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男子气概：中国男人为何不爱（承认）做家务？
在近期热播综艺《做家务的男人》里，袁弘早上六点就起来做早餐、带娃，令无数人怒赞“绝世好男人”。朱丹更是满脸羡慕地表示：自己家里从来没有这般景象。
节目最开始，公布了一组数据：
中国女性的就业率排名世界第一； 中国男性做家务的时间排名世界倒数第四； 中国女性平均做家务时间比男性多81分钟； 家务琐事，将会成为中国夫妻离婚的第一大原因。
在女性的工作负荷逐渐与男性等量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遭遇了挑战。 随着家庭经济压力的增大，男性也开始对另一半“有赚钱能力”提出要求，可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做好为妻子分担家务的准备。 究其根源，与“家务劳动具有女性气质”这一传统思想有关。
本文以“男性农民工”为采访主体，了解他们对家务的态度和承担力。 一方面，他们努力逃避家务，有些人甚至为此搬离家庭；另一方面，他们承担家务，却极尽简化自己在家务中的贡献，甚至害怕被邻居朋友发现。 当这个群体人数越来越多时， 他们还试图重 新定义男子气概，为自己做家务找到合理化解释。
家务与男性自尊
文 | 蔡玉萍 / 彭铟旎
小丁在东莞一家公司做司机，妻子在同一座城市做会计。他们有两个小孩，一个12 岁，一个6 岁。虽然小丁和妻子都在东莞工作，但是他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而妻子跟两个孩子则住在城里的出租屋里。因为小丁只有周五晚上回去并且仅仅待一个周末，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其余的时间里帮忙照看小孩。这造成了夫妻间的争吵。 小丁显然认同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 的文化规范。 他说妻子主要管理家庭，而他则承担家庭以外的事务，或者那些需要很多体力的家务劳动。 但是，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理想的家庭生活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妻子的收入（高于小丁的收入）对家庭的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两个孩子需要在私立学校就读，每人每年需要缴纳大约5000 元学费。 虽然小丁意识到妻子作为养家的人的贡献和重要性，但他的行为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拒绝搬回去与妻子、孩子同住，经常找各种理由逃避拖地扫地、洗碗、打扫卫生间等家务。但是，他会“帮忙” 做饭、辅导孩子功课，以及当他在家的时候带孩子去看医生。 小丁和他家庭的处境凸显了城市中有子女的双薪农民工家庭的需求与压力。这使得妻子参与有偿工作成为一种经济必需，而男性农民工承担一些照顾子女和家务责任也成为不可推卸的义务。那么，在“男主外女主内” 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农村男性普遍不做家务的情况下，男性农民工如何面对迁移之后新的现实情况以及如何重新安排家务分工呢？
老婆必须要工作，但我不能做家务
虽然与农村相比，男性农民工在城市里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在城里打工对于他们来说远远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我们的受访者包括工厂工人、厨师、出租车司机、保安、美发师和服务生。他们的月收入从1800 元到7000 元不等，月收入中位数在3000 元到3999 元之间。 虽然以农村的标准而言，这样的收入算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却很难在城市里依靠这样的收入来支持一个家庭的开支。另外，中国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在过去三十年间迅速增长，但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则要缓慢得多。来自广东农村的44岁出租车司机老蔡总结自己的农民工生活时说：“累不死也饿不死，但是工资永远都不够。”
许多男性农民工同时打两份工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不过这也使得他们每天需要工作很长时间（例如每天13—14 个小时）或者做非常消耗体力的工作。缺乏教育、技术、资本、有用的关系和城市户口，农民工只能处于中国城市职业等级中的最底层。 因此，他们的妻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对维持家庭收支来说变得十分重要。 除了日常开销，绝大多数农民工需要为了给儿子盖房子（大约需要20 万—30 万元）或者供孩子读书（每年需要10000 元左右）而存钱。 这种经济现实表明，男性农民工会十分看重妻子参与任何能够带来收入的劳动。 当男性农民工选老婆的时候，他们会关注人品，例如善良和孝顺，同时也很看重她赚钱的能力。妻子必须“愿干” 和“能干”。 不愿意参与生产性工作的女性会受到批评。 来自湖南的31 岁鞋厂工人小唐说：一个女人不能只靠男人，希望他给她吃给她穿。她也需要工作。如果她能工作，她老公应该挺高兴的……如果她什么（赚钱的事）都不做，即使她老公有钱，她自己也会觉得无聊的。
虽然女性的生产力受到重视，但是绝大多数男性农民工仍然认为女性气质是基于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家庭责任的。
一个贤惠的女性应该会洗衣做饭、打扫房屋。
在男性农民工对女性气质的评分系统中，一个会做家务和会做饭的女性可以得到10分中的8分。
在男性农民工的有关女性气质的观念中，家庭生活占据了中心的位置，这也意味着他们会拒绝承担非传统的家庭角色，同时也会鄙视那些承担了一些非传统家庭角色的男性。例如，仅仅是提到“家庭主夫” 这样的词语都会使我们的受访者产生强烈的反应。来自河南的32 岁杂货店主小刘直率地说：“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来赚钱养我的。如果我都那样了，怎么还能被叫作男人呢？” 总之，男性农民工需要他们的妻子同时赚钱和做家务，但认为她的工作是次要的，而她的家务劳动才是作为一个妻子的主要部分。
其次，虽然在规范理念中男性是养家的人，是“主外”的劳动者，但是经济上的必要性迫使男性在家里家外都要劳动。来自湖南的没有工作的小晁总结自己的经历时说：“虽然在规范上男人应该主外（工作），女人的责任是在家里面劳动，但是很多夫妻实际上是一起工作的。”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个“一起工作” 的问题，但是“一起工作”绝不代表平等工作。
男性参与家务的四种模式
在我们的受访者中，我们观察到了四种回应迁移对家庭领域的挑战的模式： 扩大的豁免、策略性逃避、选择性接受和主动参与。 这些回应模式跟夫妻俩的收入比率、可支配的时间（例如工作时长和轮班安排）、照料子女的具体需求和男性农民工有关男子汉气概的观念相关。
扩大的豁免：“她买东西、她做饭、她洗衣服、她收拾家里。”
扩大的豁免指的是男性农民工将他们在农村社会里不需要承担家务的传统扩大到其城市生活中 ，因为他们比妻子赚得多得多。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丈夫只会做非常少的家务；他在家庭中是毫无疑问的养家糊口的人；他妻子的有偿工作被认为是次要的，丈夫和妻子都认为妻子应当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来自湖北的52 岁建筑包工头老杨跟妻子在一个建筑工地工作。虽然他老婆比他更高更强壮、更有能力也精于买卖，但是在建筑工地，她是老杨的助手，在家里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正如老杨志得意满地告诉我们：“她买东西、做饭、洗衣服和收拾家里。” 回到农村的时候，老杨则绝对不会插手任何家务。 老杨这种将传统的劳动分工扩展到夫妻俩的城市生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较强的赚钱能力。
年长的女性大体上接受家务劳动是女性的主要责任，这也使得男性能够将他们不承担家务劳动的传统扩大到迁移以后的城市生活中。但是，我们也听到了一个23 岁的妻子打算跟她28 岁的丈夫离婚的故事，因为丈夫总是对她指手画脚而完全不帮手任何家务劳动。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妻子一开始在经济上基本依靠她的丈夫，她从自己娘家获得的支持也很少。她在他们的关系中没有什么发言权，丈夫希望她一方面通过做美容师补贴家庭，一方面又期望她包揽家里绝大多数的家务。她抱怨每天生活得筋疲力尽，这样不公平的安排让她愤愤不平，她觉得丈夫之所以不愿意在家务上帮她是因为总体上丈夫对她的感情不够深厚，她正在偷偷存钱以便最后脱离这段关系。
策略性逃避：“我工作累了一天了，什么都不想做……”
策略性逃避模式中包含了对更平等的家务分工的强烈反抗，以及不顾家庭需要而采取多种策略的逃避。 本文一开始小丁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因为他一个星期有五天都不在家里住，因此他不能帮做会计的妻子照看小孩。小丁的决定对妻子来讲是很难接受的，尤其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比如，她抱怨说孩子晚上生病的时候，她没办法找到小丁帮忙。小丁说妻子想让他搬回家住，但是他又解释说，自己回家住就很难起早去上班了。但是，小丁一般从早上九点半开始工作，下午五点半下班，从家到工作单位大约需要半个小时；他很少加班，工作安排也相对固定。从小丁抱怨老婆“控制欲太强” 并且承认在家里他也总是逃避做家务，我们可以推断，小丁决定住在工厂宿舍应该是逃避家务劳动的一种策略。因为小丁平时都住在工厂宿舍，因此他下班之后有时间看电视、跟同事打台球，晚上也有时间做运动或者跟同事出去喝酒。早晨他能够睡得更久一点，起得更晚一些。 小丁觉得男人应该负责家庭之外的工作或者繁重的家务劳动，而女性应该负责家庭之内的工作。即使他在家，他也会设法逃避家务劳动：有时候我工作了一天之后很累的……我什么都不想做，但是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有时候我就等着，然后希望她能够去做，然后她也等着，然后希望我去做，然后我们就吵起来了……比如，谁去洗碗、拖地、扫地。
选择性接受：“我有决定帮什么忙、什么时候帮忙以及如何帮忙的权力和自由”
选择性接受是指男性农民工有选择地接受妻子让他们“帮忙” 某些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的要求，但是认为他们在家务劳动和照料小孩中的角色依然是次要的和灵活的。 采取这种模式的男性通常乐意在家务上给妻子“帮忙” ——当某项家务劳动对妻子来说体力要求太高，或者当妻子太忙或太累，或者当他们对某项工作特别在行的时候。 这些男性通常也会跟妻子讲明，家务劳动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也没有责任做家务；他们拥有决定帮什么忙、什么时候帮忙以及如何帮忙的权力和自由。 当男性给妻子“帮忙” 做家务的时候，并不代表这对夫妇就在试图超越“男主外女主内” 的劳动分工；在一些案例中，男性会选择性地帮忙那些需要在家庭以外做的家务劳动，例如去河里洗床单，从而象征性地维护“内”“外” 工作之间的界限。 来自湖南的53 岁的老金解释他和妻子是如何分担家务劳动的：当我们俩在家的时候，她做饭，但是如果有客人的话，我就会买菜、洗菜和摆桌子。我们一起做……因为她背痛，所以她洗小的东西，我来洗大东西，比如床单。她在屋里洗，我在外面洗。尽管老金说自己和妻子是“一起做”，他同时也强调大东西和小东西、屋里和外面的差别；这些差别也构成了一些男性农民工可以利用二分法来区分男性和女性的领域，来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在其他的案例中，男性农民工会选择他们喜欢的、在意的或者觉得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是合适的家务来帮忙；例如，很多人就不会介意跟孩子一起玩耍。32 岁的杂货店主小刘因为不喜欢吃妻子做的饭，所以会给家里人做饭。25 岁的出租车司机小何会帮妻子拖地和换被套，但是他坚决不帮忙洗衣服或者洗碗，因为他觉得那些都是女性的工作。 可能因为中国农村女性在河边洗衣服的画面构成了一个极强的女性气质的象征，因此许多男性农民工都拒绝洗衣服。
主动参与者：“当我在阳台挂衣服的时候，我就担心邻居会看到我……”
轻描淡写地讲自己对家务劳动的承担主动参与家务劳动的男性需要承受同伴的压力，因为他们在家庭领域扮演了非传统的角色，也因为他们常常被迫接受一些较低地位的工作从而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 在我们案例里，81名受访者是迁移夫妻或迁移家庭的男性成员，其中36人会承担一半或者超过一半的家务劳动。31 岁的工厂工人小邱和来自四川的20 岁服务生小林骄傲地表示，他们承担了家里绝大多数家务，包括扫地拖地、洗衣收拾等，而这一切并没有伴侣的强迫。小林说：她不需要做家务，我做了大部分家务。我们搬到一起以后，她洗衣服的次数不超过五次，我们的衣服都是我洗……但是，每次我扫完地以后，她都会再扫一遍，因为她觉得我扫得不对。我们一起做饭。她炒菜，我洗菜切菜。洗碗绝对是我的事情。我们一起买菜。
这些在家庭领域扮演了平等伴侣角色的男性不会被当作性别平等的先锋，而是被邻居和同伴讥讽为“老婆奴”。
为了调和中国父权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男子汉气概建立在男性公共角色之上）和他们主动参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些与妻子平等分担家务劳动的男性用另外一套关于男性气质的论述来合理化他们的新角色，即将男子气概建基于对家庭的忠诚、奉献和关爱之上。
可敬的男子气概
如前所述，一些男性农民工会不顾社会和同伴的压力，主动参与到家务劳动中。有些人会有意识地弱化他们的角色，有些人会回避同伴的嘲弄，有些人则必须牺牲他们的自尊，接受地位低下的工作，从而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 正是最后一类承担家务劳动但是又认为这样做很有问题的男性，最有可能通过建构一套新的男性气质来合理化他们的非传统家庭角色。 这种新的男性气质的话语建基于男性对家庭的关爱和忠诚，以及他们维护家庭幸福和婚姻和谐的责任。 这种话语将勤劳工作、为了家庭牺牲个人尊严的男性农民工与城市中被财富腐化、任由不受节制的性欲毁灭家庭的男性对照了起来。 作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所有的受访者都敏锐地感受到了两种占支配地位的、规范性的城市男子气概： 基于金钱的男子气概和基于素质的男子气概。
基于金钱的男子气概集中体现在富有的、成功的、人脉很广的企业家身上。而基于素质的男子气概则集中体现在受过良好教育、技能精熟、举止得体的专业人士身上。
财富——在城市中具体体现为轿车、房屋和情人——是基于金钱的男子气概的衡量标准，而基于素质的男子气概的衡量标准则是知识和专业技能。虽然我们的部分受访者期望能够达到那些占支配地位的规范性男性气概的要求，例如通过自己做生意、学技术或者供儿子上大学来实现，但是许多人也意识到这些道路上满是阻碍。
在我们的受访者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曾经尝试自己做生意但是最终失败，并且耗尽积蓄。一些人还抱有希望，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老板，但是许多人已经接受这样的事实：没有资本、教育、技术、经验和关系，他们在城里永远都只能给别人打工。打工意味着收入微薄，在支付自己的城市消费和供养农村家庭上捉襟见肘；打工的生活既没有前途也没有希望。对绝大多数受访者来说，打工的人等同于苦力，打工生活是艰苦、孤独、使人筋疲力尽而又单调乏味的。打工既意味着与家庭的分离，又代表着需要忍受来自本地人的歧视。
他们已经对城市的打工生活不抱希望，生活的现实与基于金钱、基于素质的规范性男子气概之间的鸿沟又在心理层面粉碎了他们的任何梦想。
他们因此构建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可敬的男子气概”，将男性气质建基于男人供养和关爱家庭、使家庭成员感到快乐的努力和责任之上。
可敬的男子气概将道德置于物质财富之上，将现实的适应置于不切实际的期望之上。可敬的男子气概假定了一个男性的成功不应当由物质产出来衡量，而应该由他在广义上为供养家庭而做出的努力来衡量，比如为子女的未来努力工作以及保证他们情感上的幸福。这种男性气概强调老实工作的重要性，例如做正确的事情、赚干净的钱。一个收入微薄但是“靠双手努力工作” 的体力劳动者被认为比一个寄生虫似的、不劳动的富二代或者官二代更高贵体面，后者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财富却只知道奢侈享受。拥护这种可敬的男子气概的男性会抗拒金钱对私人生活的殖民化，视金钱为罪恶和家庭堕落的根源。
在可敬的男子气概的观念中，男性农民工因为家庭和谐与婚姻稳定而备受肯定，而那些富有的城市商人因为被金钱腐蚀或者因婚外情陷入离婚，而备受谴责。
这种标准也使得男性农民工无法理解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但却不愿结婚和承担家庭责任的城市男性。
绝大多数主动参与家务劳动和子女照顾的男性正是用这种家庭导向的、可敬的男子气概来合理化他们的非传统家庭角色、维护尊严感和生活的意义。
本文摘自
译者:罗鸣/彭铟旎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19-7
编辑：_童_指杏花村
图片：网络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