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的巴黎妓女与低俗咖啡馆

在那时，很多巴黎女性为了维持生计都可能兼职卖淫，在咖啡馆、在歌剧厅、在小酒馆，她们的身份与才能多种多样，一时间人们无法辨别妓女与歌舞艺术家的区别。

文 | 秦凡 编辑 | Agnes

自今年九月开始，巴黎奥赛博物馆展出了一系列以妓女生活为主题的“辉煌与苦难”绘画展，为了让参观者有更深入的感官体验，博物馆适时推出了一个名为《低俗咖啡馆》（《Café Polisson》）的音乐剧。

《低俗咖啡馆》宣传海报

相信熟悉康康舞的人不会陌生，海报中截取的人物正是法国著名的康康舞女王拉·古留（La Goulue）。

拉·古留本名：路易丝·祖瑟芬·韦伯（Louise Joséphine Weber），La Goulue原意为“贪吃者”。她习惯性的喜欢拉升礼服裙摆，通过裸露高耸的胸部和炫耀她的短内裤来戏弄男性观众，这些频繁的招牌动作, 使得她的艺名La Goulue名声大噪。

拉·古留

1889年开始，拉·古留作为红磨坊第一代表演主角，红极一时。她不但受媒体、贵族、艺术家所追捧，也被后人看做美好时代的性感领袖。

法国著名歌唱家纳塔莉·乔利（Nathalie Joly ）在剧中模仿拉·古留的造型

严格来说，《低俗咖啡馆》是对十九世纪巴黎流行咖啡厅音乐会表演形式的还原。这种表演不针对某一个人物或事件，而是揉和了许多当时背景下的片段。通常在一个音乐厅、剧场或小酒馆内，人们通过消费可以听到歌女的歌谣小调甚至是歌剧作品。这种形式的流行为色情业的发展和渗透提供了条件，从高级的交际花、军妓，再到身份较低下的妓女，其卖淫活动的活跃为那些场所增添了不少暧昧的色彩与独特的吸引力。

《低俗咖啡馆》仿照小酒馆所做的布景

在十九世纪之前，路易九世出于宗教原因禁止妓女进入城市及宗教场所，低级的职业妓女只能游迹于采石场和巴黎周边的荒废之处。进入十九世纪后，由于法兰西第二帝国对城市的改造与推动，加之普法战争的爆发，流动的人群开始涌入城市。乡下的妓女们也不愿意再被约束，决定来城里淘金。

因市井音乐会而兴起的咖啡馆、酒吧、剧院开始成为妓女们的据点。她们以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来逃避国家对妓女的审查制度。十九世纪中后期更是达到卖淫业的颠峰。《低俗咖啡馆》的开篇，纳塔莉·乔利演绎的唱段也讲述了这个细节:很多女性为了维持生计都可能兼职卖淫，一时间人们无法辨别妓女与艺术家歌女的区别。

对于这一类的现象，马克思从他的角度如此回应：“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新兴娱乐场所增多并逐渐发展成熟，很多艺术家选择聚集在巴黎蒙马特附近的小巷里和老宅中。那些富于青春活力的舞者、从事情色工作的女子成为他们主要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当时的巴黎奢靡极致的娱乐名声，也招致众多游客从外省或国外到此，他们热衷于发掘尽可能多的休闲活动，这种性旅游的增长，也是投机者们招揽资本的好时机。

1870年普法战争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需要寻找一个解脱放松的地方，于是蒙马特红灯区的红磨坊酒吧一度成为娱乐场所的标杆与上流妓院的代名词。

红磨坊夜总会

值得一提的是，红磨坊请画家劳特累克（Henri Marie Raymond de Toulouse-Lautrec-Monfa）为其制作彩色宣传海报。由于他的海报一改传统乏味的基调，使用彩色和显著的文字，配合极具特色的人物造型，成功吸引了许多上流阶层的男女光顾。而劳特累克的招贴画也让他成为红磨坊的座上宾。正因如此，形形色色的艺人与客人成为他最主要的绘画题材。

劳特累克

劳特累克，《红磨坊》海报

劳特累克最擅长描绘红磨坊内的犬马声色

在1850年到1910年间，被称作法国的“美好年代”时期，以声色场所活跃的交际娱乐跟妓女为创作背景的画作、歌曲等艺术作品大量涌现。他们赞扬歌妓、舞者、饮苦艾酒的人、身份低贱的妓女等等。毫无疑问，蒙马特成为了十九世纪末一个传奇视野的创建者。时光在文人墨客与妓女间穿梭，在昼伏夜出的世界，他们既狂热又抒情，创造那些如史诗般灿烂的篇章。

埃德加·德加1876年的油画《苦艾酒》描绘了一个咖啡馆里神色严峻的苦艾酒饮者

爱德华·马奈，《咖啡厅演唱会的角落》

劳特累克，《紅磨坊之舞系列》

爱德华·马奈，《固定袜带的女人》

劳特累克，《红磨坊的走廊》

《罗拉》（Rolla）。根据法国诗人缪塞（Musset）的同名长诗，罗拉是巴黎这座放荡的城市中最放荡的青年。“从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纪里产生了没有畏惧的世纪”，作为“世纪病患者”，他因厌世进而玩世，摆脱一切职业与义务，用父亲的遗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缪塞笔下，罗拉在妓女玛丽恩身上用尽了最后一枚金币后，自尽而死。亨利·热尔韦（Henri Gervex）这副画作表现的便是罗拉自尽前的场景。 有趣的是，此画1878年曾被法国沙龙画展拒绝，原因为“过于猥亵”：

除此之外，《茶花女》算是反映当时巴黎欢场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之一。文人笔下妓女的形象让人有了新的认知，从最初的绝对性批判到开始更多关注她们的不幸与遭遇。

小仲马笔下茶花女原型之墓

同样对妓女表示赞美与同情的法国文学家莫泊桑，其小说《羊脂球》就是描写在普法战争的背景下，赞美妓女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并讽刺上流社会人物显赫身份下的厚颜无耻。

《羊脂球》 莫泊桑 1880版封面

不能忽略的还有舞台上，那些被反复演绎的古老曲调。为了体现市井演唱会的折衷主义和丰富，从高雅的歌剧和到放肆的淫秽歌曲，从欢快粗野的节奏到质朴缓慢的抒情，他们贯穿了第二帝国时期和之后的整个美好时代。

活跃于法国19世纪的搞怪歌伶伊维特·吉尔伯特（Yvette Guilbert），有一首名为《亚瑟夫人》的歌曲。它讲述了一个多情女子反复在絮叨，虽然自己拥有无数情人，最后却仍然一无所有的无奈故事。

伊维特·吉尔伯特 亚瑟夫人封面

此次《低俗咖啡馆》音乐剧也节选了当中的片段进行重新编排，令人意外的是法国音乐家安德烈·莫普利（André Mauprey）的那首《厌倦》（《a Lasse》）。从歌词中，就能发现人们对妓院的描写不再那么色情。

"on s’crève,

on s’lève pour se r’coucher sans fin ni trêve",

et où on sent sa "jeunesse qui s’efface,

seule comme l’amour qui passe.

为了无休无止的永眠，

我们精疲力尽，

我们日出而作，

唯有在永眠中，

才能感受到青春如爱情般流逝消退。

不禁叫人感叹，光彩褪去的妓女们，内心也充满消极与悲怨。她们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却拥有着相似悲情的命运。

基于十九世纪后期的卖淫调控，妓女们的卖淫之路也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巴黎，妓院的数量迅速减少，同时越来越多地压制秘密妓女。政府担心会有更多的安全隐患，以防止性病的传播为由对这些妇女展开残酷的控制，但并没有达到好的效果。道德秩序的支持者也趁机指责卖淫，认为妓女是法国人堕落的原因。

十九世纪街头妓院的妓女

当时的卖淫场所有两类，一类是高档妓院，为各路达官显贵社交名流服务；另一类是以深藏在街头巷尾的小旅馆为主，作为暗娼的聚集地。妓院的税负非常高，营业收入的一半以上都要上交政府。为了维持妓院的运营，妓女们甚至还要从自己所剩不多的钱中拿出部分给老鸨作为补贴。除了这些，根据当时政府的规定，妓女必须每月参加两次卫生体检，以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一旦发现患有梅毒或其他疾病，便会马上被驱逐出妓院，关进圣拉扎尔监狱。监狱中，也有部分是因违规提供色情服务被逮捕的女子。为了区分她们，负责看管的修女们会在每个犯人的床脚做个标记。

法国男歌手阿里斯蒂德布留安（Aristide Bruant）1887年的歌曲《圣拉扎尔》（《A Saint-Lazare》）形象的描述了昔日风光的妓女关押在圣拉扎尔监狱，给自己的情人写信的情景：

C'est de la prison que je t'écris

mon pauvre Polyte
Et si t'aime bien ta petite souris

réponds moi vite
Je me suis fait chauffer l'autre soir et je te déclare
Que je me fait un sang qu'est d'un noir à Saint-Lazare

这是我给你写信的监狱

我可怜的Polyte

如果你爱你的小老鼠

快答复我

那天晚上我心火燃烧，我对你说

我的血液是黑色的圣拉扎尔

劳特累克，《在圣拉扎尔》

同样反映这一时期妓女们饱受监狱之苦的还有毕加索的画作《月光下圣拉扎尔监狱的女子》。自1901开始，他频繁地出入于圣拉扎尔监狱，并且将里面的囚犯作为自己创作的模特，借由画布展现了妓女被牢狱所困的压抑和忧郁之感。

毕加索，《月光下圣拉扎尔监狱的女子》

十九世纪后期人们不仅从娱乐生活认识妓女这一阶层，历史学家也对性工作者有了更深的研究。就在人们带有诱惑和乐趣的口吻中，卖淫并不被视为贬义，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历史也开始显现它在社会中的存在性和作用。

正如法国当代历史学家萝拉·冈萨雷斯·基哈诺（Lola Gonzalez-Quijano）在她的《爱情之都》中，呈现了当时巴黎卖淫活动的多种形式。比如，除了妓院体系下的妓女、暗娼，还有以卖淫为第二职业的“兼职”妓女，跟“业余”的妓女，例如因生活所迫偶尔客串的女职员、女学生等等。在正常的妓院运营之外，她们有的被私人豢养成为家妓，有的进入高级妓院为特殊人群服务。妓女的存在，让身处于城市中的我们拥有了一面棱镜，可以让你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它。

另一方面，剧中表演者纳塔莉·乔利戏谑调侃“在女人的双腿之间饕餮的男人”暗示了男性的性欲缺陷，这正是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宾（Alain Corbin）在《女孩的婚礼》中所反应的，这个社会的男权体系和男性视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谁来掌握话语权，是困扰男性的“性纠结”。

Alain Corbin的《女孩的婚礼》封面

与之相呼应的还有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他在《性史》中所提到，十九世纪后期的卖淫调控，从修正道德和维护卫生的角度，都标志着国家对卖淫私有化的控制，社会构建了各种机制去强调和引诱人们谈论性。性与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米歇尔·福柯

随着大时代的落寞，妓女们依然没有改变社会底层的地位，曾经的风光也不过是暂时。至于她们最后的境遇，唯有那些破旧的小旅馆收留着她们苍老的灵魂，承载着她们的忧伤。她们留给人们更多的似乎是一脸苦相以及她们改不掉的恶习。

当法国进入20世纪初，美好时代的淫意漫性逐渐没了往日的锋芒，要求废除妓院“合法化”的运动在欧洲日趋活跃，游行强调妓女独立自主拉客的权益。可笑的是法律上从来没有明确承认过妓院“合法”。只是当时政府对妓院普遍采取一种默许的“宽容政策”。大势已去的颓废之感一直持续到现在，如今的巴黎，法律对卖淫的限制逐渐严厉。在城市的边缘，那些穿着暴露的妓女正在寻觅客人，似乎少了“美好年代”的那种优雅，多了些庸俗与现实。

音乐剧的尾声，歌者依然描绘女性的解放欲求，可卖淫仍然无处不在，如同无法摆脱的灰尘，附着于任何地方。而就在帷幕落下之前，一部《不可抗拒的钢琴》（无声电影，爱丽丝盖伊1907年）带观众穿越时光，重返过去。

影像投射在舞者的翅膀上，与演员们所扮演的时代相互交错，随着光影幻灭，回忆的漩涡也到此为止。一曲感性的波萨诺瓦将人们拉回现实，致所有的低俗演绎，梅毒的时代终将远离。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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