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以“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为主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论坛时表示，全球化是已经在发生的一个现实，必须要直面。任何关税安排应该是支持贸易，而不是阻碍贸易。
盘古智库研究员戚凯在“博鳌亚洲论坛”撰文——《反全球化声浪中的全球贸易体系：根源、问题与前途》指出，如何解决全球贸易体系带来的各种政治公平与社会发展的负面危机是该体系修正与完善所需要强烈关注的。
戚凯|反全球化声浪中的全球贸易体系：根源、问题与前途
天地人和 经世致用
Harmony Knowledge Solutions
戚凯
盘古智库研究员
北京市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反全球化及攻击现有全球贸易体系的声浪近期确有上涨，这背后与保守主义政客谋求政治利益有莫大的关联。但迄今为止，全球经济并未出现重大危机，保守主义想要无端发动贸易战的难度显而易见。世界各国有责任遏制对于现有全球贸易体系的攻击。当然，当前的贸易体系肯定不是完美无瑕的，它需要积极修正与完善，以便更好地适应世界的变化。
反全球化：一场起源于基层的少数派抵抗运动
对全球化持正面态度的人，往往也是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的拥趸者，他们认为全球化有助于国际间的产业分工，因为发达国家的工资较高，制造生产会转向其他薪资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为后者带来出口贸易、经济成长及就业，同时发达国家也可以享受到更加低廉成本的优质商品，实现双赢。事实上，从1970年代左右的亚洲四小龙，到今天被称之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都是遵循了这一发展轨迹。
然而，包括中国、印度、古希腊在内的各家古老文明都有一句有关人类社会的深刻见解：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全球化不可能只有全部的得利者而没有失利者。在反对者的眼中，全球化将世界各国推向了一场为了吸引资本流入而根本无所谓底线的恶性竞争，引发了社区退化、社会与环境支出遭遇削减、不平等加剧、经济脆弱与敏感性上升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负外部性的主要承担者都是基层普通民众。
迄今为止，反全球化运动力量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场具有全球合作性质的重大会议场合，包括达沃斯论坛、世贸组织会议与APEC峰会。《经济学人》曾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反全球化示威活动的基层运动特征，“各种定义松散和一些自发的‘激进’团体组织（环境主义者，平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新共产主义者，以及各类非结盟的社会不满者等，名称之多未一一列举）聚到街头举行示威游行。”
反全球化与攻击现有全球贸易体系可能只是特朗普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
一直以来，反全球化运动在比例上是属于少数派政治的，也天然具有基层反抗的色彩。近期以来，所发生的最重大变化在于它在一些国家的政治高层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代表就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当然，5月份法国大选即将到来，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特朗普。
从特朗普自身的逻辑来说，他完全找不出任何反对全球化与现有全球贸易体系的理由，相反，他应该是它们最坚定的支持者。然而，特朗普现在却成为了反全球化的符号，也是全球化进程，特别是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所面临的最大潜在威胁。这其中比较合理的逻辑解释是，政治野心占据了上风。全球化究竟是如何损害了美国国内一些群体的利益，并造成了锈蚀地带的出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但就现象来说，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基层民众感觉自己成为了全球化的失利者。特朗普则恰恰敏锐把握住了这一点。
避免落入特朗普攻击现有全球贸易体系的政治圈套
了解到所谓的反全球化的表态对于特朗普个人的政治意义，而非美国整个国家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当前全球贸易体系，以及全球化的参与国可以吃下一粒定心丸。迄今为止，全球贸易战并未发生，一定会爆发的理由也并不充分，特朗普撼动现有全球贸易体系的能力也并不充足，唯一要特别注意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形成共同认识，寻找共同利益，避免落入特朗普攻击现有全球贸易体系的政治圈套。
首先，与2008年金融危机刚过去的时期相比，当前全球经济状态完全可以说处于一个尚可的状态。北美页岩油气的繁荣使得全球经济花费在能源上的成本显著地减小了。中国尽管跌出了GDP年增长率7%的行列，但由于体量巨大，6%左右的增长依然非常引人注目，另外，国内服务型经济的繁荣意味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能正在朝着一个更健康的方向前进。美国的情况也令人乐观，它已经连续多年实现经济增长，失业率在5%左右，并且在互联网、新能源、生命科学等尖端领域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特朗普当选以来，美股持续走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美国经济基本面走强和企业盈利改善，预计未来市场还有进一步上涨空间。就全球贸易来说，德国商业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的贸易形势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从亚洲来看，韩国2016年以来的出口增速保持在20%的水平上，连日本也一转颓势，其2016年最后一个月的出口增速达到了5.4%，创下自2015年9月以来的第一个正增长。与贸易表现同时复苏的，是全球制造业数据的明显回暖，欧洲主要国家的PMI、美国的工业增长数据，都显示出一片向好势头。无数经济学家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当前根本没有发动贸易战的正当理由，特朗普对于中、德、日操纵汇率的指称也缺乏坚实的基础。
其次，外界已经发现，也许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政治冲动可能是饱满的，但他却缺乏必要的能力。特朗普与司法体系、国会民主党团，也包括部分共和党建制派，以及大众传媒已经陷入了胶着的对抗之中。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及其背后的行政高层管理团队都没有像特朗普这样花费如此长时间还未能完全进入执政角色，更遑论其间还要不断应对各种各样的意外事故。对政务的极度陌生、行政部门换届的拖延以及幕僚团队的磨合艰难，使得特朗普难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与人手去细节化他有关反对全球化的政治设想。
那么唯一要警惕的就是我们自己，不为其出于政治目的的挑衅所动。毕竟，美国虽然对于全球贸易体系而言极为重要，但绝非全部，中国、日本、欧盟、澳洲、拉美、中东在现存的全球贸易体系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之间存在高度复杂的相互依赖网络。再进一步说，美国与特朗普政府也是两个概念，尽管后者口口声声威胁现有的全球贸易体系，但由无数企业所组成的美国经济却是深度参与全球贸易的。
在这场针对特朗普（可能也包括未来的马琳·勒庞）的全球贸易体系反击战中，应当有两个战场，其一，美国以外的各国政治高层要坚定守住自己的阵地，深刻认识到现有全球贸易体系的基本面是积极有益的，也是全球社会所能找到的共同利益的集合点，要极力遏制对于以往全球化成果以及全球贸易体系的政治性攻击；第二，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界领袖们，需要使其认识到将反全球化作为一种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不仅在国家利益上是危险的，对于他本人的执政体验与政治前途也是危险的。
为什么现有全球贸易体系会遭遇攻击：一个普通美国人的自相矛盾
事实上，美国从来都是全球化的主宰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企业拥有最强大的资本与技术能力，以及最敏锐的经济眼光与头脑，了解全世界哪个地方最适合开展投资与贸易，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它们是美国企业，绝大多数的利润最终还是汇回美国境内。从一个极为微观的角度来看，锈蚀地带缺乏工作机会的美国中年人，他在当地沃尔玛所购买到的各种低价优质的制造业产品，都是全球化为他所提供的福利，这种福利是建立在广大外围世界工人的艰辛劳动基础之上的；但他的政治观点却是对全球化与现有全球贸易体系的强烈不满。这种自相矛盾，不仅是美国民众的感受，也是全球许多国家民众的感受。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第一，长期以来，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与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要运行者，即各国政府忽视了公共教育的重要性，国际贸易的好处未能体现在公众舆论当中，同时生产效率提升与产业升级所形成的自然而然的就业岗位转移与减少的经济学规律也未能被民众所接受。第二，布雷歇尔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引起了基层对于精英阶层的敌视与怀疑，尽管普遍福利确实都在上升，但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要操作者所获得的财富，无论是在绝对值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过度超越普通民众所能获得的财富，这当然会引发政治上的公平问题，第三，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权利、环境污染问题，对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均缺乏政治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视与解决。在它们当中，第三点是最主要的。
如何解决全球贸易体系带来的各种政治公平与社会发展的负面危机，则是该体系修正与完善所需要强烈关注的。首先，如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指出的那样，把注意力从国际贸易协定，转向国际和谐协议(Harmonisation Agreements)，在后一种协议中，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问题的重要性要超过与授权给国外生产商相关的问题。同时对于借助跨境资本流动来逃避纳税或绕过监管的巨量资金，要投入足够多的政治资本来应对，这是解决一小部分人错误利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来实现个人财富不恰当过度膨胀的重要途径。其次，对于教育的投入是关键，一方面要解决发达国家一些夕阳产业失业人口的再教育与再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有的父母都在子女教育问题上花费巨大，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不仅会使得我们的后代拥有更好的就业技能、更客观理性的政治态度，而且也能显著减少子女教育支出对家庭收入的负担，这是一种变相且有意义的利益再分配。再次，如何加强与大众舆论之间的沟通，提升民众对于全球贸易体系的认可，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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