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怕是因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这么回事。我大学毕业也回土星。建、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搞、搞、搞革命。
——《1973年的弹子球》，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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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据说不是编辑约稿，而是村上春树历时6年“前所未有的自传性作品”，可见，其中不少内容，是村上春树不吐不快的。
作为小说家，村上强调持续写作的重要性，但是不是所有年份都有丰收，所以村上往往隔几年写一部大部头，中途陆续出一些散文集或者小说集。不仅村上春树，奈保尔之类大作家，往往也会如此，这对于读者和作者本身都是必要的，既保持了写作的持续，也维持了市场的关注度。
村上在谈论创作时，讨论过很多有趣的话题，比如小说家是宽容的人种吗、写点什么好呢、该让什么样的人物登场等。其中很多内容，对于村上的老读者，并不意外。但是比较意外的是，村上还谈及和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交往。两人本来没有什么交集，却因为都在海外访学而认识，最终结下友谊，合著出书。背后促成这件事的，正是村上背后的女人：村上的太太村上阳子。
“30岁那年，我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这是村上春树作为小说家的开始，他自谦是一个比比皆是的普通人，“走在街头并不会引人注目，去餐厅吃饭时经常会被领到糟糕的座位上。如果没有写小说，大概不会受到关注，会极为普通地度过极为普通的人生。”
然而，他的人生到底和一般日本主流期待的大公司上班族（サラリーマン）生活不同。他上的是早稻田大学，当时还是私立大学，学费比起国立大学贵了一倍，别人上好的私立大学往往是为了找好的工作，然后成家立业，然而村上似乎并无此意，至少他的路线刚好与别人相反，上学，先结婚，然后工作，最后毕业。
回顾自己三十多年职业小说家的生涯，村上总结为机缘巧合，“偏巧有一点点写小说的资质，又得到幸运眷顾，再加上几分顽固（往好处说是持之以恒），就这么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一写便是三十五年有余。这个事实令我感到震惊。我想在这本书里表达的就是这种震惊”。这种震惊背后，或许少不了阳子的存在。
正是在早稻田大学期间，村上与未来的太太高桥阳子相识，两人准备结婚的时候，村上一方家长反对，而高桥家则很开明，据说只问了一句“你爱阳子吗？”村上休学期间，夫妻二人最初过着白天去唱片行打工，晚上再去咖啡馆工作的生活，几年后努力攒钱有自己的生意之后，生活才算初步安顿，村上直到1975年才拿到自己的学位。
在70年代的时候，村上和太太在国分寺车站南门开设了一家店，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爵士乐咖啡馆“Peter Cat”。白天可以喝咖啡，吃东西，当然，还可以喝酒，还有现场演奏会。村上和太太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即使负债累累也继续下去，他们当时“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也几乎没有取暖设施，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
村上春树很少在媒体曝光，阳子本人出镜更少，偶然和村上同框是在一次颁奖仪式上——事后，不少人包括国内女作家认为这一场景非常可怕，因为村上本人看起来还颇有魅力，而太太已经垂垂老矣。这种想法显然过于以己度人。事实上，村上太太对于村上的写作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很神奇的人物，村上见河合隼雄之类，就是阳子坚持安排的，她说见这个人一定会有好事发生，事后证明果然如此。
村上跨界的谈话，我印象中还有一次是和指挥家小泽征尔，两人都享有国际声誉，在各自的领域都颇有声望，对话在美国檀香山、瑞士日内瓦湖畔、驶往巴黎的特快列车上等地点展开，主题自然也是音乐，非常有意思。这场跨界合作背后也有村上夫人阳子的影子，村上表示自己通过小泽征尔的女儿征良见到小泽先生，随后有对话机会，而从小泽的记录来看，征良也是阳子的挚友，在后记中他还特别致谢阳子“总是为我准备营养丰富的小菜”。
村上一方面远离大众与媒体，另一方面却也和河合隼雄、小泽征尔等不同的人物跨界交流，背后原因，很大程度是彼此作为创作者的认同。村上总结自己与小泽先生有三个共通点，都能从工作中获得一种纯粹的喜悦、依然拥有年少时期的求知欲、有耐心的顽固，因此交流常常有遇到知己的感觉，“他这心态，我也了解”“庆幸世上有他这样一个人”的感叹也会时常出现。
这种相遇，背后是一种理解，这种理解高于才华、秉性、知名度，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契合。而村上太太阳子，对于这种状态的维持显然是积极因素。其实，以小说家职业的孤独属性，加上村上的离群索居，家庭的亲密关系非常重要，村上夫妇之间显然具备这种化学反应，这对于村上生活乃至写作非常关键。至于外貌，村上对粉丝早有解释：“我们刚结婚时，她头发又直又长，留到腰际。可是这几年来越剪越短，现在因为她常游泳，她的头发超短。她真的很特别，除了一些特殊场合之外，她从来没有烫过头发或化过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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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村上春树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
写畅销书还得诺贝尔文学奖，听起来好像就是太好却不太容易成真的美事；之所以说挺好的，是因为得奖与否实在不是唯一目的，对于眼下有名气、有身份、有畅销保障的村上，多一个锦上添花，少一个来日方长。
不过，村上春树没能获奖，在国内激起的涟漪似乎超过日本，从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规则解析再到得主性别、地域、政治解析，就是素日严肃高端的财经媒体也来凑热闹，更有甚者，搞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投票标准。
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一谈就俗的话题，难怪人人未能免俗，笔者忝列其中。
目前社交媒体的流行说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得奖之前，主要是感性表达，往往集中于表达远近亲疏，所以中文书籍出版多的尤其来中国多的作家往往被一厢情愿地冠之以热门希望。这是人情，无可厚非，但是相比较国际作家的复杂程度，如此单纯的愿景实在难以匹配文学世界的实在进展。另一类则貌似理性预言，尤其是名单公布之后纷纷显示自己的先见之明，就像证券分析师们总是张扬正确的预言隐匿错误的预言一样，好像永远手握水晶球。
文学是很私人的事，文学评论更是众口难调，尤其在众声喧哗的今天，所以诺贝尔诸多奖项之中，文学奖大概是各路意见最多而又最漫无边际的一个。
按照微博好友李大卫的说法，大体上，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热度，和一个人群文化上的外省程度成正比——此处，“外省”这个词语，换作土豪、城乡接合部亦可。更进一步，评价的专业甚至清晰程度，基本与参与人数成反比，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其中一例。
虽然哲学家说趣味无争辩，但品位总是被附加长长的鄙视链条，文学界的势利评论比比皆是。当诺贝尔文学奖偏向众望所归之际，往往会被批评迎合大众，而当诺贝尔文学奖剑走偏锋之际，往往又有批判说喜欢冷门，两害相权取其轻，好像冷门总比大众高端洋气上档次一些，所以个人对最近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实在兴趣不大，不必列入非读不可行列。
从82岁的加拿大奶奶爱丽丝·门罗获奖再到英国文坛的“移民文学三雄”之一的石黑一雄得奖，各种新闻总有写头，从家庭主妇逆袭成为热门话题到一下子人人都爱读移民小说，那么让大家继续去谈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继续聊村上吧。
村上的作品，其实为“村上春树”四个字所累，贴上通俗、小清新之类标签后，当我们谈论村上时，往往有过度诠释之嫌，还会面临更大一群不读村上的声音。社交媒体上的村上愈加面目模糊，有前辈说村上的小说不如日本前辈，有年轻作家留言说村上远远不如帕慕克，就连经济学家也在谈论村上作品的色情，很多人批评村上的作品脱离社会，村上还是村上吗？
村上确实不类似他的日本前辈，尤其是昭和一代的文豪，风格也不如帕慕克那般带有东方色彩，情色似乎也是村上作品中自然不过的摆设，以至于常常令人忘了它的存在。不过，我认为这恰恰是村上作品的特点，那就是他的现代性。抽离东京等地名，村上的人物无论放在纽约还是上海，都是栩栩如生的，我觉得对于小说家来说，能够创造出这种都市化的真实，已经弥足珍贵。帕慕克或许比村上深刻，但是我从村上汲取的养分，远多于帕慕克，正如张爱玲所言，现代的东西，到底和我们亲近。
其实考察村上本人，好像除了在美国看到船底的海裙菜忍不住流口水之类细节之外，他带有不少世界公民的气质，无论跑步的生活方式，还是音乐的流行趣味，抑或饮酒的倾向习惯，很难看出特别的日本化因素。村上的前辈中，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东方和传统因素影响不菲，就像颁奖词也强调“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可是，村上不是川端，村上的时代也不是川端的时代。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村上的写作，体现了与世界的共时性，这也是他不仅在日本赢得欢迎，在别的国家也收获粉丝的原因。我以前觉得村上是一位有世界公民特质的作家，后来想想，对于呼吁脱亚入欧多年的日本，本来早就在发达国家的共同体内，我们看村上，和世界看村上，角度不尽一致。
回头来看，这不是村上第一次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只是这一次貌似离最后一步最近。我想起村上的早年，他就读早稻田大学，逃学旷课，几乎无法毕业，但是多年之后，却成为早稻田大学的杰出校友。这和他的文学路径有些类似，他喜欢卡佛、菲茨杰拉德等人，却按照自己的方式写出了自己的作品，即使有通俗之嫌，但最终仍旧有可能获得殿堂的认可。我不想说村上的作品如何伟大，但是我觉得他最终得奖非常有可能，这或许也是给诺贝尔文学奖一次承认文学在真实世界影响力的突破。
手边有本村上作品集《碎片，令人怀念的1980年代》，写于80年代早中期，那时候他最卖座的《挪威的森林》还没出版，他也在为写《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伤神，甚至会从早上写到三点过，烦得不得了了就去看电影。
换言之，这本书是村上尚未大获成功之前的作品，从中可以一窥没有太多防卫心理的村上心声，有的话放在当下尤其值得玩味，比如他说这个“令人费解的世界”的名声和评价：“如果非要表达个人意见，我认为在这种信息过度密集的现代社会里，一切名声本质上都是过度评价。评价不足的概念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被视为评价不足，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过度评价了。”
村上很喜欢菲茨杰拉德，也很喜欢国外杂志比如《君子》，二者也有联系。关于菲茨杰拉德下体的尺寸，因为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中的描写成为多年话题，以至于日后还有《君子》杂志创始人金里奇来澄清，尺寸“足够了”。村上看到这些新闻又无可奈何地感叹，作家这个行业不好混：“活着的时候要接受评论家恶毒的批评，死后连阴茎的尺寸还要被拿来大做文章。”
今天的村上不也是如此吗，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被批判，公布之后被揶揄，确实不好做啊。