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顺周期思维的机理及其矫正
需要发挥“政府之手”的调节作用，推动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政府及时调整那些可能强化顺周期行为的体制机制，并出台相应的制度安排，防止金融运行出现过度顺周期问题
文 | 施其武 郑立
2019年9月5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金融形势通报会，要求金融机构克服顺周期思维，强调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当前，银行业在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不同程度存在顺周期思维，加剧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因此，探究银行业顺周期思维的机理和表现，强化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和手段，对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银行业顺周期效应的运作机理
银行业顺周期性是指银行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相互加强、动态的正向反馈机制，突出表现为银行信贷在经济周期扩张期呈现出明显上升，在经济低迷期呈现出大幅下降。银行的顺周期行为不同于由真实需求引起的信贷规模变动，是银行主动促成信贷供给大于或小于实际信贷需求，进而影响信贷供求均衡，放大了系统性风险。
一般认为，银行体系顺周期性的运作机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导致顺周期。当经济低迷、抵押品价格较低时，由于银企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担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加大，即便借款人拥有稳定现金流、盈利能力较强的项目，也难以获得融资支持。在经济繁荣期、抵押品价值上升，银行对经济发展前景预期较好，借款人可以容易且更多地获得融资，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银行业这种经营特征表现出了明显的顺经济周期特征。二是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加剧了金融风险暴露顺周期性。由于对经济周期判断总是滞后的，人们倾向于依据当前的经济状况推断未来经济走势。当前的繁荣意味着未来经济中的信用风险预期会减小，而萧条则意味着未来信用风险的预期增大。银行风险管理高度依赖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债务人财务状况，其结果是：在经济繁荣时期，金融风险往往被低估（隐藏），而在危机和萧条时期又往往被高估（放大）。金融风险的这种顺周期效应反过来又推高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进一步加剧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三是资本逐利性助推了银行的顺周期性。银行是经营货币资本的特殊行业，资本天然逐利性导致银行过于追求盈利性，往往在经济繁荣期一味增加信贷投放以获取更大收益和回报，而在经济低迷期骤然减少信贷投放以减少损失。
银行业顺周期行为的主要表现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持续回升。而在“三期叠加”影响下，制造业回报率下降，2012年GDP增速降至8％以下，从2014年3月起，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经济步入下行周期。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速趋缓叠加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升级的大背景下，以同业、委外、资管等渠道运用资金，获取相对安全、稳定收益成为银行普遍的“理性”选择。与此同时，混业经营实质性提速，银行借助信托、保险、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推出了一些带有明显监管套利性质的交易产品、模式和结构，其本质是通过多层嵌套放大了杠杆，加剧了顺周期金融风险。
资产结构呈顺周期性。当前，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顺周期性既有客户需求多元化、市场竞争加剧等客观原因，主观上也有监管套利的动机。在这一过程中，投资、同业、资管业务跨机构、跨市场相互嵌套、交易结构复杂，机构间关联业务的风险敞口增大，而信用风险尤其是流动性风险管理薄弱，使风险集聚于银行体系，并导致部分资金脱实向虚、体外循环，降低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从人民银行对全国193家银行样本调查来看（见表），各项贷款增速明显低于投资增速，也落后于总资产增速。193家银行中，投资在总资产占比超过50％的银行有42家，占比最高的已达70％。特别是股权及其他投资规模持续高速增长，占总资产比重从2014年末的6.6％激增至2018年末的18.4％。
规模庞大的房地产金融具有顺周期性。“脱实向虚”的房地产是金融市场最为青睐的抵押品。房地产业在经济繁荣期通过对上下游行业所产生的杠杆效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在经济低迷期，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引发经济“硬着陆”，房地产业对宏观经济“助涨推跌”的顺周期波动，形成了“信贷—房地产”顺周期效应。从全国来看，房地产相关领域贷款（按揭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业贷款）占贷款总额比重，从2012年的14.2％快速上升到2018年的28.4％，特别是2014年起增速加快，比重上升到20％。其中，按揭贷款的比重上升得最快，从2012年的12.7％提高到2018年的36.9％。但在房地产信贷繁荣的映衬下，制造业贷款比重却在七年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目前只有房地产相关领域贷款的一半左右。
风控措施呈顺周期性。一是大幅上浮贷款利率。2014年不良贷款的上升期以来，银行业贷款利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2018年末，一般贷款中利率上浮的贷款占比66.2％，执行下浮利率贷款占比仅为17.8％，利率上浮幅度平均达到31％，而此前利率水平无明显变化。不同银行反应程度呈现出较大差异，股份制银行由于其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对风险的反应最为强烈。二是增加抵押条件。由于经济下行期的不稳定性增加，银行寻求风险覆盖的特征之一，增加了第二还款来源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抵押和保证，形成企业贷款更高的门槛。目前，银行业信用贷款与担保贷款的比例大约为3∶7。2018年末安徽省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比年初下降3309亿元，而抵质押贷款和保证贷款分别增加4473亿元和2436亿元。三是盲目抽贷压贷停贷。在企业出现生产经营困难或资金链收紧等苗头时，不仅不为企业“雪中送炭”，及时提供信贷资金支持，或强制管理企业回款账户，或提前冻结账户资金；有的贷款到期续贷手续繁琐、周期长，大多要求企业先还后贷，迫使企业筹措高息“过桥”资金，致使企业经营“雪上加霜”，使得实体经济基本面进一步恶化，放大了顺周期性。
信贷投向呈顺周期性。一方面，政府主导的重大项目往往期限较长，利率敏感度低，被银行认为更安全。而对“三农”和小微企业，银行甄别优劣的难度较大，“保长压短、保大压小”倾向十分明显。另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部分受调控行业主营业务生产经营陷入停滞，财务状况恶化，短期流动性压力增大，同时，其产业转型升级的长期资金需求较为旺盛。但在实际中，部分银行执行信贷政策“一刀切”。如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化工、纺织等产能过剩行业或高风险行业以及轻资产的科创企业等过度谨慎，对部分“产品有市场、有效益、管理好，但资金紧张”的企业及项目也一概拒绝，出现贷款审批权限上收、暂停部分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等情况。
导致银行业顺周期性的基本因素
不完善的公司治理。在经济增速下行期多数主要股东并未主动调低回报预期，而是利用股东权利驱使银行“弯道超车”，造成激励考核机制和薪酬体系不尽合理，更多关注市场份额和资产收益率、资本收益率等盈利指标，很少考虑风险调整后的回报要求；以短期激励为主，没有建立对董事、监事、高管层长短兼顾的综合激励考核体制，容易从源头上诱发银行经营的短期行为，忽视长期风险。
缺失的市场规则。虽然我国2015年出台了《存款保险条例》以及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等相关法律法规试图打破刚性兑付，但从包商银行等风险机构处置看，目前仍缺乏市场化、法治化的违约处置机制，刚性兑付尚未彻底打破，破产退市机制尚未建立，银行无法真正做到“自担风险”，切实承担风险管理责任，导致忽视审慎合规和逆周期经营理念，一味追求贪大图快，出了风险则倒逼政府及监管部门采取维稳措施，存在较为严重的道德风险。
刚性的资本约束。在经济下行时期，贷款违约率上升，风险加大，贷款风险权重上升，需充实资本，计提更高的拨备。但实际上，股东持续补充资本的意愿不强、能力降低，银行此时更难补充资本和改善财务状况，只能通过缩减信贷规模来降低风险资产规模。
扭曲的考评机制。目前，在银行内部的尽职免责机制仍然不到位，贷款终身追责机制长期存在，缺少相匹配的激励措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营状况下滑时，银行不仅没有放贷动力，反而更加“惧贷”，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顺周期性。
政策建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顺周期行为具有客观性。但过度的顺周期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因此，需要发挥“政府之手”的调节作用，推动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政府及时调整那些可能强化顺周期行为的体制机制，并出台相应的制度安排，防止金融运行出现过度顺周期问题。
逆周期资本缓冲和动态拨备。一方面，设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在经济上行周期增提资本以应对经济下行周期吸收损失的需要，缓解金融机构在经济下行时期由于风险扩大等原因导致的资本不足。另一方面，采用更具前瞻性的拨备计提方法，在经济扩张时期，要求银行提高拨备水平，以抑制信贷资产扩张冲动，防止资产泡沫积累；在经济下行时期，动用前期提取的动态准备金弥补贷款损失，同时降低银行拨备水平，扩大信贷规模，平滑经济波动，支持经济恢复。
发挥审慎监管政策效力。加强对金融机构各种不合理、过度顺周期行为的监管和督导。一是完善激励考核机制。发展战略上要克服顺周期思维，将经营决策风险引入薪酬机制，建立动态、持续和跨周期的业绩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有效避免为追求薪酬最大化而采取的顺周期短期化行为。二是对小微企业、涉农贷款实施差别化监管措施。引导金融机构按要求适当扩大信贷风险容忍度。三是杜绝纯粹以监管套利为目的的“通道”业务，切实缩短企业融资链条，严禁变相提高利率、加重企业负担的行为，防止因银行的过度顺周期行为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持续发挥乱象整治震慑作用。落实党中央防风险治乱象补短板要求，坚决清理整顿脱实向虚、以钱炒钱活动，减少资金空转，弱化顺周期效应，平稳宏观经济运行。一方面，坚持分类施策，抓住同业交易、理财资管和表外业务等杠杆率高、风险高发等领域，重点整治违法违规、层层嵌套、透明度低、风险隐蔽的产品和业务，推动银行业务纳入法治化轨道，实现理性、有序、合规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堵旁门、开正门”，不搞“一刀切”“急刹车”，对一部分有较好风险约束基础的金融业务，推动其实现审慎经营合规。
适时适度采取逆周期措施预调微调。一是不断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注重统筹规划逆周期调控措施，加强金融监管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的协调配合。对区域内已发生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对影响多家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的大型问题企业，地方政府要积极做好协调工作，研究落实偿债安排。二是督促银行加强利率定价能力建设，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创新利率调控手段，引导市场利率保持稳定，防止贷款利率顺周期快速攀升，加重企业经营负担。三是大力组织开展金融债权积案执结行动，着力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作者任职于中国银保监会安徽监管局，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编辑：苏琦）
（本文首刊于2019年10月1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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