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大电影今天全网首播，错过了纪录片和电影院首播的我这次瞅准机会，没有犹豫，看完之后，心中有种莫名的感动。老实说，我是因为纪录片的名气才去看这部电影的，完全是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当然，也有很多人评论过纪录片，但是在这里我只是单纯地想表达一下我的想法。
《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版应该是纪录片的综合体，是将纪录片剪辑整合到了一起。跟随着镜头，穿过一条条胡同，打开一道道红门，便拉开了整部影片的帷幕。《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一部纪录片，安静平淡，展示的也都是文物修复人员在故宫里工作和生活的内容。它可能没有吸引人的画面或故事情节，但它在平淡之中自有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
提起文物修复师，我能想到的都是中年或老年的大叔，因为21世纪，从事工匠的年轻人不多，更何况年龄老让我们觉得他的技术精湛，但是故宫中有很多年轻的面孔。
金石钟表组的恽小刚师傅说:“干我们这行，必须坐得住。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就是赵师父给了我一个青铜的弓，就让让你去划那个铜。其实它的意义就是练你的耐性，让你坐得住。”还有一位师傅说:“师父也是为了磨练你的性子，会给你找好多的活，拿一刀纸，让你去刮上面的草棍、黑渣。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他有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晾你，练习你的性情。这三年学徒，起码有一年半是在干这个。”
的确，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用传统的收徒方法对待新徒弟，对年轻人来说很不容易。但很多人正是因为这样的训练成为了手艺精湛的大师，他们沉淀了躁动的心，精进了手艺，也升华了品格。这就是中国“做事先做人”的传统智慧。
记得看过某本书上说瑞士的工匠制作一只手表需要耗费数个月的时间，而世界上的精品手表也基本上来自瑞士。中国的传统工艺也很注重工艺，木匠生产一把普通的椅子也需要耗费数个月的时间。只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不得不加快生产速度。中国制造撑起了中国产品，却撑不起中国精品。所以经济转型的今天，中国更强调创造，强调工匠精神，这也是这部纪录片能够走红的原因吧。而那些文物修复师无不有工匠精神，像金石钟表组的王津师傅，在故宫修钟表修了三十多年，钟表的修复是不容易的，有时候天上下一场大雨都会弄坏刚刚修好的钟表。王师傅的职责就是让这些钟表“恢复机能”，当这些钟表“叮叮当当”运转起来时，也是“复活”后的它们最美丽的时刻，但是被修好的钟表只能运转一次，便被放入陈列橱窗中安静地供人欣赏。再比如木器组的屈峰师傅，一次他修复一尊木佛，上面的指标并不高，可他却坚持为木佛补上了两根残缺的手指。屈峰师傅是修复师中的“大哲学家”，他说:“有时说残缺是一种美，但是残缺那一点，感觉总是让人觉得不舒服，而且我们这个，就是做到，是有依据来补的，没有依据我们是不会再补了。”
现代科技使文物修复变的简单，但也有的文物修复是科技帮不让忙的，比如书画修复中，电脑喷绘没有手工临摹的质感。有的涂料对文物有害，所以还采用猪血拌石灰的传统方式。师傅和徒弟也似乎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徒弟跟师傅学到的不仅仅是技术，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而现在的徒弟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让师傅很省心。这里的修复观念也很独特，西方修复文物是让它破损的地方更明显，以显示它的可塑性，而中国是力求让文物修得与原件接近。
在故宫修文物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慢节奏。清幽安静的环境时时都能听到鸟鸣，碧绿的植物装点着明净的窗户，窗台上或小道上趴着一只慵懒的猫，一有动静便窜出去。在这里，工作人员与鹦鹉、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大自然多么亲近，明朗的环境像一幅幅颜色鲜艳的铅笔画。而同事之间，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互相帮助，互相玩闹。总之，在这里透着一股浓浓的老北京味儿，是在外的钢筋水泥的环境里所没有的。
在这里，文物不仅仅是死东西，文物与人的关系，还是“大哲学家”屈峰师傅总结的最有道理，而他所说的，似乎也包含着修复师工作的意义。
他说:“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但问题还是，跟人的境界有关。我们这个世界，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始终是以人的角度来认识，这就是人和事物的关系。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什么是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他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我们从过去最早的时候说，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玉就是一块破石头，它有什么德行？但是中国人就能从上面看出德行来。他都是以人来感悟物，体悟这个物，以物又来推导人，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跟你说中国古代的，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那这更是因为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这样的物自然就承载了人的意识，承载人的审美，承载人的认识。”
每个修复师都有自己的哲学，他们或许学历不高，但经过长时间的积淀，他们懂得的最多。因为媒体，他们无意间成为网红，所以要感谢媒体，不然他们终将默默无闻。也感谢他们，他们牺牲自己的青春，换来的不仅仅是文物的青春，更是故宫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