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有些“研究者”、“专家”发表文章，用种种猜测“揭秘”弘祖出家的原因，劝君千万不要在此浪费时间，以免以讹传讹，误导后人，还是先了解弘祖出家后的成就及对佛教的贡献，一切便明了。
李叔同（1880-1942年）名文涛，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号弘一。生于天津河北区粮店后街。是近代文化名人和佛教律宗祖师。
“二十文章惊海内”的一代宗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曲、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的书法艺术精湛，“朴拙圆满，浑然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他一幅字为无尚荣耀。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中国话剧创始人，同时也是把西洋画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水彩画的开拓者。他以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了著名画家丰子恺、潘天寿、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代文化名人。出家后，精研律学，编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等著作，使中断400年的南山律宗得以继承弘扬，被佛门尊为第十一代律宗祖师。
今年10月23日，是弘一诞辰135周年纪念。天津李叔同博物馆特意举办《海河之子——李叔同与天津》展览暨两场讲座、对谈，现将部分纪念活动内容分享读者。
我的祖父李叔同——弘一大师
童年
李叔同（1880—1942年）名文涛，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号弘一。生于天津河北区粮店后街。是近代文化名人和佛教律宗祖师。
弘祖清光绪六年九月二十日（1880年10月23日）出生于天津三岔河口东粮店后街地藏庵附近陆家竖胡同的一座三合院内。
弘祖曾在歌曲《忆儿时》中写道：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
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
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险情托。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这首歌的写作时间是在1915年，歌词中亲切的回忆起儿时的生活，品味童年的乐趣。
弘祖约三岁时，其父亲在距旧宅不远的粮店后街62号（今60号），购置了一套“田”字形共有四道院的新宅第，祖父随同家人迁居于此。
启蒙
弘祖自幼聪明过人，少小时在家上私塾，5岁时诵名诗格言；6岁起习《百孝图》、《格言联璧》、《文选》等；8岁时读《名贤集》、《孝经》及唐诗；11岁时学《四书》；12岁攻《尔雅》、《诗经》、《说文解字》并开始临帖；15岁起学词、制篆刻……在研究中国传统诗书的同时，还学习算数和外文。他生在富商的家庭，并无经商的兴趣，倒是对诗词、篆刻，甚至戏曲等颇为倾心。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辅仁书院读书，学习诗文，切磋学问。辅仁书院在天津旧城西南角的文昌宫内，后称之为“文昌宫小学”。弘祖曾为文昌宫小学写了一首校歌，歌词是：“文昌在天，文明之光。地灵人杰，效师长；初学根本，实切强；精神腾跃，成文章。君不见，七十二沽水源远流长。”至今坐落在红桥区的文昌宫小学还在唱这首校歌。
1897年弘祖曾以童生资格应天津县儒学考试。1998年又入天津县学应考。他在这两年里写过很多文章，因他读过经史诗文，学有根底，加上自幼聪慧，每次考课作文，总觉有不尽思绪需要写出。按照格式，文章需要每个格写一个字，老师发下来的纸张又是有一定限量，祖父总感觉意犹未尽，纸短文长，就在一个格中书写两个字，博得“李双行”的美称，他的文章常常名列前茅。
弘祖青年时期在天津奠定了夯实的文学艺术基础，主要得益于他的老师唐静岩、赵幼梅两位先生。
弘祖的书法篆刻主要得益于唐静岩先生的教育指导，17岁那年曾请唐静岩师遍书各体，弘祖题签《唐静岩司马真迹》，唐静岩先生特作跋语。1899年在上海专为先生刊印此册，此举足以看出弘祖尊师笃学的精神。
祖父的诗词文章主要受教于赵幼梅先生，赵幼梅是津门名士，推崇苏东坡，他向祖父传授的主要是苏诗艺术。祖父原是熟读过唐诗和五代词的，经赵元礼先生以苏师相授，由唐入宋，再通读两代名家名作，融会贯通，深得唐诗宋词之奥秘，诗艺词艺俱进。
李叔同《忆儿时》歌谱
南迁
1898年，19岁的祖父奉母携妻迁居上海，初到上海时是赁居于法租界的卜邻里，由于他年少才盛，旧学新知又一应俱全，所以在他到上海不久就加入了“城南文社”。
“城南文社”是一个切磋诗词文章的团体，他加入文社后立即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几次评诗，他都名列前茅。“城南文社”的活动地点就在“城南草堂”，草堂的主人名叫许幻园。其人名荣，江苏松江人，家中富有，为人也慷慨，被认为是上海新学界的一位领袖人物。
许幻园亦经常进行悬赏征文活动。自从祖父到上海后，只要他参加投稿，每次皆得第一，许幻园慕其才华，就特地让出“城南草堂”的一部分房间，请祖父一家搬来同住，从此他俩便成了一对挚友。
来“城南草堂”聚会的人中还有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三位。他们也都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这五位才子年龄相差无几，情投意合，就决定结成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
祖父除了写诗文外，也参加美术活动。1900年3月会同友人在上海福州路杨柳楼台旧址组织“海上书画公会”，每周出书画报一张，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他自编了《李庐印谱》，又出版了《李庐诗钟》，其影响正如同他自己所言的那样：“二十文章惊海内”。
1905年我的曾祖母病故，我的祖父非常孝敬父母，一定要将曾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按旧规矩“外丧不能进家门”。因此，他们兄弟之间对此意见不统一，后经亲友调解说和，最终曾祖母的灵柩由正门进入，出殡时也由正门出。为其母亲正了名。
在举行丧礼的前6天，天津《大公报》就在《本阜新闻》栏中以《文明丧礼》为题预报说：
“河东李叔同君，新世界之杰士也，其母王太夫人月前病故。李君特定于本月（按指7月）二十九日开追悼会，尽除一切繁文缛节，别定新仪”。次日又公布了“新仪”的具体内容：除称“备有西餐，以飨来宾”。
并附《哀启》：
“我国丧礼繁文缛节，俚俗已甚。君广平（“广平”为李叔同的字）愿力去其旧。爰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定新仪如下：一、凡我同人倘愿致敬，或撰文诗，或书联句，或送花圈花牌，请毋馈以呢缎绸幛、纸扎箱彩、银钱洋圆等物；二、诸君光临，概免吊唁旧仪，倘须致敬，请于开会时行鞠躬礼；三、追悼会仪式：甲、开会，乙、家人致哀辞，丙、家人献花，丁、家人行鞠躬礼，戊、来宾行鞠躬礼，己、家人致谢来宾行鞠躬礼，庚、散会。”
整个丧仪为西式，致悼词（不是孝子跪地读祭文），我的祖父弹钢琴，唱自己谱写的哀歌，全家穿黑色衣服送丧。
曾祖母之丧，正直戊戌变法后封建势力反扑之时，祖父于改革丧制，表现了极大的胆识。祖父生性纯孝，其母亲谢世后改名“李哀”，字哀公，据丰子恺先生在《法味》一文记述，祖父曾说母亲的死使他“从生平最幸福的时候转入不断的哀悲与忧愁，一直到出家”。祖父改革丧制正是以此来表示对母亲的深切悼念。
续佛慧命
“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弘祖1918年出家为僧，弘祖的出家没有牵涉到任何世俗因素，完全是为了住持佛法，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将佛法发扬光大，利益众生。直至1942年圆寂，这二十四年间，对佛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鉴于佛门戒律松弛故而致力研究律宗，学律持律，以自己严格的持戒行动为佛教界树立模范，并振兴淹没七百年的“南山律宗”，履践他的弘律誓愿，呕心沥血，竭尽全力，精研律藏，先后编著许多有关律学典籍文献，总称为《南山律苑丛书》，其中以《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最为精辟，为“经典性”著作，用去七年时间才完稿，精心构思，将原有戒条，制为表解，化繁为简。表中所列制意、罪相、具缘、开缘、并制、境想等，纲目精细，条理分明，一一了如指掌，令初学者，易得门径，被称为宋朝元照（灵芝）律师以后第一巨著。
戒律的学习和弘扬一向是僧尼的专职，在家居士是不敢问律的，所以居士对戒律的了解至多停留于五戒八戒的戒相上，弘祖为此编写《南山律在家备览》，为在家居士学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弘祖受戒后，严格实践过午不食，躬行诸戒，僧衲简朴，赤脚草履，威仪寂静，充分体现出无挂无碍的解脱心境。所有起心动念，言行举止，行住坐卧，无不谨慎。一次，丰子恺先生寄一卷宣纸，请弘祖书写佛号，宣纸有余，弘祖便去信问多余宣纸如何处置？丰子恺先生原是多备一点，供弘祖随意处置的，连忙回信说明：“多余的纸。赠与法师，请随意处置”。又有一次丰子恺先生寄回件邮票多了几分，弘祖把多的几分寄还他。于是以后丰子恺都要提前说明多余的用途，弘祖方肯使用。
弘祖精研《大方广佛华严经》，将各种译本中精辟的经句集成联句，编写成《华严集联三百》一书。《华严集联三百》力求不失《华严经》经文本意，又富佛教哲理，择对工整，灵活不滞。加上书法艺术的庄严，更引人入胜，欢喜持受。
弘祖出家后最敬仰印光法师。向初学佛者推荐《印光法师文钞》。在致姚石子信上说；“法师今居普陀，昔为名儒，出家已二十余年，为当世第一高僧，品格高洁严厉，为余所最服膺者。” 弘祖出家后不作住持，不畜徒众，不乐名闻利养。因担任住持，要外应俗务，内抓管理，妨害道业。所以，弘祖和印光法师一样，都以不作住持为真实弘道的第一条件，全身心深入经藏，将释家的思想“化”在儒家的逻辑思维中。在创办“佛教养正院”时，致瑞今法师信上写道：“弘一提倡之本意，在令学者深信佛菩萨之灵感，深信善恶报应因果之理，深知如何出家及出家以后应作何事，以造成品行端方，知见纯正之学僧。至于文理等在其次也，儒家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亦此意也，谨书拙见，以备采择。” 弘祖认为当以立德为先，立言为后，不能只精通理论，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人。
当今，有些“研究者”、“专家”发表文章，用种种猜测“揭秘”弘祖出家的原因，劝君千万不要在此浪费时间，以免以讹传讹，误导后人，还是先了解弘祖出家后二十四年间的成就及对佛教的贡献，顺便再学一学佛教的教理教义，待思想境界有了提高，一切便明了。
念佛不忘救国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是弘祖在一九三七年倡导的。当时日本侵华的气焰嚣张，大师居厦门万石岩，自题居室为“殉教”室。并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弘祖以为：“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 弘祖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念，得到僧俗群众的普遍景仰。民国27年10月，为勉励泉州承天寺僧众发扬爱国爱教精神，弘祖举笔题词：“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词末又跋：“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后来厦门遭日本飞机轰炸，弹片入室，弘祖泰然无惧，诚如他的一首诗云：“亭亭一枝菊，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弘祖的这种爱国爱教的精神，将永远地值得人们学习与歌颂。
1937年在厦门他第一届运动会撰写了会歌，歌词是：
“你看那，未来敌，多么披猖，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面对日本的入侵，唤醒国内各阶层人民，投入救国救民的洪流中。弘祖在开示时宣传爱国思想，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横幅，并加跋语：“佛者，觉也，觉了真理，及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弘祖提出念佛不忘救国的佛教救国主张，这是佛教教义的一个创举，得到佛教四众弟子的拥护和赞叹。
创办佛教养正院
厦门南普陀寺，香火鼎盛，是闽南的游览胜地。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十余年间，常惺法师和太虚法师先后于此主持闽南佛学院，四方佛子前来求学，前后有数百人。学风之盛，为全国佛学院之冠。海内外弘扬佛法的知名法师，大半出自该院。到了后期，因学风稍微松弛，时常发生风潮。当时院长常惺法师，请了弘祖来闽南佛学院讲学和整顿学风，弘祖到闽南佛学院一看，学僧不听约束已成风气，认为机缘尚未成熟；主张另办学院，重起炉灶。这时瑞今法师和广洽法师正在南普陀后山的兜率陀院，亲近弘祖学律。弘祖主张学院要从头办起，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建议创办佛教养正院，亲自草拟章程和书写院额，并请常惺法师聘瑞今法师为养正院主任，广洽法师为监学，高文显居士等为讲师，招僧上课，与闽南佛学院同时教学。两相比较，结果养正院规矩严肃，院誊日隆，学僧多为较年轻的闽南人，也造就了不少佛教僧才。弘祖有时来养正院讲学，《青年佛教徒应注意的四项》（一、惜福；二、习劳；三、持戒；四、自尊）就是在养正院讲的。弘祖不但重视教理研究，尤其重视戒行的修持，可谓学行兼顾，事理圆融。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厦门为军事要地，院舍被军队占用，佛教养正院只办了三年就停办了。
1981年七十一岁高龄的妙湛老和尚在南普陀寺复办佛教养正院，延续至今。
弘祖的嘉言懿行是我们行为的准则
弘祖圆寂已经64年了，由于年龄关系，我没有亲近过弘祖，无缘亲自聆听弘祖的教导，但弘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丰厚的佛学著作，我们读到《弘一大师演讲集》就好像弘祖在面对面教导我们，倍感亲切。非常感恩记录和搜集这些资料的大德。
早年家有一对联：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弘祖在《青年佛教徒应注意的四项》中讲道：“我们即使有十分福气，也只好享受三分，所余的可以留到以后去享受”。我自幼受家庭的教育，深知惜福之必要，习劳、自尊、持戒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准则。
现在，中国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弘祖景仰者和崇拜者与日俱增，纪念馆、纪念会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发展。学佛是为了成佛，纪念弘一大师就是学习弘一大师，做弘一大师。我们以平常心、清净心，通过各种纪念活动来深入地研究弘祖的嘉言懿行，以弘祖为典范，见贤思齐，“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使“弘学”文化深入到现代文化与生活之中，学以致用，推进当今和谐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的学识更充实，人格更圆满，做弘祖精神的传人。（本文为李莉娟女士在天津文博讲堂所做讲座，授权刊发，因原版面有限，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