一张张旧瓦的陈旧雨渍化成一个个瞪着铜铃眼的鬼怪，让我觉得整个屋子已被鬼魅侵占。
后来哥哥确实病死了。当我得知此讯息时，因年龄太小，情志不能长时间集中。身边又有很多其他事转移注意力，我并不悲伤，并且在那天照旧笑了起来。意识到哥哥病死这件事对我和弟弟的生活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是在成年后。哥哥病死后，由于母亲的原因，家中无形多了不成文的禁忌，“不许提哥哥，不许谈论死亡”。如果不小心触碰禁忌，等待的是母亲的泪水及看着母亲流泪而情不自禁流泪的我们。这种情形在年节中尤其痛楚。虽然母亲后来带着我们逃离了哥哥病死的那个地方。但在外界看不到的家庭内核中，这种情形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加重了我的罪孽感、掠夺了弟弟童年的快乐。自小我就有母亲身上那种牺牲自我的禀性，且比母亲顺从。我并没有意识到母亲这种行为是一种心理绑架，是强者凌辱弱小。母亲就是直到今日，她仍不明白她在哥哥病死后的行径给我和弟弟造成了多大的童年阴影。长大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不快乐的根源源自哪里。学会慢慢调适自己，向着向阳一面生长。可能女性的血液是稀的，在这场童年的谋杀中，我慢慢地走出来了。可能男性的血是染涂在大地上的，弟弟在经历了很多不尽人意的世事后，越发自闭、封锁。
记得那次我难产，在手术台上疼痛难耐，心底里迸出一股力，撕心裂肺、石破天惊地叫“哥——哥，哥——哥……”在傍守候的母亲听得是胆战心惊，魂飞魄散，只怕是难过鬼门关。在家族人的心里，呼唤“哥哥”就是对死亡的呼唤。那次，我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但从此落下一个病根子，直到前几年才莫名其妙全愈。
父亲得病的那年是我颠沛流离最困苦最落魄的时日。在南方某城听闻此事时，我嚎啕大哭，姐姐在旁不解。她远没有我悲伤。我心里明镜似的清醒，我并不是因父亲的病而过度伤心难过。而是在自己孤立无援的时候，父亲作为我的一个人生支柱倒下了，感觉前途渺茫、人生无望。最后的决议是我回乡和母亲搭帮手照顾父亲。因为姐姐有正式工作。我是打工的。工可打可不打。姐姐的工作不能担搁。现在想起来，竟很感激回乡照顾父亲的日子。因为你无法逃避死亡，只有面对。那时我很年轻，才二十几岁。但难产落下的毛病一直折磨着我。父亲也很担忧我。他对母亲说，他老了，已无法挽留。细妹还年轻，细妹的病要好好看。当时屋旁的女邻居就是因这毛病而死亡的。实际我的病和她的病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由于心情的抑郁和对死亡的恐惧，加大了心理压力，病情加重了。这么多年来，我就握着病魇，慢慢地向内打开心结，向外释放抑郁的情绪。这几年，当人变得彻底平和了，病也离我远去了。
那天，父亲被送到乡下的老屋里，等落点。我和母亲还有一些女眷守在父亲躺着的房内。厅里已摆好门板。男人们围着碳盆烤火说笑。房内，父亲的病情危急起来，已到了弥留时刻。房内的女眷在叮嘱母亲，当父亲落气时，第一时间要把红头绳和口份钱放在父亲口里。我紧张万分。在她们的唠叨中仿佛感觉鬼已在四周巡查，只等时辰一到，就铐人走路。我毛骨悚然，心底骇怕。父亲突然身子抖动起来，嘴巴张开，眼睛往上翻。我心里大骇，绝望中站起来，手足无措，跨着门槛对着厅里大叫“姐夫，姐夫，你快来。”当然我绝望的带哭声的叫并不能唤起那位被称为“姐夫”的人。我看见他极不尽愿地慢慢地车转身来，极不耐烦地应着我“叫什么叫，有什么慌。”脸上显出一丝复仇的欣慰和快意。如果不是门罗，我想我不会这么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眼和心，我会选择性记忆。但门罗唤起了我对真相的赤诚之心。姐夫的妻子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离婚时被判为女方。姐姐一生没被父亲认。相向而行时，是陌路人。也许我是不应该叫唤他。即使我处于无援之地。父亲咽喉咕噜着，身子一挺，嘴里喷出一口黑血，向两唇角流出。然后一动不动，板直着。父亲停止了呼吸，好像一件大事落定了。厅里的男人们帮着抬到厅里的门板上，一切都按程序行事。最骇人的场面已过。我反而不再惧怕。母亲带着我在父亲刚刚躺过的床上睡了一夜。床褥下的稻草还有着阳光的清香，香甜香甜。死亡看起来非常可怕，当你握着它的手，慢慢走来，慢慢走近，慢慢走远，它竟变得亲切起来。一切乡间的鬼怪传闻都隐退了。
白天父亲危急的时候，我带着哭腔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给广州的姐姐；一个给省城的大哥（同父异母，判给父亲）。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我接到大哥的电话。这时父亲已经死了。大哥问我父亲怎样？死亡让我变得异常冷静。我告诉大哥，一切都好，叫他把工作和家庭都安顿好，才来。那时他在一家中型国企当厂长。大哥给了我很多解释，我听着，说好，理解。而实际死亡让我把什么都看清了。他并不是一个值得我信赖和依靠的人。（那次父亲在省城住院，我陪侍。一次大哥来了。大哥极具口才，说话很有感染力。那次无意中和病房的其他病友家属谈及他在省城的生活。他说多年来他一人在省城打拼很不容易，没有得到家中的半点援助。父亲在病床上把头扭向一边。我这时才顿悟自己是幸福的。原来在父亲的心底，在大哥的意识里，他得到的父爱微乎其微。我从没意识到我拥有的完整的父亲的爱在大哥心里是一种缺撼。我竟感觉无比幸福起来。那年代，我们的生活都很困苦。我们生活在乡下。在我的意识中，大哥生活在省城，生活应是舒坦、温足。原来他也有许多生活的不满和不易。生活总是当事人的一种主观臆想，它与客体的实际体察往往相差很远。）第二天上午，姐姐和姐夫已从广州赶到家。下午哥哥一人才从省城赶到家。他见姐姐已到，忙在母亲和众人面前讲诉工作的繁忙。弟弟那时在福建进行军事演习，正处于领导考察器重时。且他的电话时常变动。他刚刚离家走了没几天。母亲和我商议，不打电话给弟弟，怕影响他的仕途。现在想来，不管这是母亲的决议，还是我和母亲的商议。这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事后，弟弟说打电话给我，我已给领导说了，我父亲病重，领导会准假。这件事就是今日想起，我都觉得我罪孽深重。我有什么权利剥夺弟弟见父亲最后一面。也许在父亲死亡的洗礼下，弟弟的心灵会变得洞透，有韧性。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件遗撼。年轻时，我总是执念着世俗，对一些事物看不透。也许童年时哥哥的死亡和成年时父亲的死亡就像两块大石头压在弟弟的心头，沉重而压抑。
弟弟说如果父亲没有去世，他可能不会回来。他会留在厦门。那里有一位姑娘。也许他想到了母亲，想到了愧疚，他选择了回来。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回来后，每一步棋都没尽人意。渐渐地，他自我封闭，与家乡隔绝一切音讯。
这几日母亲高血压突发，住进了医院。我一人在家并没有很慌张和难过。夫和我搭着手。我们分工合作。我照顾母亲，他照顾家。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心态变得如此平静。我想，应该是和他有关的一些心路历程彻底改变了我。我生活在社会底层，见识也底层。对自身和世界没有半点分辨能力。在庸常的意识形态下，随波逐流地活着。总想很小心地避开生活中的伤痛和灾难。当物质达到衣食无虞的时候。我满意地对夫说，这一辈子，跟着他，我很幸福。这类似的话不只这几年说过。以前也说过。那时我还年轻，一无所有，无前途、无信念。只和夫在一起。那是早春的正月，我、弟、姐走在初春的田埂上，父亲随我们身后。我们去老家拜年。也许是早春潮湿的田野微寒的气息，刺激了我们的感官。姐忽然说十年以后，不知我们是什么样？那时姐在广州成家立业，大城市的机缘变化无常；弟刚分配到部队，前途未定。我掂量自己暗淡无色的人生，说十年以后我还是夫的妻。搁在今日，我再也不敢说类似的话了。遭遇他——使我的人生整个逆转。如果说母亲给了我生命，他却重塑了我的生命——一个独立的单细胞醒了。
他是另外一个男性。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爱？为什么不能爱？在思辩中我把自己在生活中剥离出来。在追寻自己的道路上，才发现这已不是有关爱的话题，而是有关真相的层层剥离。
我追问儒家，是不是宗教礼法束缚了我。然而我放眼望去，礼崩乐坏已成社会常态。纵使在儒法浓厚的地理区域，儒也是表层的自欺其人。在大多数个体的生存状态中，他们遵循的并不是儒，而是服从生命原始冲动力的呼唤。在儒法不浓郁的地区，生命呈千姿百态的活法。我想，如果我爱，儒也不是捆缚我的一条绳索。在此认识上我抛弃了儒对我的束缚。改变了对它的认知，客观全面地分析它在个体中的烙痕。把它在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还它本来面目。
我又从性和情欲上去寻找答案。当然很遗撼，一无所获。或许有人会欲火焚烧，但对我来说爱从不关性和欲。性和欲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追逐它也正常。但我的目的是通往爱，而非爱的附庸——性和情欲。如果通过爱达到性和情欲，对我而言，肯定是走向了一条歧路。在对性和情欲的追问上，我站在科学的立场去剖析它，逐渐抛弃了道德的致高点。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原始冲动力。从生命的角度平视性。对它多了许多宽容和理解。虽然这番剖析能让我正确地看待性。甚至把它和儒放在一起认真思考，还它本来面目。但我清楚地明白它不是我爱的支点。
那我为什么还爱？我对爱的理解，爱是一个具有生命质感的词；爱是生出翅膀助你滑翔的微妙感觉；爱能唤起你潜在生命中最具生命力的东西。万千个体可能对爱的诠释千差万别。我个人认为，人是混沌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穷其一生，都不能认识自己本真面目。而“爱”恰恰助我们成长，激发我们本身的生命潜能，使我们认识自己。对激发我们生命潜能的人，我们心存感激、依恋和爱，感知幸福的味道。爱的最终目的是爱自己。愉悦他人、愉悦自己，最终都是是为了超脱自己，剥离自己，达到认知自己本身面目的目的。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Narcissus）难道不是对本真的一个追求吗？
在这场爱的剖析中，我迈向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发现辨析“真”是一件不易的事。它需要对自己坦露赤诚，需要摒除意识形态中的世俗浮华，需要拿刀削肉剔骨，通往社会表层下的深层和个体的心灵黑洞。就像被掩盖真相的不让人认识的黑土地和个体心理中远远没有开发出的处女地。
世界在我面前呈现前所未有的迷人魅力。被掩盖的以往前昔，可能我们难辨真伪。但对扑面而来的今昔，我坦诚相对。世界不因你的伪，而不产生自然万物。万物万时生长，大多数时它的产生并不在你的意志控制之内，它是未知的，有不确定性。顺着感性来，循着理性去。是我坦诚面对未知世界、面对自己的唯一方式。
在此基础上，我真正明白了我为何爱。我爱的是一种求真的思维碰撞。没有什么比“真”更让我着迷。就像蚂蚁穿珠。一只小蚂蚁在一颗珠子的表面爬过，它发现，珠子是圆平的球面。有一天，另一只蚂蚁告诉它，你可以顺着珠子中间的孔钻进去看看。它去了，意外地发现珠子是直线。而当它平躺在珠子上时，它又发现自己是悬浮在珠子上的纯粹的单晶体，存在于宇宙间的自由自在的粒子。不附庸任何物质，只属于自己。爱是生命本质里自然而然喷涌出的生命的力量。
那为什么不能爱？在这场爱的征途中，理性的思维告诉我。你是一个自然人，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人。没有谁可离了大地而生存。大地的平实、稳妥也是自然界的一种美。在精神的虚无和物质的存在中有一个交点，那里生长了一棵树，根扎进泥土，枝叶伸进云端。生活不易，对每个人来说都如此。
爱是真实的；不能爱也是真实的。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面对这两种真实，我勇敢地坦露真，只为温暖自己，温暖这个凉薄的世界，告诉生命，活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热忱。把自己剥离出生活，看清生活的真相，体察自己的心灵黑洞。在爱与不能爱的平衡点上洞察生活的真相，这种认知让我无比的平静和坦然。坦然面对个体生命和属于群体中的社会人。这让我获得无穷的快乐和自嘲的勇气。人终归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综合体。
我把母亲在医院住院的照片传给姐和弟。姐很快来了电话。弟一直无讯息。我打电话问他，你看到微信没？母亲在住院，你回来看看吗？他声音含糊不清，抑郁中有点低哑。不去。放假了，你也不来吗？我问。同时我打开手机的免提，让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听到。不去了。可以想像到他在手机的那一头皱紧了眉头，心拧紧着。我赶忙说，不来好。你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这里一切都好。他嗯了一声，把电话挂了。母亲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我是故作轻松还是确实轻松，我自己都分辨不出了。心底确实是很平静。他说他不来，你不要指望了。他在那边生活的很好。我对母亲说。母亲略微有些小失望，但很快也过去了。也许是在不习惯中被动地被习惯了吧。关于母亲和她的前世情人（儿子）相爱相杀的过往既和一个家族的成长纠葛不清也与社会的发展相缠绕。在我无力无助的时候，我只有尝试理解他，宽容他，尊重他，给他自由，同时也宽恕自己，把母亲担在肩头。而母亲并不是一个很好糊弄的人。一个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下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人，你要改变她（他）的认知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如同新生。首先你必须让她认清什么是真，学会面对真实的自我。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事。因为面对真实的自我时，我们还要有无畏惧的勇气面对不明真相的社会。这才是我们逃避自己，恐惧的真正原因——源于社会的不宽容。
在病房里，我一层层揭开母亲心理保护膜。母亲住院的第二天，病房里又进来了一位八十四岁的男性。母亲看见他，乐了起来。他们都是门球协会的会员。这几日门球协会正在举行赛事。他们都是运动员。母亲在病床上都惦记着她的门球赛。这位男性说：“你很年轻，怎么也病了。”母亲有些小羞涩。我扯开喉咙大声说：“她不年轻，七十五了。是不是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这个女人很喜欢装嫩，也不显老。”我调侃着笑着说，“你们千万不要被她蒙住了。我父亲要是在的话，也将近八十了。”“你父亲不是身体很好吗？”“我父亲早去世了，死了十多年。”母亲手臂上输着液，对我无可奈何。我心里明镜似的清醒，我是故意的。故意要在她的球友面前揭开她不敢直视的一面。在她无力反击的时候狠狠地击向她。说到底我是凌辱弱小者。我改变不了弟弟，放了他自由，因为他毕竟来日方长，还有很多的未来需要爱护和培育。我只有把母亲死命里往真相里磕。在小区里碰到母亲的球友，母亲会这样介绍我。“这是我儿媳妇，我住在儿子家。”球友会说：“你媳妇对你真好。”母亲满足地嗯。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去戳穿。
舅舅来看母亲。我跟舅舅说，这次幸亏是在城里，如果在港乡，从乡下坐车颠簸到城里来，高血压，不能动，一动就脑梗、脑中风。要是这样死了倒好。但死的概率小，歪的概率大。基本上是歪嘴、歪脖子、歪半身。母亲前几日骂我，说我没孝心，说病倒了也想不到我照顾。直到很久，我才明白亲人与亲人之间相处也必须要有一个豪猪的距离，才舒服、温暖。母亲是那种无私奉献的传统女性。她未必懂得豪猪的距离。而我经过一番心路历程后，也不再是母亲孕育出的女儿。我幸灾乐祸笑着和舅舅说。实际用意是希望舅舅劝说母亲，留在城里，不要再去港乡独处。我说，你要是真歪了，我就把你放在轮椅里。有空时喂口饭吃，没空时等个一两小时才喂，我要先顾我的生活哈。母亲对舅舅说，她真能做到。也许我描述的是以后的真实情况，也许我描述的不是以后的真实情况。我只是让母亲认清一个事实。她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也不是她生活的全部。她应该认真思考下她晚年的生活，该何去何从？是纠葛于与弟弟的相亲相杀中，劫一辈子活到死。还是放下弟弟，放下她自己，认清死亡前的真相认真努力地对待以后的生活，好好活。
母亲刚入院的那天晚上，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我在想，假如母亲死去了，身边就只我一人，我也不会害怕死亡，我会紧紧地拥抱母亲冰冷的尸体。不会流泪。会很平静、理性地把母亲所有的事都安顿好。坦然接受生活赐给我的所有。原来，死亡并不可怕。好好活下去才是一件艰巨的事。
事实上，母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女神。我爱她。她爱我。但我给不了她幸福。唯有以真相刺破心灵的黑洞，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恐惧大多数时候源于我们不能正视心灵的黑洞。唯爱可温暖、谅解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