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的崭新的未来清除道路，
而是某个人显露的灵魂，
丰富的感情和内心的痛苦，
得到了灵感，闪耀着光芒。
《日瓦戈医生》作者 鲍里斯·帕斯特纳克Boris Pasternak
【导读】
各国对反恐的投入越来越大，可为何不见成效？
在救助天灾人祸时，为何官方组织反应迟缓，而NGO和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反倒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人们时常会说，我新提出的领导力概念可能并不适用于“现实世界”。我想，他们所说的“现实世界”，是指他们的组织或者政府部门。在这样的组织里，各级官员实施僵化的管理，并有各种政策和法规构成的条条框框。这样，别人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屈从于领导者而丧失了自由，只是被动地等待别人发出指令。在这种“现实世界”里，效率和服从是最重要的。不论面对何种情形，这种组织都要依靠标准的操作规程行事，即便混乱已不可避免或者事态已经失去控制。
这不是现实世界，而是虚构出来的。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会毁掉我们的能力，使我们无法应对实际发生的一切。现实世界要求我们学会从容应对混乱局面，需要我们弄清楚人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需要我们采取恰当的策略和实际行动使世界井然有序，而不是更加混乱。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当前的世界观不适用，而新的世界观还过于新奇而无法实践。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通过新科学的视角，分析现实世界中两个最严峻的挑战：一个是如何更有效地应对天灾和人祸，另一个是怎样对付全球恐怖网络组织。通过高倍数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工作原理，这对于弄清事实是至关重要的，而采用老办法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新科学所描述的现实世界这样的：现实世界是彼此相互联系的网络世界，在系统的某一处发生的轻微干扰，会对远离干扰源的其他地方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实世界是高度敏感的系统，极其轻微的动作可以引起巨大的破坏和混乱。但是，现实世界也是一个追求秩序的系统，当混乱出现时，它不但打碎了当前的结构，同时也为新秩序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变化总是与黑夜相随，黑夜使所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但是，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分裂期创造新价值。于是，混乱结束，而新秩序就此诞生。
现实世界在没有命令、控制或领导个人魅力情形下，知道如何进行自我组织。随处可见的是，生命按网络关系进行自组织。一旦发现共同的兴趣或激情，这些个体就会组织在一起，并筹划如何达到目的。自组织行为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并取得结果，构建了强大、具有良好适应性的系统。惊人的新势力和能力因此而显现。
在现实世界中，生命的“基本建筑材料”是关系，而不是个体。谁都不能以个体方式存在，或者说，谁都无法拥有最终的、固定的标识。我们都是“潜力束”。关系唤醒了这些潜力。当我们遇到不同的人或处于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即便是科学家，也找不到脱离我们的观察而能独立存在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通过我们的观察而呈现给我们的。对于我们来说，看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对现实世界的这种看法，就成为我们解析万物的依据。因此，当我们经历同样的事情或者看到相同的信息时，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或说明。
现实世界与依照西方思想创造出来的世界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以为人、组织和现实世界都像机器一样，我们构建庞大的系统，让它像钟表一样在稳定状态的世界里运转。领导者的工作就是保持稳定性和控制力，因为，没有人的干预就无法建立良好的秩序。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所有的事情都将一塌糊涂。我们错误地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白痴，没有创造力，需要有人在旁边指挥他们，而新的技能也只有通过培训才能掌握。对人的激励不是恐吓就是奖赏，内在的激励因素——如同情和宽容却被忽视了。依照这些错误认识所构建的世界，到处都是无需独立思考的工人，他们的举止像机器人，在日益混乱，甚至到了失控边缘的组织里辛勤劳作。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过于固执地坚持这些错误认识，我们丧失了应对当代重大挑战的能力。
应对天灾的领导力：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启示
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已经历太多的天灾人祸，有的人担心会出现“同情疲劳”。我不相信我们的同情心是有限的，也不相信有同情心耗尽的危险。同情疲劳产生的根源在于：我们不具备能够快速、高效应对这些紧急情况的组织结构或领导力。我们想提供帮助，但组织无法将我们的同情心向绝大多数需要帮助的人表达。这既让人灰心丧气，又让人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人类的天性就是慷慨大方和乐善好施的。
任何灾害发生后，我们看到的都是人的美好天性和最差劲的官僚主义。新闻标题传达着我们的灰心丧气“发展中国家表示：大多数救灾物资未送到灾民手中”、“彻底失败：新奥尔良败局调查”、“红十字会调查”、“国会调查：问题出在哪里”。另外一些标题则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有组织的教堂名副其实”、“不是红十字会，不是救世军或联邦基金，而是朋友”。
《时代周刊》于2005年9月重新演绎了这一故事，这已经是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墨西哥湾沿岸几星期之后。这个故事展现了热心的志愿者和政府官僚之间的矛盾冲突。美国劳动节那天，当400英里之外的新奥尔良火光四起之时，来自全美的大约600名消防战士正坐在亚特兰大的一家宾馆里，听美国应急管理署（FEMA）的讲座，内容涉及机会均等、性骚扰和客户服务。“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公众关系”，一位FEMA官员告诉他们，“也就是把FEMA宣传册发出去，并让他们记住我们的电话号码。”
房间里的这些消防战士是应FEMA的请求而来的，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救援行动。他们都怒火中烧。“这太滑稽可笑了！”有一个消防战士高声地回敬了一句，“消防部门将我们派到这里是为了救人，可是你们却让我们干这些？”FEMA的一位官员爬到椅子上，试图恢复秩序。他说：“你们现在是FEMA的雇员，你们要听从命令，我们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这听起来更像是侵略军的头儿，而不是救援警卫队的指挥官。消防战士可不愿意整天呆在宾馆里，于是纷纷回家了。
尽管这个故事有些夸张，但发生灾害时的情形几乎总是如此。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尽其所能为灾民提供帮助、援助，挽救灾民的生命。他们采集资源，在现场提出解决办法，不知疲倦地连续工作多日。他们不考虑风险或奖赏——这是同情心的自然流露，因此非常有创造性和针对性。西南贝尔公司（Southwest Bell）的一些中层经理，在谈到他们应对俄克拉荷马爆炸时的感受时说：“觉得不存在风险了，而事实上是已经面临灾难。”
但是，这些自组织的努力常常受到一些官员的阻挠，他们或者拒绝提供帮助，或者引经据典，或者坚持按协议和规程办事。这不是在批评某个具体的官员——他们也受制于自己的身份，无法独立采取行动。《时代》周刊在记述卡特里娜飓风发生时说：“在各级政府部门，都没有明确谁在关键时刻负责。领导者害怕进行实际的领导，不愿意花钱，也不愿意打破管辖权常规或引起诉讼。换句话说，他们害怕栽在类似于本文的文章里。”
关于谁拥有合法的决策权，存在着很多遗憾的事情。正式的援助请求可能没找对人，或者某个人并不真正理解这一请求而拒绝提供援助。援助请求即使提交给合适的人，若措辞不准确，也会不被理睬，或者遭到拒绝。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向总统请求联邦政府的援助。当被问及需要什么帮助时，她说：“给我你所能提供的一切。”这样的请求无法让联邦政府采取具体步骤，而当联邦或州政府的官员决定由谁负责提供援助时，很多宝贵的时间已经流逝。
当人们就各自的责任与权利进行争论时，没有人看到破坏的模式和正在显现的混乱。官员们仅响应与他们自己相关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互不关联的。没有人打算深入分析他们正在获得的信息，或者注意到他们仅仅看到整个事态的一小部分。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一方面，电视画面上充斥着恐惧万状、痛苦不堪的人群；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在电视上否认事态的严重性；有时，他们无法看清事态的全貌是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工作交接）。有时，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全新的指挥系统，国土安全局的官员们对付恐怖主义很在行，现在来负责FEMA，对自然灾害知之甚少。
即便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前，各级政府的关键决策者对可能造成的后果采取的态度就是“不求甚解”。经过多年的模拟与分析，人们对三、四级飓风所造成的破坏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新奥尔良所遭受的破坏，是FEMA多年前就已提出的三个最高级别的潜在灾难之一。官员们对此却未加防范，没有对这一灾难做充分的准备，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全美气象服务（National Weather Service）已经准确无误地标示出卡特里娜飓风的到来，他们还反应如此迟钝？好像各级政府官员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一样。即便注意到这些信息，他们也无法正确地作出解释，或者自欺欺人地相信“不会在这里发生”。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令人烦恼的“范式盲”例子：人们看不到对自己的世界观构成威胁，或与自己的世界观不一致的信息。无论有多少数据摆在他们面前，他们要么什么也看不出来，要么就理解成另外的意思。有时，人们根本就不看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就放在他们面前。
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后的那些日子里，“范式盲”与官僚主义、僵化的指挥系统一同发挥作用。组织对形势的错误认识、采取的错误行动或者是毫无作为，只能导致更多的混乱。由于领导者没有对现状作出准确的判断，也没有采取超出管理权限的冒险行动，使已经很糟糕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但是，在整个墨西哥沿岸，人们与邻居、不相识的人进行自组织，对受灾者提供帮助，挽救灾民的生命。无线电收发业余爱好者有了用武之地，构建了快速而有效的通讯网络，这帮助很多人活了下来。有这样一件事，新奥尔良的一家人陷于绝境，无法拨通本地的报警电话“911”。可是，他们联系上了住在千里之外的一个亲戚。这个亲戚拨通了自己所在地的“911”，“911”又与新奥尔良的无线电收发业余爱好者联系上，后者再将信息转发给与这一家庭同处一地的人，是他们救了这一家子。
与正规的组织不同，多数信息收发员都是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在风暴袭来之前，他们在安全、干燥的地方安营扎寨。他们独立开展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电机和发射机，构成了强大的通讯网络。正是因为具有独立性，他们才非常灵活。如果一个人不能再发送信息了，另一个人便能快速地探测到。每个人都在移动，相互独立的单元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行动。他们自由行动，但共同的目标是明确、清晰的。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够在混乱中建立新秩序。
高级领导者，发现自发或独立地行动是非常不容易的。任何独立的反应行动都受到制约：需要维护组织的权利和政策。正式的运作规程总是软弱无力，因此只有丢掉这些条条框框，才能灵活地去帮助别人。位于俄克拉荷马的西南贝尔公司员工，在爆炸发生后立即大范围地投入了救援行动当中，因为他们的领导不在。领导回来时，员工告诉他们：“多亏你们不在这里，否则我们就没法儿进行救援了。”尽管这绝不是领导想听的，但这些领导心里明白事情确实如此，也知道他们的“缺席”已经创造了价值。
当卡特里娜飓风袭来时，指挥系统和对僵化条规的遵从导致了更多的灾难。
当新奥尔良居民面临死亡威胁时，巨型战舰巴丹号（USS Bataan）却驶离了岸边，它有6个手术室，600张病床和近1 200名海军士兵。外国为灾区准备了救援物资，但被告知需要等待数日，到时候FEMA会确定如何处置救援物资。佛罗里达的巡逻飞艇驾驶员抱怨说，他们的一个飞艇群已经准备好投入救援工作，但FEMA不让他们进入新奥尔良。领导要求其下属一定要按照循规蹈矩的步调前行：“援助行动必须经过协调之后进而才能展开，这样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快速反应的领导者不考虑标准的操作规程。在西弗吉尼亚州，州长不等别人下达指令，就立即从国民警卫队调来6架C-130运输机，接走需要疏散的群众。这些飞机去的时候装满了救援物资，并希望能载着人回来。当他们归来的时候，州长到现场迎接，但是，只有3架飞机载着人。FEMA拒绝让更多的人登机。大约有400人得益于这次快速疏散。尽管经济相对落后，但西弗吉尼亚提供的援助超过一些相邻富裕的州，这全都得益于他们团结在州长周围，响应州长的号召，全力帮助那些他们从未谋面的兄弟姐妹。
尽管政府的表现只能用“极其糟糕”来形容，但社团组织、个人和小群体却能对卡特里娜作出快速反应。一位评论员将这些行动描绘为“危急时刻爱的奉献”。社团组织普拉特（Ville Platte）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其强大的自组织能力，这种能力往往在灾害现场才可见到。他们展开“社团级的援救和救济”行动，口号是：“如果我们不站出来，那还有谁呢？”11 000人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仅5 300美元，却要救助5 000名被迫离家、身心遭受创伤的卡特里娜灾民。灾民来到这里，这里就是大家共同的家，社团也是大家共同的组织，谁都没有把他们当做难民或被疏散人员来看待。拥有船只的人奔向新奥尔良，加入“凯军海军”（The Cajun Navy）。他们从屋顶上救人，捞起死者的尸体，将受伤的灾民运送到救治中心。在受灾现场，他们看到其他社团组织的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却见不到FEMA的踪影，“事实确实如此，只有我们志愿者。”
在没有得到联邦政府或红十字会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当时确实想与红十字会取得联系，但就是联系不上，13天之后就放弃了这种努力），普拉特组织为成千上万的“朋友”提供了帮助。他们的成功，不能用过去的机械模式来解释，但若按新科学中的动力学机理进行分析，则非常好理解。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所有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件事情或每个人都会激发出新的能力。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如果人们能够根据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自由地进行决策，秩序就会从混乱中显现。有效反应并不需要从上到下的领导力，也不需要提前制订组织计划。人们自组织的目的是做一些与他们自身有关联的事情。正像一位社团组织成员所说的那样：“我们全都知道如何自觉地相互合作。”我的上帝！我们经常组织洗礼仪式或家庭聚会，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正规领导力呢？
灾害发生时，最需要的就是快速反应，而正规组织总是要求按照通常的做法去行事，比如指挥系统、指定的领导者、政策、规程、计划、法律法规等，这往往会很误事。人们可以受同情心的指引而采取行动，我们需要正规机构制订出相应的办法，对自组织行为采取支持与合作的态度，而不是阻止人们的自组织行动。这种自组织能力往往在灾难发生时显现出来。领导者需要根据他们对事态的理解灵活作出英明决策，而不是要弄明白政策和规程的确切含义。正规领导者的责任，就是确保他们所控制的资源尽可能快地到达真正需要的人手里。领导者要相信这一点：人们会自己找到解决办法，并且能利用好他们所提供的资源。领导者要鼓励每一社团组织提出各种各样的创造性解决办法，而不是强迫他们套用唯一的解决方案。
要想获得这些千差万别的做法，就必须放开正规领导者的手脚，让他们采取更为明智的行动，并且相信人们能够展开有效的自组织回应。我们需要重复多少伤心的历史，才能明白这一点？卡特里娜飓风事件告诉我们：从混乱中恢复秩序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靠人们的智慧、爱和自组织能力，让他们做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们还需要利用政府投入的资金和物资，依靠当地的受灾群众进行重建。如果重建工作留给政府、外地承包商、大型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等问题将导致进展缓慢，群众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没有一个来自于地方社团组织的人会对重建结果感到满意。如果由当地人主导重建工作，地方文化便能够得以保留，重建速度也会得到惊人的提高。世贸大厦的清理工作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没有纽约政府和承包商的参与，人们加班加点工作，冒着损害健康的风险将废墟清理完毕。
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有20亿人遭受了灾害，其中90%的人生活在最贫穷的国家。只有改变救灾的组织模式，我们才能成功地对灾害作出有效的反应，使我们的同情心以妥当的方式传达至受灾的群众。最基本的改变是：从控制转向有序，从依靠正规授权和规程转向依靠当地群众、机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自组织能力。关于救灾的比较先进的思想是动员当地的群众，让他们投入救援与重建工作。如果地方上的群众积极投入救灾的话，他们就将“从主观转向客观，从受灾者变为行动者”。
我们发现，每一个社团组织都有拿出应对策略的能力，而这里并没有传统的等级或正式的领导力。在柏卡纳（Berkana）研究所（1992年我与别人共同创建），我们研究这一命题：“我们需要的领导者已经在这里。”我们发现，即便在经济最落后的社团组织里，也不乏大量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致力于加强社团组织的自力更生能力，他们所依靠的是存在于人民、传统和环境中的智慧和财富。2002年，福特基金会的领导力报告也讲到了同样的事情：“今天，我们国家的一些人觉得缺少鼓舞人心的领导者。但是，深入分析表明，遍布全国的社团组织正在紧密团结，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当然，他们通常是解决地方层次上的问题。这些人是今天美国的新领导者。”
我们要细心地思考一下：经历这些灾害之后，我们在领导力方面学到了哪些东西？我想，我们懂得了一点：依靠人文关怀、创造力和同情心是能解决不少问题的。我们可以依靠“潜力束”，提出解决办法、快速学习、以惊人的速度获得新能力。我们可以依靠人们的快速自组织能力，从而取得对他们来说至为重要的结果。总之，人们能够创造性地行动，甘冒风险，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互相安慰和鼓励，最后取得理想的效果。生命就是这样运转的。我们可以从新科学中学到这一点，或者，从现实世界随时随地发生的一切领悟到这一点。
网络组织的领导力：恐怖组织给我们的启示
区区几千个充满愤怒情绪的人，怎么可能威胁到世界的稳定？全球最有实力的政府不得不将巨额资金投入令人恐惧的战争，而且在对付这一小撮狂热分子的恐怖行动方面越来越束手无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都害怕看到全球恐怖网络组织的威力和已经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但是，全球恐怖网络组织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有成效、最强大的组织之一，他们正在改变历史的进程！他们没有正规的武力，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充足的资金，甚至也没有大量的追随者，但他们的实力让人刮目相看。
判断领导者是否称职的准则有哪些呢？无外乎塑造并沟通清晰的愿景的能力、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能力、取得成效、超越计划和实施变革等。我们希望领导者建立的组织富有弹性，能从容应对混乱与危机，并不断发展壮大，不迷失方向，领导更迭也不影响组织的前进步伐。如果我们用这些准则来评价恐怖网络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将会取得不错的分数。虽然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老师，但是，我们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创新、激情、适应性、高效的网络组织领导力。
新兴科学详细地阐明了网络组织行为的机理，因为这是生命系统的唯一组织形态。通过生命系统的工作原理，我们就可以深入分析恐怖组织，探索他们成功的原因。我们也可以明白，采取什么应对之道才能阻止恐怖网络组织的发展。
当前，我们对恐怖组织的实力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所采用的准则适用于我们的世界，但不适用于他们；适用于等级组织的行为，而不适用于网络组织。我们不仅不知道自己错误地运用了这些正确的准则，而且还自以为将取得胜利。通过评估基地组织是否有能力用先进技术下达指令或进行通讯，我们就可以知道本·拉登是否对人们仍然存在威胁，基地组织是否已丧失了优势。
我们假设，基地组织现在处于弱势，他们的领导者正在逃亡，或者躲藏在山洞里，甚至可能已经死了。我们假设，如果切断了他们的联系，恐怖分子就无法收到指令，因此也就无法发动袭击。我们假设，如果我们将恐怖组织的高层领导人干掉，也就是对他们的组织采取“斩首”行动，年轻的恐怖分子就将偷偷地逃离这种混乱的、没有领导者的组织。
美国的军事指挥官常常感到他们正在与一种新型敌人作战。这种敌人的特点是：善于学习、善于变化、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一旦美国军人了解他们的行动策略，他们就进行自我调整。想一想，为了防御最新的恐怖袭击，我们投入了多少！经验告诉我们，恐怖分子决不会重复他们过去的行动。
军方的长期战略是发展战斗力：像恐怖分子一样适应能力强、行动敏捷而灵巧（计划在10年间发展更多的特种部队）。军方已花费多年时间来研究网络组织行为和“网络战争”。在“9·11事件”之前，军方已对网络组织的发展提出警告。在网上，不仅有跨国的恐怖组织，还有销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黑市，毒品和犯罪集团，原教旨主义者，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移民偷渡者，城市流氓团伙，边远地区的民兵组织和单一议题军事组织。在网络组织里，他们以小规模、相对分散的单元进行活动，以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开展灵活的恐怖袭击。他们知道如何渗透与破坏，以及如何逃脱。很多组织都是没有领导者的。他们也发动袭击：从多个方向突然出现，快速而悄无声息地会合在一起，然后像他们出现时一样快速地分散开。
尽管这些组织看起来并不存在领导者，但他们的激情、愤怒和信念准确无误地指引着他们前进的方向。正是组织所特有的共同理想或目标促使他们进行恐怖活动。他们在地理位置上虽然是分散的，但内心却“团结一致”。只要有助于推动事业的向前发展，他们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各自行动，可以做“任何他们自己觉得不错的事情”。只有将共同的目标和决定各自行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组织系统才能更高效和更有秩序。以下科学理论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恐怖网络越来越高效”：
如果组织中的个体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开展行动，只要对实现组织的目标有好处，那么，他们就会发明更有破坏性的行动，为发动更惊人的袭击而争先恐后。
全身心投入一项事业的人不需要命令、奖赏，也不需要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领导者。他们激情万丈，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事，创造了很多超常的方式方法以推进他们的事业进程。在谈到本·拉登的成功时，网络分析家巴拉巴西（Barabási）指出：“本·拉登和他下属并没有发明恐怖网络组织，他们仅仅是在煽动和利用激进分子的愤怒情绪，并在他们的发展进程中提出了自组织法则。”恐怖组织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紧凑组织，而是由相当分散的若干个小组形成的集合体，他们通常各自为战地发动恐怖袭击，或者联合起来发动一次恐怖袭击。开始时这些运动还较为理性，但在其他组织成员的狂热情绪感染下，后来都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方式。奔放的激情是恐怖组织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小组的大动作，鼓舞着其他的盲目仿效者发动更多的行动。
古往今来，网络组织主要是由激情支撑的，而不是信息。网络组织始于信息的流动。只有交流信息，成员之间才能相识，互相学习，制定战略和发动行动。大多数瓦解网络组织的行动，主要集中在干扰他们的通讯。但是，一旦网络组织发展起来了，今后的发展就主要依靠激情和个人的创造性了。对于大规模并且需要相互协调的袭击，通讯仍是非常重要的，但小规模、分散的致命袭击并不需要信息，只需要激情和甘心为“事业”献身。因此，只要网络组织成员的愤怒发展到一定程度，信息的作用就不重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创新。当我们正为破坏网络组织的通讯而沾沾自喜时，其实也激发了各地的愤怒情绪。在孤立状态下，组织中的个体是不能相互通讯的，但是，他们将绞尽脑汁地设计自己独特的致命袭击。所以，度量瓦解网络组织的行动是否成功，我们不能光看在破坏他们的通讯方面做得有多么好。
网络组织的基本结构是水平的，不是等级的；是Ad-hoc型网络结构，不是一体化。由于这种极其分散的组织结构的存在，打击反叛组织就显得尤为困难，因为打击它的任何一个单独部分，其余部分的踪影都将更加难于寻找。而且恐怖组织大多都没有领导者，因此也没有办法对其采取“斩首”行动。这样的组织看起来就像原子结构或碎片结构，实际上，比有机组织起来的军队难对付得多。兰德公司恐怖主义专家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这样描述恐怖组织：“没有重心，没有领导关系，没有等级，他们更像星系而不是组织……他们采用这样一种结构，就可以确保他们的组织长期存在下去。”
熟悉生命系统科学和网络自组织行为的人，对这些描述不会感到惊讶。网络组织具有令人惊奇的藏身之策。网络组织由大量的节点构成，这样，当有的节点遭受破坏时，新的节点就又会补充进来。人类的网络组织总是围绕共同目标构建起来的。个体对相同的事物或事业有共鸣，于是联合在一起，推动事业发展。对人类来说，目标是“奇异吸引子”——将看似随机的行为聚拢在某一界限内的粘合力。最后显现的是没有控制的协调行为和没有领导者的组织，而这种组织能够极有成效地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我们将组织当作机器进行分析，那么对自组织网络的威力还是有些茫然。
我们一直在寻找领导者。我们是通过以下方面来评估恐怖组织的：是否有明确的领导者，领导者能否与他的追随者进行通讯。这样理解领导者的角色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很危险的。2006年年初，我收听了一个美国分析家的访谈节目，主题是评估本·拉登是否仍对我们构成威胁。他们关注的都是传统的组织属性：能见度、技术、指挥系统、下达指令的能力和通讯渠道等。如果仅仅从这些标准来考虑，本·拉登的威力可能就会被大大地低估。但是，网络组织专家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认为：“仍在积极发挥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组织。”另一位专家洛克·约翰逊（Lock Johnson）指出，本·拉登的作用不在于直接下达指令，而在于“其本身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巴拉巴西警告说：“由于采取分布式的自组织拓扑结构，基地组织非常分散，自我支撑的能力极强，即便清除了本·拉登和他身边的高层，也不可能彻底消去他们带来的威胁。这是一个不存在蜘蛛的网络组织。”
通过研究网络组织如何在混乱中出现、如何围绕共同的目标构建、如何发展得更有成效，我们就可以提出一套新的、更为准确的度量标准，来评估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的实力。这些度量的焦点不是规模、结构或指挥链，而是目标和感情。他们完全不同于我们仍在采用的传统度量标准。
除了考虑恐怖分子的数量之外，我们能否对他们的激情和愤怒情绪有
一个总体判断？如果袭击和示威增多，说明愤怒情绪高涨。
袭击模式能否被预见？或者说，袭击模式是不是越来越变幻莫测？袭击的样式越多，说明地方的自主行动不断在增加，他们已很少靠中央的命令行事。
袭击发生在哪里？敏感地点发生的袭击次数越多，说明网络组织在规模、覆盖范围上又前进了一步。
我们采取行动的后果是什么？我们的出击是火上浇油，还是使局势平息下来了？
领导者的影响力如何？人们对领导者唯命是从，还是与领导者争辩？领导者的出现（无论形式如何）是怎样影响其追随者的行为的？袭击次数与这些信号是否存在对应关系？袭击是否仍将逐步升级，而与领导者的出现无关？如果袭击不因领导者的出现而增加，说明网络组织已具有相当的实力，像一个“没有蜘蛛的网”。
为了确定网络组织在何处藏身，我们应思考：当摧毁其中一个节点或单元时，会发生什么事情？袭击次数是否会减少？他们是不是要转移到新的地方？
如果这样去度量，针对谁将赢得恐怖战争这一命题，将产生截然不同的评估结果。如果网络组织是通过激情发展壮大的，如果基地组织是在煽动和利用愤怒情绪，那么，控制恐怖网络组织的最好办法不是除掉他们的领导者，而是熄灭他们激愤的怒火，阻止煽动他们愤怒情绪的所有行动。许多网络组织分析家都得出类似的结论：只有消除愤怒根源，我们才能赢得恐怖战争。如果我们的行动激发了他们的愤怒，世界上就会有更多的恐怖分子、更极端的袭击和持续的不稳定，而这样的结果不用很多人就能促成。巴拉巴西说：“如果我们想赢得战争，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出促使网络组织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我们必须想办法与恐怖组织建立联系，构建更有建设性、更有意义的网络社会。我们可能会赢得小的、零散的战役，可能会破坏各种各样的单元组织，但是，如果我们在消除愤怒方面无所作为的话，人们将继续构建这些网络组织，而“网络战争永远都不会结束”。
军事战略家、顾问托马斯·巴内特（Thomas Barnett）的著作也用很大的篇幅阐明了类似观点。巴内特在《差距》（The Gap）一书中指出，1/3的人生活在全球经济之外。他们的经济贫困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自冷战结束以来：“所有的战争、内战和种族灭绝都因‘差距’而发生。为了获得真正的安全，我们必须确保这些人口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这样才能根除使当今世界面临危险的‘断裂’。”
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我们不愿意面对即将来临的危险。对于憎恨我们的人来说，如果我们施予更大的压力，并继续试图控制他们，那么未来将充满混乱和恐怖，因为这些人的组织不是紧密相连的，而且他们生活艰难。我们必须学会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爱因斯坦说过，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相同的思想来解决——这也告诉了我们该怎么做。在高度关联的现实世界中，我们一定要弄清网络组织的行为特点；弄清人的动机和因全心投入而激发出来的惊人自组织能力；弄清为什么我们越是坚持用等级、角色、命令和控制领导力来看待组织，我们的能力就越难于发挥出来，事实上是产生了更多的混乱。
我们没有时间考虑是否需要做这样的转变。我们无法在现实的世界里继续盲目地徘徊，用错误的视角分析事物，而对正在发生的事不以为然。但是，如果我们都渴望探索，愿意成为研究生命科学的学生，就会发现不一样的惊人能力和认识。对于任何事物，只要我们人类清晰地了解和掌握其真实机理，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扮演最勇敢、最聪明的角色。睁大我们的双眼吧，改变我们的视角，果断采取实际行动，这样，我们才会在现实世界中作出正确的判断，才有可能赢得反恐的胜利。
【新科学启示录】
领导者的责任就是确保他们所控制的资源尽可能快地到达真正需要的人手里。领导者要相信人们会自己找到解决办法，并且能利用好他们所提供的资源。领导者要鼓励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创造性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强迫套用唯一的解决方案。
只有消除愤怒根源，我们才能赢得反恐战争。只要我们的行动激发了他们的愤怒，世界上就会有更多的恐怖分子、更极端的袭击和持续的不稳定，我们只有找出促使网络组织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想办法消除这种需求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