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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叔河先生近照 摄影/王平
锺叔河先生，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
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
他出身读书世家，却一度沦落到社会底层，
靠拉板车过活。
47岁才进入出版行业的他，58岁便提前退休，
在10多年中，一共干了3件大事，
此前出版界从未有人这样做过：
一个是主编了《走向世界丛书》，
一个是《曾国藩全集》，
再有就是《周作人文集》。
《走向世界丛书》是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一套丛书。
钱锺书先生，一生从未为人主动作序，
但却主动为《走向世界丛书》写序。
如今锺老的《念楼学短》，
一本为他的4个外孙女编写的现代版《古文观止》，
再版新出。
书中精选100字以内，独立成章的经典古文530篇，
是写作短文章的超级教科书，
一版再版，非常受欢迎。
在豆瓣上，历代版本的评分都在8.6以上。
曾有读者评论说：
“小时候妈妈给我买过全套《念楼学短》，
读完后，说话也自带文采，
每次写作文引经据典，拿满分是常有的事。”
今年3月，一条造访了锺老在湖南长沙的住所，
和他聊了一聊。
自述锺叔河撰文倪楚娇
锺老的住所在湖南长沙，在一栋高楼的20层。一梯多户的布局，使得“户户外貌咸同”，因此锺老在门口挂了块竹牌子，上面写着“念楼”两字以为区别。“念楼”即“廿楼”，20楼的意思。
今年已有88岁的锺老见我们到了，便从书房中走出，迎我们进了客厅。“你们随意一些，我也自在一些。”他说。
客厅的摆设和之前所有的报道里描写的一样：客厅很大，中间放着一张蒙着布的台球桌，自从夫人朱纯在2007年去世后，锺老便没再打过。两排书架贴墙放着，摆满了书：《二十五史》《笔记小说大观》《汉语大词典》，都是平日里锺老会用到的书。墙壁上还有几幅字画——沈从文的章草、黄永玉的条幅、钱锺书的诗笺、沈鹏的小品……
在采访开始前，锺老便坦白说，如今已精力不济，希望采访能紧凑一些。但锺老一说便是4个小时，从10：00说到了下午14：00，没顾上吃饭。他操着一口湖南话，中气十足，说到兴致之处，自己还会笑出声来。
以下是锺叔河先生的自述：
锺叔河夫妇与四个女儿
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位我很尊敬的老朋友说，我做《念楼学短》这件事情是大材小用，不应该花精力去搞这个东西。他对我是好意，认为我可以写一两本谈历史的书。但是我并不在意，我还很看重这本书。
《念楼学短》这本书最初写是1989年，就是给我四个外孙女写的。
我早恋早婚，26岁已经是四个女儿的父亲了。后来这四个女儿又生了四个女儿，我一共有4个外孙女。
她们读高中的时候，我认为她们的作文，都写得不够好。我觉得不论她们选择将来做什么，把文章写好，对于事业是有利的。写好文章第一步，最好是读点文章。
《念楼学短》一版再版
新版《念楼学短》
我选了530篇，不超过一百个字的古文，文体尽可能多，编成了《念楼学短》。“学短”就是“学其短”，学习文言文的简洁的意思。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一本用各种语言翻译《圣经》的书，同样的一句话，中文的表达是最短的，文言文就更短了。
我认为中国古文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简短。这是作文的第一要素，我们要“学其短”。
刘邦入关“约法三章”，只有几个字：“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就讲完了，他没有讲很多大道理。他把要讲的信息，讲得很清楚，别人就不敢杀人了。
这篇文章是西汉开国第一篇大文章，体现了汉高祖和萧何、张良等人很高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思想。
钱武肃王写给夫人的信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虽然很短，但写得很好，一样有抒情，有背景。他不是干巴巴地说：“你回来。”
“回来”与“陌上花开”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讲的是时间，说春光大好，提醒夫人不要辜负大好芳时。明明心情迫切，但第二句“缓缓归矣”又像欲擒故纵，含蓄委婉，用的是商量的口气。
钱大王他不是一个文人，他是一个武人。原来是私盐贩子，恰逢残唐乱世，便拿起刀枪，凭自己本事，后来成了称霸一方的吴越国王。这封信可以看得出来他很爱夫人，
后来苏东坡就把他这几句话改一下，就变成词了。
南北朝的军阀大司马桓温，他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很抒情，他老来重见昔年所栽柳树，感慨连柳树都老了，更何况人呢？这些话流露出人生无常的感伤。
我们再怎么讲，也讲不了那么好。
《念楼学短》内文
这是遗产，这是很好的东西。 我喜欢读这些文章，我并不愿意去搞些什么古文今译。我就把我对这些文章的读法，我的感悟，就照样写出来，我让我的外孙女就按照我那样去读它。
好比《论语》里面的一句话：
我是这么读的：“孔子站在河岸上，眼望着奔流不断的河水，不禁感叹到，要过去的，就将一去不回头地过去了，没日没夜，不舍昼夜。”
但是这样读的话，还没把我要讲的话讲完，所以还有一个题外话：“我认为孔子是一个仁人，他的基本思想就是仁爱。逝者如斯这句话，主要是流露一种无常之感，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这种无常之感，普通人触景生情的时候也会有。读到他这句话，我们就会想到，2500年前的老夫子，也跟我们一样，有这样一种感受，所以就觉悟到人性的永恒和伟大。”
这本书是杨绛写的序。她在序里面谈到，她不愿意写，那时候已经90多岁了，早就不帮别人写序了。
我说钱先生帮我写过一个序，你也帮我写一个序，她被这句话打动了，她还是给我写了。
他们两位先生都给我写过很多信，两个人加起来将近两百封，将来也想出版一下。
《念楼学短》，现在读睡小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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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23:59特惠结束
锺叔河夫妇（后排中）与父母（前排中）
我出生在民国20年，就是1931年。我的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面几代都还是读书的人。
我的父亲钟昌言，是最后一届考八股文的秀才，也是最早进入新式学堂的学生。当时梁启超他们在湖南搞革新，有一个学堂叫“时务学堂”，他就是里面的学生。
后来，父亲学了数学，也教数学，58岁才生了我，我和他的代沟不是一般的大。
我小时候很调皮，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小20多岁，她确实不喜欢我。她更喜欢我的哥哥姐姐，因为他们听话。
我看书很早，当时看图画书、故事书。因为我在家族的辈分很高，没有什么玩伴。平日的生活，就是看书为主。
18岁的锺叔河，到《新湖南报》报到
战火纷飞的童年
我要进小学的那一年就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期。父母就把我送回了平江县的老家，以为那里能安全一点。
没想到第二次湘北会战日本人侵入，我们平江的房子，就在岳阳到长沙的大道旁边。所以日本军队南下经过的时候，我们就要往路两边躲开，往山里面去，等日本人走掉了再回来。我父亲的书房也是在那个时候被烧掉了。那时候生活是不安定的，当时我还小，反而觉得有些变动比平静的时候还有趣一点。
所以我小学几乎就没念，只念了一年。说出来别人还不信，我初中也就读了一年，拿了个文凭后就去长沙念高中，那时候抗战已经胜利了。
我的学业成绩是可以的，尤其是语文、地理、历史这些科目都很好，数学也能及格。到长沙的时候是大量接触了新的书本，有了新的知识才开始有了新的思想。
初中前我就读完了市面能找到的所有中国旧体小说，高中读完所有西洋小说。
但我其实从来没想过，我以后会做文字相关的工作，也没有远大的志向。1949年，我18岁，本来是想要考北大的考古或地理的，结果很偶然地报考了“新闻干部训练班”，就成为了一名记者、编辑。
上世纪六十年代锺叔河夫妇与三个女儿合影
其时因生活困难，无奈将小女儿送人
中断工作20年
1949年8月，我开始做见习记者，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在1957年，我就被逐出了报社，和我老婆一起没有了工作。以前，两个人工资都不低，我是90元一个月，她是80元。但两个人没什么积蓄，都花钱买书读了。
没有工作了，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也并不很害怕。我有手有脚，其他老百姓怎么活，我就能怎么活。开始是推板车，那养不活自己。后来又去刻钢板、刻油印，然后我又学了画画，后来就做教学模型。
日子是很苦的，我们有四个女儿，养不活。就拜托祖母带去一个，外婆带去一个，大姨妈带去一个，还有一个送到了国办的孤儿院去了（后来将她寻回了）。慢慢在长沙，我们两个人，也还是站住了脚。
我跟我老婆就是这么讲，反正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别人嫌弃我们，不借给我们书，我们就去小书摊或者废书报收购店里低价买点书报。
后来，1970年我被判刑10年，关进了洣江茶场劳改。
年轻时的锺叔河夫妇
我中断工作20年，但是我自己读书没有停止过。这段时间不是没用的，在劳改队是我读书最多的时候，我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我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思考。
1979年我出狱，就出去开始编《走向世界丛书》。
《走向世界丛书》（部分）摄影/王平
我做出版的时间十来年吧，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个是搞了《走向世界》，一个是搞了《周作人》，一个是搞了《曾国藩》。
《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把1911年以前所有的中国人走向西方的过程，都收录了起来。它记录了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的心态。这些书不是一般的国外游记，更不是以“天朝上国”的心态走出去的，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实录。
为了编这套书，我前后浏览过两百多种，最后选了一百种，有几十个作者。我不计较他们的文笔，也无所谓他们对西方的态度，但必须是亲见亲闻、亲身的感受。比如说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
1979年秋，开始主编《走向世界丛书》
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是1980年8月出版的，之后平均一个月出版一种。那个时候没电脑，需要先找人抄出来，抄成简体字，要横排的。还要校对，有些错误不太多，有些错误百出，校对的同时标点分段，做了一些编辑加工。我还给每一本书写了平均2万字的绪论，因为原文都是文言文的，很多人读不懂。
一开始没有人看好这些书，觉得把旧的书再编一下，有什么意思？确实，这些书拆开一本一本看，有些并不怎么精彩，但如果尽可能完全地收罗到《丛书》中，就有独特的价值了。
我编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先进的思想。比如李圭，走出去的经验，让他终于相信“地球如球”。现在来讨论地球是不是像球，是很幼稚的。但几百年来，中国人就是通过走出去，从认识五大洲三大洋、地球如球、利炮坚船开始的。
这些资料对于我们有作用，多普及历史知识，多讲一讲历史的过程，是会有益于文明进步的。我们就会看出中国人走向世界，是起步比较晚的，也比较难。
中国人的问题，就是走向世界的问题
最初生产力低下的时候，人不可能远离自己生活区。尤其中国人，中国是农耕民族，所以脸朝黄土背朝天，是不能够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的。
外国也是如此，但是它首先发展起来了，因为它海岸线长，所以他们比较早地发展起来了航海技术。在没有走向世界以前，欧洲原始的人，比中国落后得多。他们的文学、理智都没有发展起来。
在走出去这件事上，我们比西方人迟了1700年。
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别的文明古国，它的传统都中断了，现在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了，古埃及文字已经死掉了。现在的印度也不用梵文了。只有我们中国，我们用的还是四千年前的文字，殷墟甲骨文。
这就说明我们这种文明体系是独特的，我们本身的保守能力是最强的，“保守”是个褒义词，只有有家产的人才会保守。但是这种文化反过来，它也是很不容易更新的，因为它已经够好了，不太容易打断，重新洗牌。
《走向世界丛书》（部分）摄影/王平
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那时候就谈了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体量太大，这个东西很难改变这个轨道。《走向世界丛书》的诸多作者中间，水平最高的是郭嵩焘，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不是造兵舰的问题。
同样的在东亚，日本很快现代化了，因为日本一直都在接受外来文化。它第一次接受中国文明，全盘唐化，它并没有变成唐人，到明朝的时候，他们打朝鲜，就是跟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日本后来又全盘西化，从天皇起就穿西装，就吃西餐，它也没有变成英美的殖民地。反而它还打美国、打英国，是它先打，这就证明学别人并不会变成别人的殖民地。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走向世界的问题。甚至，整个世界现代的历史，都存在一个走向世界的问题。全人类都是非洲一个女性的子孙，她不走出非洲，也没有我们这些人。哥伦布也是走向世界，才发现了美洲，才进入现代史。
从人类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它就是从划分为地区的历史，进入到全球文明的时代。我们出版这个《走向世界丛书》，也是推动这个事情。
钱锺书手迹
钱锺书主动作序
出版后反响是很大的，一般读者读不懂，也不会去读，总共印了几千、万把册。但是真正有水平的人，关心中国进步的人，他会注意这本书，他们的评价是很高的。
其实它反响最大的，是我写的绪论，这些绪论后来印了一本书，叫《从东方到西方》。钱锺书他自己认为出这些书有意义，他愿意来“共襄大业”，用了这个措辞。钱锺书给我提出了很多核心、中肯的修改意见。给我写序是他主动写的，也是他唯一一次主动作序。
《周作人散文全集》摄影/王平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开始出《曾国藩》的时候，也受到很大抵触。因为范文澜写的一本书，就叫《汉奸侩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大家认为这是定论。所以出《曾国藩家书》的时候，有人在湖南报社上发表长篇的批评文章：“如此家书有何意？”
出版《周作人》更甚，而且很多有影响的文人也反对出《周作人》。但是人归人，文归文，这是两码事。在理论的建设上，周作人的贡献大于鲁迅，几篇重要的文章《人的文学》，再就是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宣言，都是周作人写的。
大家很怕出书，我就说周作人最被大家接受的文字，最没有问题的文字，就是他谈书的文字，所以1986年，我就编了一本书《知堂书话》，这是建国后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新书。
我也不是非要出别人不敢出的书，这也不是我有意这么为之。是别人不出，或者别人比较聪明，或者别人比较明哲保身。也不是说别人就没有看出来这些书好，他只是不去出，他宁愿别人出。
但是我认为，我就要做我想做的事，不然有什么意义。
《我的故事》
我很少出门旅行，我晕车，也很少到上海，北京我到现在为止只去过四次。我不拒绝跟外界交流，但是我是一个很害怕旅行的人，我也没有时间旅行。
原来读书很少，搞《走向世界丛书》也好，搞《周作人》也好，搞《曾国藩》也好，都得临时学习，都得要看书，但是我愿意读书，我现在还在不断读书。
如果我的生命还允许，我将来会写一本书，就叫《我的故事》，就一个一个故事写，而且不管我的生命何时结束，写出来的都可以发表，一边写一边可以发表，随时可以中断。讲五十个故事也可以，能够讲五百个故事也可以，是吧，就看活多久。
《念楼学短》，现在读睡小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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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23:59特惠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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