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离开大学也快将近10年了。现在还能够想起很多老师的样子，其中就有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袁老师。
我小学所读的学校是我们的村小学，其招生对象为本村及附近没有小学的村庄的学生。因为学校条件有限，大家都不住校，一日三餐也都是回家吃。每天大概9节课，早上6:30点到8点，两节课，一节没有老师正式讲课的晨读加一节有老师讲的正课。上午大概9:30到13:00，四节课。下午三节课，大概14:30到16:30。
那时候小学的课开的比较简单，主干课程只有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以及体育加在一起每学期也没有几节课。法制教育课好像三年级之后才有，老师不讲，自己当做课外读物。主干课程以外的课程没有专职老师，它们的讲授由主干课程老师兼任，一般就是男老师兼任体育，女老师兼任自然和思想品德。
我小的时候是个顽皮的孩子，因为顽劣且脾气极倔，在村小学担任校长的一个本家哥哥送我外号“将（强，在方言中的意思是倔）军”。
有多倔呢？记得我第一天上学，大姐把她参加区数学竞赛获得的奖品，一本她十分珍爱的硬皮笔记本送给我，把铅笔削好，她和妈妈一起把我送到学校。她们刚一转身，我在教室里嚎啕大哭，将姐姐送的本子撕的乱七八糟，书包和铅笔丢在地上，很奇怪的抱着桌子腿大哭，不听任何劝告，将一位男老师弄的极为尴尬。
最后是爸爸铁青着脸从庄稼地里赶回来，将我夹在胳膊下面，像老鹰捉小鸡似的拎回了家。
这样闹了大概两三次，我就错过了当年的入学时间。同龄的孩子都上学了，也许是爸爸和姐姐怕我落下太多，他们每天晚上都会教我写字和算数。
白天我一个人没地方玩，又不愿意上学，就跑到学校里趁他们下课时和他们玩。有时候他们上课了，我就坐在窗户下面，听他们上课。有时候恰好遇到老师讲的东西正好爸爸或姐姐曾经教过，于是我就在窗户下面抢在教室里老师或同学的前面大声的喊出来。因为干扰了老师上课，常常会遭到老师的呵斥。往往是他们一呵斥我就一溜烟的跑了。
去别的地方转一圈，遇到好玩的，如变戏法的，打兔子的等等稀奇的事情就不再回来。多数的时候是转了一圈继续回来垫着脚趴在窗户上看老师讲课，看小伙伴们因回答不了老师的提问挨批，看老师用粉笔头丢打瞌睡的小伙伴，我最希望的是有人被老师赶出来罚站，那样我就有人玩了。
第二年入学是爸爸送我去的，说是送其实是押着。因为我们家距离村小学走路大概不会超过五分钟。我被爸爸像第一年从学校押回家一样，夹在胳膊下就送到了学校，交给了袁老师。爸爸在办公室陪着堂哥和几个男老师抽了支烟，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在我酝酿情绪准备上演第一年打闹教室闹剧的时候，袁老师蹲下来，边帮我擦眼泪，边说，你就是那个常在窗户下抢答问题的孩子吧？老师知道你很聪明，这样吧，老师考考你，要是你能回答老师的问题，老师就让你回家。
袁老师当时考我的是白居易的一首古诗《暮江吟》，大概是当时三年级课本里的一首诗，因为姐姐教过，所以我抽着鼻涕很快就背下来了，但是不记得作者是谁，所以这道题我还是被难住了。最终很不情愿的被袁老师带进了教室。
因为基础还好，读了半年一年级就跳到二年级去了。当时因为老师缺乏，袁老师继续教我，直到我小学毕业，她都是我的语文老师。这期间很多老师都调到了镇中或县城的中学，但袁老师一直没有离开。
五年期间，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故事，她用她的关爱和较高的教课功底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送我们我们顺利地走出村子，走出县城，走到自己小时候想也没有想过的世界之中，而她自己则一直留在那里。
大概三年没有回老家了，听村里的人说村小学无论从硬件规模和师资力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来自全省各地。仔细算来，袁老师应该也退休了。每当走过学校看到刚入学的小孩子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她：
齐耳的短发，椭圆形的脸，左边嘴角有一颗黑痣，笑起来一脸和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