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火化时，殡葬师说他的身份信息是假的

美国文学巨匠亨利詹姆斯留下了一本写满故事构想的“灵感笔记”，可惜其中大多没有被写成小说。研究亨利詹姆斯的著名权威菲利普霍恩教授，向包括爱尔兰知名作家科尔姆托宾在内的十位杰出当代作家约稿，他们同时都是亨利詹姆斯的忠实书迷，以其笔记中的灵感为基础撰写了新的短篇小说，组成了这部有趣的短篇小说集《大师的灵感笔记》。

01
我一般按月探望父亲，最后一次，鳏居的父亲随口提起了他糟糕的听力。“失聪最糟糕的并不是彻底听不见，”他说，“那样我还能忍。问题是我其实能听见一些声响，嗡嗡嗡的，像有人在隔壁说话。但我根本听不明白。”说罢，他一脸困惑地望着我，满眼无奈。他已年近古稀，却长着一张天使般可爱的圆脸，他面颊红润，双眸湛蓝，头发蓬松，像个上了年纪的小娃娃。“那些模糊的声响，”他微微一笑，“在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离开后，我驱车500英里回到我与未婚妻家中，翌日却得知我刚走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毫无征兆。他没有患病，也不算太老，但心脏却衰竭了；而我离他太远，根本指望不上。想到他去世时孑然一身，我悔恨不已——三年前，他送走了我母亲，他的挚爱——悲痛中，我不断回味他随口说起的那句关于听障的话。听得见，却听不懂。
这话体现了他一贯的诚恳。我靠着它熬过了操持葬礼的日子，在心中一遍遍默念，仿佛它是一句咒语。后来，它不再像一句无心的话，反倒像一条不朽的真理，至少是我生活的真相：面对巨大的变故，我尽管能听到它的方方面面，却只把那当做毫无意义的呢喃，殊不知它正向我揭示一个秘密，那将彻底改变我对自身、家庭、世界——对所有一切的认识，包括我接下来要讲的关于父亲的事。
“不过我虔信上帝，”他说，“有信者事竟成。或许我总有一天会听懂的。”
他是如此清心寡欲；在我的记忆中，他始终是个足不出户、无心名利的男人，与他亲爱的妻子感情和睦，醉心于他非同寻常的写作事业。那份工作就像经营家庭作坊，只不过出产的是精神产品。
除了我，守灵的只有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熟人，水管工、电工，还有在我离家求学之后替他除草的工人。父亲没有挚友——他拒绝与任何人亲近，唯一的例外是他的妻子，我的母亲，她是他的一切。她去世时，是父亲帮我渡过了那段悲伤的日子，他一个人办妥了所有手续，备齐了所有文件，表现得坚决果敢，而我却只会抽抽嗒嗒，深陷丧母之痛。
耐心让父亲充满力量——他以善为生，这点我很快会解释；同时，善也是他的行为准则。我母亲在他生命中的地位无人能比，她去世时，我能看出他悲痛欲绝，一心想随她而去。有时，我会觉得父母尽管待我很好，可他们彼此实在太相爱了，所以在很多方面都忽略了我。也许深爱彼此的伉俪对孩子都是这样吧？我父母对所有人都有所保留，不愿结交朋友，也不爱跟我粘在一起。我从小到大都对他们充满敬畏，慑于他们的亲密，同时也略有些怨忿，因为小时候，我在他们面前总显得多余。回想起那种矛盾，我更难过了。
守灵最后一个小时，我得知了那个惊人的消息，当时我正与殡葬师单独待在一起。
“我还以为死亡证明都办妥了，但好像出了点问题，”他说，我迫切地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总嫌他说话太慢。他叫肯·莫蒂默，供职于莫蒂默殡仪馆，“而且不是归档有误。”他补充道，仿佛故意吊我胃口。
棺盖敞开着，我们就站在棺椁旁，我甚至从父亲的遗体上捕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气味，一股淡淡的化学品味，还夹杂着爽身粉和化妆品刺鼻的香气，父亲扑过粉、化过妆的脸看上去圆嘟嘟的，像洋娃娃的脸。
“怎么回事？”我低声问，好像生怕父亲听见。人一靠近尸体就难免迷信，总会做出奇怪的举动。我强烈地感到他的气场正笼罩着我。父亲纹丝不动的遗体似乎有种魔力，我丝毫不敢提高音量，尽管他根本没戴他那套粗笨的助听设备。
殡葬师莫蒂默却见怪不怪。他语气温和，用词精准，但他越是这样，我越感觉他的话难以接受，我几乎无法忍受他语调中暗含的确凿无疑。
“开不了死亡证明，”他说，“到处都找不到你父亲的档案。”
“怎么可能。他有出生证明啊。”
“假的，对不上号。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你父亲出生的记录。”
“他就出生在这儿，在波士顿。”我说。
他缓缓摇摇头，好像很难过的样子，尽量委婉地反驳，“没有威拉德·霍普这个人——起码没被记录在案。”
听到他把父亲的名字和没有二字扯在一起，丝毫不顾父亲死去的躯体就躺在一旁棺椁中的真丝衬垫上，我开始喘不过气，只好双手掩面，低声呻吟。
“出生日期和地点，”我反驳道，“都是有记录的。”
“但资料不匹配。”莫蒂默说。我开始憎恶他深色的西装、阴沉的领带、锃亮的皮鞋、小指上的尾戒、小巧的金质领徽——总之憎恶他的全套行头，恨它们让他显得如此可信；因为悲痛中的我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所说的事。
“那我母亲——她的出生证明呢？三年前我们就是在这儿为她守的灵。”
莫蒂默竭力摆出和善的样子，准备温柔地打破我的幻想。体贴悲痛之人是他工作的要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职业哭丧人，必须做到感同身受，他可以悲顾客之悲，或配合扮演某些角色，因为他对情绪泛滥早就习以为常。他看上去既满怀同情又不为所动，如同一位即将宣告病人不治的医生。
“当时那些文件都是你父亲准备的，我们也没多问。”他说。
他每说一句话，我就瞟一眼父亲扑了粉的鼻子和红扑扑的脸蛋，他的头发一丝不紊，嘴角略带笑意，似在侧耳倾听。
殡葬师站直身子，面向我。“都是伪造的。”
“那他们的结婚证书呢。”
“没有记录。”
“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结婚记录肯定就在波士顿哪座教堂里。”
莫蒂默没有答话，他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仿佛这就是最有力的反驳。
“我父亲为人正直，他绝不会干造假的事。”
“我没说是他干的，”莫蒂默说，遗憾地叹了口气，“但那些文件的确是伪造的。印章、公证、签名——全是假的。都对不上。他不是威拉德·霍普，你母亲也不是弗朗西斯·霍普。”
父亲总叫她弗朗姬。他爱她，崇拜她，逗她开心，而我就远远地望着他们，羡慕他们的爱情，却永远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
“那他是谁？”
“我不知道。”
他就躺在我面前的棺椁里，这些话都在他听力所及的范围内，我又想起他说自己能听见声音，却不解其意。
“你们打算怎么办？”
“按规矩办。取DNA，或许能找到匹配。我们已经取了样，用棉签蘸取了口腔黏膜。也留了点头发。”
“指纹呢？”
“葬礼再过半小时就要开始了。我们这就得把棺椁抬上灵车，到教堂还得整整二十分钟呢，没时间了。”
但我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掏出手机，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跟对方解释情况紧急，我急需从一具尸体上提取指纹。“一具尸体吗？”调度员说——这样描述父亲真叫人难过。更让人无奈的是，我还不得不站在棺椁前阻拦大为光火的莫蒂默，好让一位女警员（名牌上写着“克鲁兹”）抬起父亲无力的胳膊，给每根手指逐一沾上印泥，再一口气把它们按进文件上相应的方框，留存他的指纹。合上棺盖时，莫蒂默对着我父亲沾满印泥的手指皱了皱眉，就好像我们糟蹋了他的心血。
葬礼晚了一个小时。神父很恼火，但仅有的几位来宾似乎并不在意。不过后面那场葬礼被我们给耽误了，一大家子沉痛的亲属站在停车场里等候，看上去深受伤害，神色阴郁。他们哭天抢地，组成长长的车队，每辆车顶上都用磁石吸附着一面小旗，浩荡之势令我深感惊讶；我走进教堂，参加我们小小的葬礼，一路上都对他们心怀歉意。
仪式并不陌生，但我却一头雾水地坐在那里，想不出棺材里那个人到底是谁。这个谜团加剧了我的悲伤，自从得知父亲去世以来，我头一次哭出了声——我啜泣不止，直到喉咙发痛，但我明白我哭的不是父亲，而是自己。看着神父把圣水洒在棺盖上，我感觉自己遭到了遗弃，被这个躺在带轮棺材里的人欺骗了。
他是谁？而且，这样一来，我又是谁呢？ 02

他是位隐士。要不是母亲在世时他们傍晚常开车出去兜风，你简直要怀疑他有广场恐惧症。他们会带上三明治，把车停在海湾附近，面朝大海，享用食物。他们会把我留在家里，推说“你肯定还有作业要写，”我也欣然答应，因为我早知道他们不想带我。这听上去像在责备他们冷漠，但看到他们如此相爱，我心中只有仰慕。有时，我会觉得他们仿佛共守着一个只属于他们的惊天秘密，它将永不见天日，他们会坐在停泊的车中，轻声惊叹这个秘密的神奇。
他们的爱给家中带来了祥和与安宁。父亲的爱慕让母亲光彩照人。父亲为人谦和，敬畏上帝，从事着一份不同寻常的工作——得到的回报更多是精神上的，而非金钱上的。不过他说他并不介意。我父母生活简朴。他们常说，人富在知足。
他尽管虔信上帝，却极少去教堂，他听过一回弥撒，去的还是离家很远的一个镇子，他从侧门悄悄溜进教堂，坐在后排的长椅上，谦逊地低着头，那模样让我想起基督关于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我父亲就是那个税吏，因自感低微而捶打自己的胸膛，不敢仰望天堂，与《路加福音》中那个自命不凡的法利赛人截然相反。之后他又悄悄离场，走的是另一扇门。
他那份不寻常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以撰写布道词为生。他没做什么宣传，却也积累了一定的声誉，渐渐地，神父们纷纷找上门来，请他撰写周日的布道词或婚礼、葬礼上的训诫。
神父们最初都是邮购下单，他们写信给“Ｘ神父”，请他根据某个主题或《圣经》中的某段经文写篇千字文章，他们通常还会随信附上美元钞票，但从不寄支票；那些褪色的钞票软趴趴的，是捐款篮或功德箱里常见的那种。
“一笔捐赠，敬请笑纳。”神父们会在信中说。
布道词先由父亲手写，再由母亲打印，信都是她去邮局寄的，父亲则留在家中。
这一切始于波士顿某报的一个专栏，我父亲曾在这家报社销售分类广告，在当时，“小广告”是报纸上最赚钱的版块。父亲喜欢这份工作，因为他只需打电话就能完成，他可以准时上下班，也不必出外勤；为人谦逊的他对这份默默无闻的工作十分满意。报纸有个固定栏目，叫《每日一思》，署名是“Ｘ神父”——那是两位记者共用的笔名。“一思”由他们轮流执笔，为了充分利用版面，它被安排在社评旁边。
一次，那两位记者抱怨说自己连手头的工作都做不完，根本腾不出时间写“一思”，父亲无意中听见了，主动提出帮忙。
“你吗，威拉德？”
他的全名是威拉德·劳伦斯·霍普，当时差不多四十五岁，所以我那时应该有五岁了。我的名字是拉里。
“你觉得自己能行？”
我谦逊的父亲回答说：“我愿意试试。你们要是不喜欢，别用就行。”
他根据《约翰福音》中耶稣治愈盲人的故事写了一则专栏，主要表现了法利赛人嘲弄耶稣的经过，描写他们如何斥耶稣为罪人，指责他违背安息日的规矩假装创造奇迹，还有盲人可憎的父母如何横生枝节，法利赛人如何质疑不断。
“我喜欢这个故事里的对话，”他告诉我，“特别贴近普通人的言行。‘一个罪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奇迹来呢？’‘他是先知。’然后是盲人父母的抗议：‘他天生失明。’还有盲人那句：‘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和‘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可是你们根本不听’。你完全能看见他们围成一小圈，跟那对糊涂的父母站在一起，脚边就是盲人取来抹在眼睛上的那滩泥。”
他最喜欢的，莫过于耶稣在遭到质疑时那句语法不通的反诘：“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他把这篇泛黄的专栏文章钉在书房墙上，以纪念自己初试身手，这次尝试，为他赢得了“Ｘ神父”的工作。
两位记者十分高兴，他们发表了那篇文章，又请他再写，很快，我父亲在报社的工作就有了新的内容。他依然负责销售广告，但同时，他的《每日一思》更是大受欢迎，还被公司推广到旗下别的报纸。专栏获得成功后，他就可以在家工作了——继续卖广告，写每天的“一思”——这让他大大松了口气。他喜欢穿着睡衣工作。
一切都来得很快。他说他并不意外。谈到专栏，他总是十分谦逊，不过他坚称成功还有另一个原因。
“没人喜欢写东西，”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写作是件苦差事，就连最有经验的记者也会这么认为。对普通人而言，谋篇布局简直难得要命——该怎么把白纸填满？该说些什么？写信都不容易。你要是想让谁写点什么——要是你说‘给我写封信吧’，那么这封信你估计永远也收不到。大多数人都觉得干什么也比写东西强。特别是写布道词。” 一天，他向我解释了原因。
“他们乐意谴责罪人——但仅限于口头。而依据《圣经》写一篇有理有据的布道词，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不假思索地谴责某人，远比用一篇完美的布道词去声讨对方要容易得多。而且，反正耶稣教导人们要懂得爱与原谅。”
“所以你喜欢写作？”
“我总是有话要说，所以写起来顺手。我相信自己写的东西。‘上帝之道’总能启发我。”
别的记者写“一思”只是例行公事。我父亲却视之为一种乐趣，一种精神训练。“这说不定也算一种祈祷呢。”他说。
不过，为了维持过得去的收入，他依然在卖小广告。同时，我母亲则忙于照顾那些误入歧途的灵魂——未婚母亲、遭虐待的妻子等等，她安慰她们，为她们指引方向。
X神父的专栏文章与布道词结构相似，常被人在教堂讲道坛上引用，我父亲收到许多感谢信，也开辟了一项新业务——撰写定制的布道词。如何安慰失去孩子的父母？有人这样问他。作为答复，他写下一篇慰问词，结果收到一笔钱。这是孩子的父母为表谢意特地给我的。请收下它，就当是一笔捐款。这种情况开始频繁出现，他与一些神父建立了长期联系，他们绞尽脑汁也写不出布道词，只好求助于X神父。
他欣然应允。在他眼中，这相当于借那些神父之口向信众布道。他说，要是陷入信仰的迷狂，他十分钟就能写出一篇布道词。“这不过是举手之劳，却能改变别人的生活。”他能把经文倒背如流，“那些充满人性的内容——人的话语，才是真正的声音。‘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句就很好，很真实。”
那些想写作的人大都无话可说。“可这不就是最生动的语言吗？”
他并不把写作看成生意。这是传教，所得都是善款而非酬劳。但他发现，到了周末，大多数神父都为周日的布道发愁。
其中一位给他写信说：“我今天准备去打高尔夫，还以为要错过开球了。是你帮我赶上了这场球。”
高尔夫！他惊呼。神父们得打理游船，还得参加派对，走亲访友。有我父亲代写布道词，他们就可以一面照自己的心意行事，一面完成有意义的工作。
“而且你可以拍板。”我说。
“不是我。”他说，用手点点脑袋，指向天空。
90年代末，报社关门大吉，X神父的“一思”出现在一个网站上。他张贴布道词，答疑解惑，受人之托为某些特殊场合撰写训诫词。他或许已经看出自己的写作影响力巨大，因为每个周日，无数神父都会在济济一堂的信众面前诵读他的文字，每篇文章都像他所说的那样，诉说着宽宥。
“神父就像大学教授，”他说，“他们每年都上同样的课。总在重复自己。所以一阵子过后，他们就不再给我写信了。他们想要的都已经有了。”
他写神圣的婚姻最富激情、最为雄辩，道成肉身，天父即爱。这就是我熟知的父亲，专栏作家兼前分类广告销售员，布道词作者，专为文思枯竭的神父们代笔——而他们之所以文思枯竭，恐怕是因为信仰不坚。
但他却不是X神父。而且据我所知，他也不是威拉德·霍普。既然他不是威拉德·霍普，那我也就不可能是拉里·霍普了。 03

葬礼结束后，我没有直接回马里兰州。如今我与未婚妻贝丝定居在那里。我只对她说：“我得待一阵子，替父亲办完手续。”她也没有多问。
我岂能告诉她我根本不是她以为的那个人？我的身份成谜，我虔诚的父亲连名字都是假的，母亲也是。贝丝和我准备不久就结婚。父亲得知后非常高兴。我有一次曾对他说，他的虔诚让我深受启发，我想成为神父——投身信仰事业。“再好好想想吧，”他说，“圣职对很多神父都是种折磨。瞧他们多煎熬。”于是他给我看了那些求他代写布道词的信。
显然，我的出生证也像父亲的一样，是伪造的。连自己的身份都搞不清楚，我还怎么结婚？我又翻看了自己的出生证，虽说那些内容我早已烂熟于心：上面有我的全名劳伦斯·霍普，父亲的名字威拉德·霍普，他的职业一栏写着“记者”，这真是个谦逊的称谓，因为他真正的工作是为情绪高涨的信众撰写灵魂箴言；然后是他的出生日期；接下来是我母亲的名字弗朗西斯，职业是“家庭主妇”——这就更谦逊了，因为她其实是一名社会工作者，曾救助过无数单身母亲。
我还想看有没有别的文件，于是翻遍了父亲的书桌和整间书房，四处搜寻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但我一无所获。他没参过军，没申请过护照，没犯过法：他的面目越来越模糊不清。
“没有匹配。”我打电话询问DNA样本检测结果时，殡葬师莫蒂默说。
这让我想起我还有指纹。我带着指纹来到警局总部，解释了我的疑惑，说我想查清父亲的真实身份，弄清自己的身世。
“不过我不抱什么希望，”我说，“我很难想象父亲怎么会被警察局记录指纹。”
“你会大吃一惊的。”当值警长一边说，一边接过装有指纹印的信封。
不出一周，我就接到了电话，他们找到一个匹配，父亲的指纹被联邦数据库记录在案。我约了个时间，准备去警察局查看相关档案。
“这些指纹属于杰里迈亚·费根，”见面后，警官说，同时隔桌推来一张纸，“这里有他的地址和详细信息，可能有点过时——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了。”
“这可是持枪申请。”我说，感觉难以置信，同时注意到日期就是我出生那年。
“而且被批准了。他有A级武器持械许可证。”
“我父亲有过枪？”
“这是你父亲？”
我给他看了驾照，表明我的身份，驾照上的名字是劳伦斯·霍普。
“我想我父亲改了名字。”
“不，他没改。改过名字的话，搜索结果应该会显示。改了名持枪证就作废了。”
“他买枪干嘛呢？”
“上面有他的申请事由，”警官说，“第五行，‘保护人身安全’。如果你想要一份复印件，每份两美元。”
我坐在一间咖啡馆里，仔细端详这份申请表，设法把这个新名字与父亲的面孔联系在一起，同时琢磨着文件上那个与我的生日相差无几的日期；最后，我查看了父亲留的住址，哈里森大街600号。
哈里森大街是波士顿的一条主干道——两旁全是城里的主要建筑，街道很长，从城南的唐人街一直延伸到马尔科姆·艾克斯大道附近，街上的居民可谓鱼龙混杂。不过，我父亲当年的住址如今却属于一栋巍峨的砖石建筑，看上去更像学校而非住宅。我绕着它走，在它后面赫然瞥见了圣十字教堂的大理石尖顶。
不过那并不是学校，而是本堂神父的住宅。我敲了敲门。一名戴围裙的妇女打开门，说神父们不是很忙就是不在，我想见谁都得提前预约。
我说：“请问这里最年长的神父是哪位？”
“那就是布拉肯蒙席了。”
“他是不是大概六十五、七十的样子？”
“差不多。”
“我能给他留张字条吗？”
女人同意了，还帮我找来一张纸。我在便条上说如果方便，我希望能在下个周日与布拉肯蒙席见上一面，最好赶在他（据日程表所示）去教堂中一处侧祭坛做弥撒之前。
尽管在字条上留了名字和电话，我却没得到任何答复。等了几天，我迫不及待想揭开真相。周日早上九点，我来到神父住宅，一位年轻的神父接待了我。我说想见布拉肯蒙席。
“您预约了吗？”
“我给他留过便条。”
“请稍等。”
他走开了，我独自站在门厅，空气中弥漫着香烛、上浆的亚麻和家具光亮剂的味道。我听见几个房间之外有声音传来，像是一声抱怨，随后，年轻神父回来了。
“请进吧，”他说，“左边第二间。”
那位最年长的神父，布拉肯蒙席，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看上去像一位身材富态、头发蓬乱的老妇人，带褶边的袍子遮盖了他浑圆的肚子，一圈披肩环绕着他的脖颈——很显然，这是法衣，他的长袍式法衣。
他欢迎了我——“坐吧”——不过态度生硬，我感觉自己似乎打扰了他。但这也许是事实。他腿上摊着一张纸，显然是他一直在看的东西，上面的字很大，是专为公众演讲准备的。
“多有打扰了，蒙席。”
他看上去有些恼火，仿佛怕我突然提出什么严峻的问题。但他还是和蔼地提醒我说：“我时间不多。十点钟就要做弥撒。咱们能不能过后在圣器安置所见？”
“我只想问个简单的问题。”
“什么问题，我的孩子？”
“我想打听一个名叫杰里迈亚·费根的人。”
他突然一脸厌恶，肉乎乎的手紧紧抓住扶手，抓得指尖泛白，而且他的嘴唇扭曲得厉害，我一度以为他要啐一口唾沫。
“打听他做什么呢？”
“他过去住在这里，对吗？”
“费根神父使我们蒙羞，他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是个有辱教会名誉的神父。我不想听到他的名字。请你走吧。”
“能请问是哪方面的道德败坏吗？”
布拉肯蒙席站起来，我也只好起身，他用他那上下抖动的大肚子把我顶到门口，急吼吼的步伐带起了法袍下摆，每个动作都是精心设计的拒绝。
“没错，他过去是这里的神父，但他犯了罪——不可饶恕的罪，而且他还败坏了别人。那是个很大的丑闻，不过他终有一天要向全能的上帝解释他的罪恶。”
“他最近去世了。”
“那他就是下地狱了，”蒙席边说边伸手轰我出去，像轰走一只胡搅蛮缠的猎犬，“你知道这些就够了。我们绝不会忘记他造成的恶劣影响。快走吧。”
那位放我进去的年轻神父肯定听到了动静，因为他显得有些吃惊，但他没说什么，只是猛地推开大门，等我刚一踏出门槛就立即关上门，把我逐出门外。
关于费根神父：我还想知道更多。我徘徊着寻找线索，为了平复心情，我转过街角走进教堂，找了个位置坐下。我父亲的神父形象不难想象——他有那种气质，那种虔诚，那种谦和——但丑闻是什么？我不愿去想他会侵犯幼小的男孩，波士顿曾有不少神职人员犯下过这样的罪行。但布拉肯蒙席那么气愤，还说他道德败坏，表明他很可能正是这些禽兽中的一员。
钟声从一个侧祭坛传来，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拉回现实，我看见布拉肯蒙席从祭坛旁的一扇门里出来，身旁跟着两个低眉垂眼的女人，三个人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队伍。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在后排落座，靠近一根柱子，位置十分隐蔽——不过也看不见圣坛上的仪式。我父亲虽然很少去教堂，但他一直鼓励我多去听听弥撒，可惜我并没放在心上。我实在太久没踏进教堂了，看到如今是女人们在倒水倒酒、给圣餐仪式打下手，我竟有些惊讶，因为这些过去都是辅祭男童的工作。
我听见弥撒开始了，布拉肯蒙席用他那抑扬顿挫的音调念起祷词，女辅祭们应和着，长椅上的信众也随之嗡嗡默念。
过了一会儿，蒙席走上讲台，清清嗓子，开始讲道，他语速缓慢，浑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芒，俨然受到了神启。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父亲的声音和父亲的智慧，那篇布道词就出自他之手，其中有他特别喜欢的那段对话。彼得问耶稣：“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说到数字时，布拉肯蒙席加重了语气，以强调宽恕永无止境。
我父亲仿佛就站在圣坛的讲台上，借那位神父之口传达着宽恕的要义。
有了他的真名，我在波士顿的报纸上找到了他的故事：上面记述了费根神父与一位修女，仁爱修会的康斯坦斯嬷嬷，在一家汽车旅馆被人捉奸的经过；此外还有事件调查、他们遭受的暴力威胁，以及他们一同人间蒸发并遭受舆论谴责的始末；后来他们隐姓埋名，消失得无影无踪，最终，更加骇人听闻的神职人员猥亵儿童事件取代了他们的丑闻。
不过他们从没离开波士顿地区。我在波士顿市政厅档案里找到了他们的结婚证书，上面有他们的真名——结婚日期是我出生前六个月——最后，我又找到了更多的报纸，有一屋子那么多，上面写满了布道词、训诫、还有关于爱与宽宥的温柔字句，那都是我父亲顶着笔名，替声讨过他的神父们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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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

书名：《大师灵感笔记》

作者:[英]菲利普霍恩 编/[爱尔兰]科尔姆托宾等 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企鹅图书
副标题:亨利詹姆斯从未动笔的小说
译者:齐彦婧
出版年:2019-8

编辑：_童_指杏花村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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