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熟悉，很可能第一印象就是著名的诗人，的确他的文采极好，与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政治家，我们知道中国历史有一个死循回，那就是开放、管制、半衰、崩溃，每到崩溃之时就会出现一位重量级的理财大师，前面提到的管仲、商鞅、桑弘羊都是这样，宋朝也不例外，这次出头的人就是王安石。
这一次还是沿着皇权社会的逻辑走，那就是加强中央集权，执行国家主义模式，由政府全面管制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
王安石在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全面负责变法事宜，为了坚定皇帝的决心，王安石就对他讲了一句日后非常著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随后的几年，王安石在后来的几年里提出了一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相继颁布十余条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经济政策，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我们先来看均输法，这个想法来源于桑弘羊，与之不同的是，王安石的均输法更加彻底，他要求由国家掌握重要商品的流通权，防止商人们投机倒把，政府俨然成为了一个与民争利经济组织。
在推行均输法的两年零八个月后，王安石推出了市易法，由政府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设立市易司，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各大城市的贸易商人必须到市易司获得核准的身份资格，否则不得擅自经商。市易法推出后，均输业务并入其中，在流通领域构成一个集采购、运输和定价销售为一体的国营垄断体系。
青苗法的提出比均输法晚了两个月，这是王安石的独创之举，也是他最为得意的手笔，据他自己说，这一思想源于《周礼·泉府》——尽管他曾说过“祖宗不足法”，不过在后来，他不断地到《周礼》中去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这一点跟王莽很类似。其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
王安石的这三大政策一举笼罩了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两大领域——商品流通和农业生产，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可想而知。就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仅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国家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应也充分发挥了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增加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
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
王安石的政策实在过于刚烈，在后来的数年中遭到反对派的群起攻击。司马光被外放洛阳长达15年之久，在那里，他一边编撰《资治通鉴》，一边与同道者声气相通，多次发表《与介甫书》，以公开信的方式批评变法。司马阵营非常强大，其中包括苏洵、苏轼父子以及欧阳修等著名人士。
面对朝野的汹汹反对，固执的王安石当然不甘示弱，他公开发表《答司马谏议书》予以驳斥，同时对质疑人士实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压。在他的主导下，几乎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都被贬斥，要么被驱赶出决策层，要么被流放到京城之外，要么被迫辞职或称病不出。当时朝中的主政大臣有五位，时人戏称他们是“生老病死苦”，除了王安石是“生”之外，其他四位则分别是“老病死苦”。
“王安石变法”前后执行了17年，神宗从即位开始，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变法的坚定支持者。1085年4月，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
这些反对者没有执政时反对王安石，可是当自己执政后，又拿不出好的办法，在司马光执政的一年后，1086年5月，王安石郁郁而终。4个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
反对派的“无能”以及财政状况的现实需求，使得王安石的变法之道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和众多朝臣的反对而彻底中止，它竟余波荡漾，一直衍续到北宋的灭亡。哲宗执政9年后，突然又宣布重新恢复所有新法，他启用的变革大臣正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及其状元哥哥蔡京。
我们看到，在皇权体制下，中央集权的底层逻辑就是掌握各项权利，没有这些权利的保障，中央岌岌可危，也就是说历代变法者的死循环又在这出现了，如果皇权体制不改革，那么这样的变法只会一再上演，无休无止。
北宋中期之后，多次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制度改革已经一再证明，无论怎样的变法都无法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当体制内创新没有出路的时候，以暴易暴的“革命”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从宋代到鸦片战争的900年中无数次农民起义，剥夺富人财富以济贫穷的革命行动乃是司空见惯的”。与之相对应的是，治国者也放弃了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格局越来越小，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王安石变法之后，中华帝国的执政者已经绝望，因为无论怎样都找不到与中央集权体制配套的经济模式，所以对于执政者来说，干脆放弃，只求国家稳定就好了，明清两代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国策，中国与世界隔离了，从此再无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